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福斯特到梅尔清——“南北战争”与“太平天国”研究方法的“变”或“回”

用了些时日，阅读梅尔清《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转而又从架上将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找出来，这期间穿插读完了裴士锋的《天国之秋》，由此基本明确了梅尔清女士“太平天国”研究方法的来路。对于两场几乎发生于同一历史时期的战争，渐为后来史家所关切，将两者置于一处加以探讨，绝非何种新的发明、创见，而是颇有些时间可循。然我所要阐述的并非战争本身，而是两位学者于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或许先来从新了解一个词语的含义，即“立场”，在当代汉语语境中，该词存有两种释义：其一是指认识和处理问题时所处的地位和所抱持的态度；其二是指阶级立场。很显然，立场是一种不容转变，无可调和的看待问题的态度，甚至会上升至阶级对立。

在太平洋的西海岸，“政治正确”是操持一切话术的基础，这个问题，实际上历史弥久，从“咸同”之交始，曾国藩即是抱持这样的态度，四平八稳的去处理“家族权力扩展”与北京“朝廷”之间的关系；而到民国初始，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上，简又文以《游洪秀全故乡所得到的新史料》、《金田之游》对孙文的“民族主义”需求作出了积极的呼应，此可谓“太平天国”研究的初代转向，亦可为red fever之始；到阶级刻不容缓的需要农民起义此一典型的时候，罗尔纲们则积极投身于这项“研究”，穷其一身、“筚路蓝缕”的开创了“太平天国”研究的“全新气象”，大有“舍我其谁”的一种姿态，这是“阶级撑腰”、“政治正确”的巨大“硕果”。“立场”几乎决定了“太平天国”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历史并不重要，历史为“今”所用，才成其为历史，否则它只能被清算，遭到无情扫除，如武昌沈懋良及其作品《江南春梦庵笔记》、如被“修删”的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即如是，为了在研究的道路上不出现相龃龉、矛盾的问题，他们制造了一个回收历史材料的“垃圾箱”，名之曰“辨伪”。实际上对于晚清民初呈现的各类史料笔记，如何看待与应用？在我们当下，已有了明确和清楚的方式方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这些著作产生的原由——作者的情感、角度，以及有何因缘？断不需要以“畏之如虎”的心态去面对或“处理”这些作品。

这些与“立场”紧密粘连的研究方法，在太平洋西海岸疯狂生长、复制、蔓延，成为一大景观。从对战争的全景式、宏大叙述，到细致入微的《忠王李秀成自述》真伪之辨，无不服务于“民族主义”、“阶级”需求。“立场”附着于学者的身心，一如尼山萨满要去阴间寻找依勒门汗，就需要那拉费扬古的鼓点完美配合，我们的学者，欲揭历史之“迷雾”，也必然要以“立场”为根本——成为研究诸多题材的不二法门。

我于此无意重蹈“简、罗”等人之旧辙——对这一时期的研究进行不必要的“处理”。上之所述，实际已清楚的阐明了笔者对red fever这一现象的观察。我们唯可慰藉的或如希金森的总结——历史学必然是“一门不准确的科学”。

那么，历史研究是否需要立场呢？这一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似乎无可争辨的为——是。是的，需要立场，只是他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阶级”的，而是以“人”、“人民”为根本立场的研究。这也是学术研究者所需要具备的一个基本条件，我们都需要“那拉费扬古”，才可以深入到历史的场阈之中，去看看“民族主义”、“阶级”需求之外更多的不足道的“人间”，那些个体、以及所处时代人民的故事。在那个“内卷化”时期，梁阿发于广州街头与洪秀全的偶遇、以及前者所赠的《劝世良言》（参邓嗣禹《劝世良言与太平天国之关系》），在此后形成的巨大风暴——给当时的人民带去了什么？

很幸运，在我尚处于这一思考阶段的时候，从东海岸，传来了两个出色的范例，实际上我是先读了梅尔清的《躁动的亡魂——太平天国战争的暴力、失序与死亡》，才往前追溯到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著作的。两位女士分别对“南北战争”、“太平天国”这两个发生于东西海岸几乎同时期的“内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的共同点是：圴脱离了“民族主义”的束缚、没有在“联邦”与“邦联”之间站队，也没有同情“清廷”或“太平天国”的旨趣，对于个人的情绪做了最大程度的抽离。裴之锋先生的《天国之秋》恰恰是在两者之间穿插阅读，在这样的阅读中，其近乎“全面”的宏大叙事，却极容易让我观察到他写作时的情绪、含蓄的种族主义、以及在运用材料上的“有选择性”。

而梅尔清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将研究目光专注到了处于战争中的人、人民，无论是作为战争“消耗品”的官兵、他们的亲友，抑或是战争在地的人民，无不成为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瞬间毙命或一生承受身心的创伤。他们通过对各种历史材料细致的爬梳，为我们所呈现的是有别于red fever的叙述模式，没有对战争进行总结性的阐述，若种族之解放、平等，若起义之合理性等等言说。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给我们带来的是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背后，从简单的数字回归到具体的人、家庭，以及对他们的生活、运命的持久影响。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历史材料中整理、爬梳，战后统计与忠义祠的建立，既是生者为死者赋予“生命的意义”，又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深入追踪个体生命的线索。我们看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以及他们是否获得妥善的安葬、还是暴露于荒野、成为无名氏、成为死后继续被伤害的对象（来自北部联邦或南部邦联的敌视与破坏，沦为野猪、野狗的食物、抑或他者的食物），还是最终获得寸土之归宿。而对于死难者的亲友，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笔下的鲍迪奇与梅尔清书中的张光烈，他们因丧亲之痛寻求心理慰藉的方式何其相似，前者丧子，后者失母，这种影响，对于生者而言，甚至贯穿一生，岂是轻巧的可以用“恋子”或“恋母”这样的表述可以概括？

讽刺的是，战争的意义，并不一定是人们看到的——为历史之进步。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于“尾声 幸存”中言：奴隶制分裂了这个国家，然而在废奴主义遗产被遗弃的一个世纪中，种族等级观又使北方与南方的白人团结在了一起。今年的美国，似乎很好的回应了作者的这段话语。而对于平息“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来说，他与其激进的弟弟完全不同，且以儒家的观念抑制了曾国荃的抱负。曾国藩并没有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出“内卷化”的意志，对他而言——功成身退，是做为一个臣子的必然。所以，这场战争的结束，一定程度上，只是延续了战前的停滞状态，为之后的半殖民、民族主义、red fever都预留了充分的上台时间。笔者无意在此去探讨诸种历史的可能。

两位作者的研究方法，实有相承袭之处，梅尔清无疑借鉴了德鲁·吉尔平·福斯特的研究方法，只是福斯特投身于“南北战争”时期，而梅尔清则将目光转向了“太平天国”，他们所运用的材料，其实并没有多大的不同，只是在对材料的选择与观照上，更大程度的进入了个体生命的领域，从死难者的遗物到私人信件、从战时之媒体到官方及半官方的统计资料，以及克拉拉·巴顿、惠特曼等调查殉难者工作的记录；抑或余治的《江南铁泪图》、李圭的《思痛记》、地方上的“忠义录”、方志，张光烈的《辛酉记》等。两位作者将这些大历史中“微不足道”有如尘埃的身命个体一一发掘、重新将他们带回到“人间世”中，使人们看到战争背后那无可填补、修饰的空洞，“生死的界线似乎既相互渗透又捉摸不定”。

对于个体生命，在战争中瞬间转化为无物的真实，对于那些因战争所造成的无家可归的难民、遭俘虏并鲸面又被迫卷入战争的人，对于前颅该留发呢还是剃去的荒诞抉择，对于余治绘画中那些嚇人的啖人之真实，对于战争中寻找亲人信息的狂乱家属，对于那些死在姊妹馆的冤魂，对于战争中那些受苦的、无可计数的老人与儿童……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言道：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将新兴的“内战死难者”观念，定义为一个超越个人丧亲之痛的、可描述的、共同的国家损失。美国人进行统计，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牺牲之规模，以及获得自由与国家统一的代价。美国人进行统计，是因为在一场改变了人类残暴之外在限度的战争结束后，数字能够使他们产生重获确信感与掌控感的错觉。美国人进行统计，也是因为，就是有如此众多的尸体需要统计。数字似乎是理解这场战争的突出特征——深重的灾难与巨大的伤亡——的唯一方式。梅尔清则道：战争结束后，留下了什么？当然，留下了情绪，包括对清廷及其地方代理人失信的愤怒，特别是对他们没能实现保护承诺而产生的愤怒，以及中央未能协助物资而延缓重建所产生的挫折。留下了纪念景物，包括集体坟冢和纪念湘军死者、地方死者和尽忠殉节者的祠庙；这些景物带着利益冲突的烙印，以不同方式建成，由相互竞争的不同群体打理著。留下了哀痛，对所爱之人死于战时饥馑、暴力和疾病的哀痛。留下了家的画面，那是许多人再也无法返回的安全港湾。即使有人得以返回，也只会突然意识到，属于那儿的一切都已不复存在。留下了梦魇般的记忆，关于道路和运河满是难民和俘虏、水道为尸体拥塞的记忆；市场上售卖人肉的记忆。留下了扰人的回忆，关于流浪、乞讨和被俘者头发如何被绑在一起的回忆。留下了刺青的脸、长出头发的前颅、炮火的声响、乡音的熟悉腔调、飘荡不去的腐败气味。留下了受措感，那种寻觅不到生还者的受措感，以及既找不到人，又找不到遗骸的打击。留下了失去感，过往一度真实且确知的事物都失去了，一切都变得不再真确、不再稳定、不再完整。留下了寻觅、对答案的寻觅，对蕴含在果报或后来的革命中、新的可靠性的寻觅。留下了一股挥之不去的不安，对那些被刻意遗忘之事的不安。

与其说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的研究方法，是历史研究中的一次“变”，毋宁说是一种“回”，是历史研究者对于人性的一次根本回归。对常期缺失于历史研究中的个体生命的关切与追寻，也是对历史为“权利”的历史抑或是“人”的历史的一次拷问。以何因原？持何种“立场”？在“民族主义”、“阶级”依然会沸扬的时代，德鲁·吉尔平·福斯特与梅尔清的著作，无异于给出了“不”的回复。历史需要“立场”、一如尼山萨满之需要那拉费扬古，但它绝不是“种族主义”、“民族主义”、“阶级”，而是人。

人之食人，何以为人?人之篡史，又何以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