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的“彻底”，许鞍华的“缥缈”

惟见 人在精神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抛弃曾经心爱的“玩具”。当年看过的影视动漫，那似乎曾是我们最重要的事，如今没有了细究的耐心；小时候抄写歌词的虔诚，也早成笑迹。这种精神世界的层级分判，本质上或许是嫌贫爱富的势利。这里想说的是香港影视作品，一代人记忆的底片，当年囫囵看过不少，很少会当个正经事去琢磨品鉴。现在，那时耳熟能详的明星、导演，如今少有上热搜被我们注意到的机会。 约二十年前，卢玮銮（小思）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了一门文学专题课，取已有影视改编的文学作品作为研读对象，寻找“光影的来处”（《光影的来处》，卢玮銮、熊志琴主编，活字文化·北京出版社）。卢玮銮的初衷，是想在课堂上纠正学生粗疏的阅读及观看习惯，刺激他们“发现问题”，并对问题加以思考。她希望看惯影像的人，回到文字的细心阅读，而看惯文字的人，又能注意已经无处不在的影像与文字的关系。上课本身是很普通的事，卢玮銮的难以企及之处，是能邀请到相关的演员、导演、作者来作演讲。这些人里，有张国荣、伍淑贤、许鞍华、刘以鬯。 作者（伍淑贤、刘以鬯）“现身说法”，这在文化活动中常有，但演员（张国荣）、导演（许鞍华）把讨论伸向文学作品，是很难得的机缘。我们看到过玛丽莲·梦露阅读《尤利西斯》的照片，但看不到梦露对《尤利西斯》的评论。马思纯因为《第一炉香》的读后感，立马引来群嘲。一句话没说好，就是人设崩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读后感，但观点经不经得起检验，拿不拿得出手，只关涉真实的审美判断力。然而张国荣一向予人文艺气质，许鞍华亦是著名的文艺片导演，他们对文学作品的发言，让人会生期待。 张国荣：为自己所演绎的角色创造生命 张国荣2003年去世，2002年关于李碧华小说的演讲记录，是他的绝唱。 在张国荣眼中，李碧华的作品有美而壮烈的内在，故事能抓住人生最光辉、最灿烂的刹那加以发挥。他欣赏李碧华小说中坦荡荡的、毫无保留的风格。这风格与他本人的光明磊落性情接近。因为有这深层的相通，所以张国荣面对李碧华能够“放肆”，不拘其文本，却能切中肯綮。 他最初接到《胭脂扣》的剧本，十二少的戏份只有三页纸，对白总数不过十多句。而且这一角色也是郑少秋辞演后方由他接手。在李碧华的原著中，十二少的重要性，也远不及女主角如花。张国荣说，他接手此戏，到往试造型——一袭长衫，如此风度翩翩，直教人觉得，这角色根本是为他度身订造的。于是李碧华特别为他增写了戏份。张国荣洒脱地认为：“这也许说明了，我是一个有魅力的演员。” 张国荣演过的角色中，他本人最喜欢的就是十二少。他是靠着自己的感觉演绎人物，而非靠着理解作品人物去揣摩感觉。《胭脂扣》中醉生梦死和为爱倾尽所有的感觉，虽为原著所应有，但却是张国荣演绎挥发出来后，才得以清晰、得以显现。十二少的言行性格，在原著中并没有溯因探源的机会，是张国荣用自己的意识模式为其安排因缘，合理阐释，再将其付诸言行，这言行便有了根，常人不可理喻处，角色却有我行我素理所当然的坦然。 如有人质疑，以十二少所服鸦片分量，结果是如花死了而他竟能活转，颇不合理。李碧华的解释是：十二少是富家子弟，故身体底子较妓女如花为佳，抵抗力也较强。然而，反过来说，因为是富家子弟，故身体底子较弱，听上去也一样有道理。这类解释，只能是无法证实的无力说辞。张国荣的想法完全不在这个层面，他说，如果十二少死了，《胭脂扣》便无以为戏了，而且世事无奇不有，本就没什么不可能的。无理，然而有力，且无可辩驳。张国荣的感觉，比李碧华倒更像个文学家，反逻辑的无理比讲逻辑的有理，更符合我们对无常世事的觉受。 更反逻辑的地方是，如花趁十二少意识模糊时喂与鸦片，这“殉情”实是一厢情愿的设计毒害，但潦倒落魄的十二少见到如花鬼魂，竟对其哭诉“对不起”。张国荣的理解是，十二少何尝不知如花的用心，“歹毒却也可敬”。如花为他香消玉殒，苦等半个世纪，而他负担不起这么沉重的感情，不敢跟她同死。因此，十二少愧疚的是他对如花真情的辜负。这跟如花蓄意谋杀，是两回事，因为到底如花是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不是至情至性、追求彻底的人，思考不会切入到如此奇异的角度。 如果《胭脂扣》中人物的情欲纠缠不是如此彻底痴绝，这个电影根本就不能成立。导演关锦鹏的开放和义无反顾，作者李碧华对变态的不惊不怖，是张国荣敢于彻底的保障，也是电影整体剧情虽恢诡传奇但风格感觉上却有说服力的原因。对比同样是李碧华编剧的《霸王别姬》，导演陈凯歌的整体取境是压抑的、纠结的，而且因个人成长的背景，题材的避忌，他不想也无法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情感和取舍。所以，张国荣除了演好程蝶衣的角色，把他那份义无反顾的坚持凭借个人的适当眼神和动作传递给观众，还要注意平衡导演和其他演员的避忌。由于陈凯歌的价值取向和李碧华的作品气质龃龉难合，张国荣也就基本不受原著的局限，创造性演绎了一个既不是李碧华风格，也溢出了陈凯歌畛域，他自己的蝶衣。 《霸王别姬》小说的结局，是霸王段小楼南来香港，数十年后重遇年迈的蝶衣，两人在澡堂里肉帛相见： 小楼很舒泰但又空白地说：“一切都过去啦。” 蝶衣道：“是呀。我们都老了。” 一切暧昧的、似是而非的情感都淡了。但电影大刀阔斧地删了这一张爱玲式的结尾，只交代饰演“虞姬”的程蝶衣在舞台上自刎，而“霸王”段小楼喊了一句这个“女子”在现实生活里的小名，脸上浮现一抹充满悬疑的笑，就此打住。 张国荣说，电影的这个结局，是他跟张丰毅两人构思出来的，二人经历了电影前部分的制作跟演绎，都有感在大时代的浪涛中，实无必要像小说那样再安排他们年老的重逢。影片就此定格于刚烈的生命彻底绽放的瞬间。 张国荣说：“或许我是颠覆了《霸王别姬》这套电影的演绎。”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关锦鹏敢于彻底，陈凯歌不敢彻底。但这种不敢彻底，却与在实际人生中不敢彻底的更多读者心意相通，从而使张国荣的蝶衣成了一抹昏黄中唯一“不一样的烟火”。也许蝶衣不是张国荣眼里最喜欢的角色，但以此却成为了观众心目中张国荣最好的角色。 许鞍华：寻找原著的“感觉”，而非情节 1984 年，许鞍华把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拍成电影。作品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男主角的扮演者，是因《上海滩》大红大紫的周润发。 这部电影，豆瓣的评分只有6.7，堪堪及格。许鞍华认为，电影乍看是没有问题的，这部小说当年在上海已被改编为舞台剧，演出非常成功。小说每一次男女主角见面都是戏，分场很清楚，对白也完备，所以改编工作简单。而且，这是一部中篇小说，长度很适合电影，不需另行增删情节。他们当时也是这样做的。然而“搬字过纸”，虽忠于原著，但效果却是怪怪的。 电影对原著的改编，与电视剧是两回事。电视剧有足够的篇幅容纳情节，只要故事本身编得足够精彩，是较容易让观众满意的（如今的许多电视剧差在故事也讲不清楚）。但把小说拍成一部电影，从头至尾照搬，便失电影之为电影的神采，味同嚼蜡，如果只抽一段，又一定不及完整的原著好。怎么办呢？许鞍华认为，重要的是抽取原著精神，“借题发挥”。如徐克拍《笑傲江湖》，重点是表达“笑傲江湖”的精神：在残酷黑暗、勾心斗角的世界里，仍然有些很单纯的人和事。这个感觉如果是可行的，那怎样转化角色、情节，大刀阔斧地改编都可以。甚至让东方不败爱上令狐冲，都没有问题。 原著背景的气氛营造是否到位，还体现在美工呈现的技巧上。许鞍华认为，物件的选择，最重要的是需有一个统一的方向，把它变成一种风格。这就需要运用“感觉上”的物件，而非堆砌“视觉上”的物件。如王家卫的《阿飞正传》，电影里许多东西，与许鞍华经历的60年代并不相符，也没有那时代的许多细节或景物，但气氛营造却是成功的，就是因为它选择的全是“感觉性”的东西。 那个时代没有冷气机，王家卫则通过一把风扇的摆动，让整场戏充满“查查查查”的声音。风扇有声音，有动作，而且是普通物件，放在那里也不察觉。同时它还夸张了香港夏天的“热”……几个作用加在一起，在创造时代特色上便产生了多重效果，观众也就不自觉经历了这种效果。这些东西需要细心选择，需要有独到的眼光，经过思考融入戏中，背景才能跟情节合而为一。 许鞍华改编的张爱玲作品，《倾城之恋》《半生缘》，都难称经典，并非她不认真，只因战战兢兢跟着原著的步伐，而没有致力于把“感觉”要素提炼清楚，像张国荣、王家卫那样大胆尝试创造性演绎。许鞍华的确是个张爱玲的忠实读者，在张爱玲的世界里，她“说了不算”，所以台词是忠实的，感觉是缥缈的，张爱玲话语蕴藉的无限可能性，“拍”成了一张扁平的大饼。许鞍华虽然明白“文字愈漂亮愈难以表达”，也知道作者写来很震撼、感动的部分电影无法拍，而原著不是那么好的，能拍成好电影的机会倒大一点。不得不说，在发现问题的艺术感受力方面，她仍是极敏锐的，所以一旦回到她自己能说了算的电影，便很少会犯“感觉”上的问题。许鞍华的“终生成就奖”，是树立在那些有着她自己味道的经典上。我最期待于许导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第一炉香”，而是看见更多“桃姐”的“日与夜”。 大胆演绎而以万物皆备于我，这份勇敢的权力意志是艺术家必具的。金宇澄《繁花》开头，引《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半分钟场景，说“是上海味道”；结尾，引《新鸳鸯蝴蝶梦》黄安歌词。香港台湾任他取用，然在他自己的“繁花”里，确确实实这些都是了“上海味道”。无论面对谁，无论取相什么情景，御物而不御于物的艺术家，于草木竹石，都能如此挥洒出一个我来。 （刊于上观新闻2020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