所谓的暴走仅仅是一次拙劣的下克上

近代以来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中层军官领导的对抗和操纵军部和政府高层，达成一些符合军部需求的行动，经常被爱好者们称为“下克上”。

“下克上”一般是形容应仁之乱以来的战国时期的一系列国人和守护代逐渐夺取守护国司实权进而灭亡足利幕府的革命。应仁之乱集中体现了足利将军家作为大名联合首领的昏庸，山名、畠山、斯波等各位显赫的国司守护也暴露了自身之无能，足利义政煽动畠山、斯波等家族内乱却无法收拾，将军的妻子甚至在两军对垒之际收取敌军贿赂调停战事。达官显贵争相比烂，无论是将军还是有力大名均无力收拾局面，这时地方上的朝仓织田这些守护代和本地豪族国人众才开始取代他们，以建立一个新的稳定的政治局面为目的开始了兼并战争，织丰政权和德川幕府的建立无疑是一次政治上的进步，引领日本社会走向了安定的方向。

而陆军在日俄战争后影响力快速上升，20世纪30年代开始，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少壮派精英军官建立木曜会和一夕会，虽然一开始他们就对满蒙征服一类的问题有所涉及，但内部意见有很大分歧，形成统合的最大理由反而是反对藩阀，即反对山县有朋以来长州藩势力把持陆军高层的现状，这场运动的发起者和精神领袖永田铁山明确了组织的最初目标，控制陆军省军事课、参谋本部动员课等要害部门，进而排挤当时长州派领袖陆军大将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和宇垣一成，最终拥立非长州的荒木贞夫、林铣十郎等人，从而影响和控制具有政策制定权的内阁。

永田铁山认为，一战战败的德国存在着巨大的仇恨和不稳定性，下一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而德国能够在一战时坚持战斗四年多，就是因为德国控制了许多非固有领土上的重要资源产地。因此提出了以世界大战为目的的总动员论，试图以朝鲜和满蒙弥补日本战争资源不足的短板建立一个普鲁士德国式的日本帝国。当时日本政界主流是以原敬、加藤高明、浜口雄幸为代表的政党政治家们，他们在外交上信奉威尔逊主义，施行以国联为基础的国际协调政策，因此积极的投入到各种国际政治军事协定当中。

其实伊藤博文主导建立明治君宪体制时，对普鲁士的制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学习，直接拜当时的普鲁士帝师格奈施德和施泰因为师。格奈施德在指导明治宪法时说“预算与兵马大权不可委于议会”，与伊藤博文同行的平田东助大惊曰“如此与既要士官又不令其佩剑何异”，格奈施德直接面斥“你们以后会非常后悔的”。1889年明治宪法基本以普鲁士形制为蓝本颁行，格奈施德却反向一语成谶，而此时的伊藤等人虽倾向明显，但对普鲁士制度已经存疑，并部分体现在了明治宪法当中，不得不说陆军某些精英落后时代五十年。

从结果来看，虽然一战后的威尔逊主义不够成熟，但二战同盟国的胜利完全可以看做一次国际协调主义的胜利。希特勒简直就是抱着地图填色的理念作战，凭借着德意志卓越的战争能力把所有人都打成了敌人，而美英几乎协调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计代价的对苏联展开了援助，避免了东线战场的溃败，最终以日本人喜欢的庞大人力和物料战胜了同盟国，而这种资源优势并不来自于占领，而来自于政治结盟。

陆海军和政府的矛盾内在是理念之争，外在还是利益之争。日本内阁当时与世界各国签订了涉及中国的《九国公约》、涉及限制军备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并从财政健全角度上多次否决了陆海军增加预算的要求。陆海军的诉求则极为单纯，增加预算，增师造舰。枉顾经济和财政现状，一步步地滑向目光短浅的本位主义。到了1940年在是否加入德意同盟时，永田铁山的政治继承人之一武藤章神奇的认为与德国结盟可以避免美国对日宣战。11941年，永野修身本不同意对美开战，在内阁冲突严重的情况下以次年收到更多资源拨付同意了对美开战。

这场“下克上”从满洲事变开始，就带领着日本决策层和各部门在面临复杂局面时，最终经常以自说自话的诡异逻辑收场。“下克上”的主导事实上是一群秉持着前现代理念、热衷于地图填色游戏的幻想家，他们热衷于制定计划和变更计划。1941年9月，海军提交的对美开战后三年损失情况估算为开战后三年民用船只全无、造船缺口高达400万吨，而到了10月大本营联络会议时，海军提出了年均损失仅70万吨、建造能力完全可以弥补损失的新评估，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大为满意。决策混乱随意到了这个地步，这场“昭和维新”至多只是一场形式上的“下克上”，永田铁山、东条英机实在不配与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相提并论，反而可以与足利义政、斯波义廉比比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