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许钧译，《关于电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和我之前读阿多诺对“文化工业”尤其是广告的批判（由否定、否定之否定再到绝对否定的路径），以及项飚《把自己作为方法》对保持与社会热点、新闻的距离感的强调的（自诩乡绅气质，较为正面、温和）感受有点相似。考虑到这是利用电视公开发表批判电视和媒体行业的言论，布迪厄言论的穿透力和魄力不可谓不令人敬佩。

·批判性地了解布迪厄的媒介场域理论，时间有限的话其实读刘海龙的导读就够了。

·我相信，通过阅读缓慢积累形成深入的思辨能力，是个体应对大环境低水平的、精致的、重复的内卷化竞争的一把“尚方宝剑”，就如布迪厄对fast-thinkers只能炒“常识”冷饭的批判一般。

第一讲 台前幕后

14-15 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多种多样，比如，主题是被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实现。……在某个时期，尤其是现在这个时期，在广播电视行业，大量的人在找工作，而工作岗位的稳定性又很差，同时人们在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日益明显。人人都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形式进行自我约束，根本不必费心提醒他们遵守规范。

17 人们对某一领域的运行机制越了解，就越能理解其中的人既是被操纵者，也是操纵者。他们越是被人操纵，越能有效地实施操纵，而且越是意识不到自己正在被操纵。……我甚至认为对丑闻，……的曝光，只会让人们的注意力偏离重点。这是因为，个人的腐败掩盖了通过种种机制作用于整个系统的结构的腐败。

18 正是市场机制让电视得以实施一种形式非常有害的象征暴力。象征暴力是借助施行者与承受者的合谋和默契而得以实施的暴力，通常双方都意识不到自己在施行或者在承受。

18 在提供新闻方面，电视的象征功能表现为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涉及每个人的事件上。我们把此类事件称为“公共汽车”，意思是它们服务于全体受众。正如人们所说，“公共汽车”式的新闻不冒犯任何人，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危险，不会制造分裂，不会引发分歧，并且能在不触及重大议题的前提下激发人们的兴趣。这些都是新闻的基本要素。

19 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很大一部分人是不读报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的唯一来源。电视成了影响这很大一部分人的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制。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便排挤了公民为行使democracy权利而应该掌握的重要信息。

21 在解释“感知方式”（组织感知过程并且决定我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的无形结构）这一概念时，教授们最常使用的一个隐喻，就是“眼镜”。这些方式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等等。

22 简言之，记者们感兴趣的只是异乎寻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异乎寻常的东西。对别人来说寻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却有可能非同寻常，或者相反。他们关注的是非同寻常的东西，是与寻常割裂的东西，是超日常的东西。

23 但是所谓非同寻常，也是或者说尤其是与其他报刊相比而言非同寻常的东西。它有别于寻常，有别于别的报纸所说的寻常，或者有别于别的报纸寻常所说的东西。这是一种可怕的压力——追求“独家新闻”（scoop）必然会遇到的压力。为了第一个看到或者第一个让读者看到某种东西，记者们几乎准备采取任何一种手段。然而，为了抢得先机或者采取与别人不同的做法，他们又互相抄袭，因此最终每个人都在做同样的事，即追求排他性。对排他性的追求，在其他地方、在其他场可以催生原创性和独特性，但在这里只能导致千篇一律和平庸化。

23-24 对非同寻常之物的这种拼命且以自我为本位的追求，与那些直接的政治规定和因害怕被排挤出局而采取的自我审查一样，有可能产生政治影响。……最困难之处莫过于让人感觉到寻常中的现实。福楼拜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描绘平庸是极其艰辛之事，”这也是社会学家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如何把寻常变为不寻常；如何能做到谈论的是寻常之事，却能让人看出它是多么不寻常。

24 日常生活中的新闻、事件或者事故因此可以被赋予政治的或者伦理的意义，足以激起人们强烈的但往往是负面的感情，比如种族歧视、沙文主义、对异邦异族的恐惧与仇视等。

25 电视穿针引线，自称只是一个记录现实的工具，但实际上制造了现实。

25 在日常交流的范围或者全球的范围内，政治斗争的关键之一是要有能力把观察世界的方法强加于人，要强迫人们戴上“眼镜”，基于某些分类来观察世界。当这些分类被强加于人，能够被动员的群体便形成了，而动员活动使得群体能够让每个人确信他的存在，能够施加压力并获得利益。今天，在这类斗争中，电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6-27 报纸之间最主要的差别，也就是各自所带有的政治色彩掩盖了深层次的相似性。差异性受到信息源和整套机制的限制，而在机制中最关键的是竞争的逻辑。我们常把“垄断导致一体化，竞争催生多样化”作为liberal的信条挂在嘴上。我当然不反对竞争，我只是注意到记者之间或者报纸之间的竞争都受到同样的束缚，被同样的民意测验、同样的广告客户所左右。于是，竞争导致同质化。

30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做出的选择是某种与主体无关的选择。……记者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不仅有相同的职业，还有相似的社会出身、教育背景。他们互相阅读对方的报道，看对方的电视节目，经常在讨论会中碰头，看到的总是同一帮人。上述种种造成了我之前提到的封闭的结果，并催生了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审查。相比中央官僚机构明确的政治干涉，这种审查甚至更为有效，因为它的原则是难以察觉的。

31 决定信息是否重要、是否值得报道的关键，也就是所谓有关信息的信息，大部分来自同行。这一现象导致了某种平整化，即对新闻重要性的等级划分的同质化。

32 新闻记者这个圈子绝不是铁板一块：这里有小记者、年轻人、叛逆者和顽固派，他们在绝望中抗争，以期在由同质化新闻熬制的一大锅粥里发出一些微弱的、不同的声音。信息在新闻从业者之间（恶性）循环。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受制于收视率。

35 电视所提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思维与速度的关系问题。人是否可以快速地思维？电视赋予了那些被认为有能力进行快速思维的思想者以话语权，这是否意味着电视命中注定只能与一群“快思手”（fast-thinkers）为伍？这些人的思维比他们的影子闪得还要快。

36 在这些条件下，在其他人根本无法思维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以及怎么能进行思维？在我看来，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他们是用“定见”来思维的。福楼拜所说的“定见”，是指所有人业已接受的一些平庸的、传统的和共同的思想，但也指一些在你接受时实际上早已被认可的思想，所以其实并不存在接受的问题。

36 “老生常谈”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它，并且是在瞬间被接受。正因为“老生常谈”平庸、普通，所以其为发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然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

37 电视只赋予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来提供文化“快餐”，提供消化过的文化食粮和已经形成的思想。

40-46 主持人总是处处干涉，给人施加限制。……主持人分配发言权，分配能表明威望等级的各种标记。……此外，主持人还有另一样法宝，即以公众的代言人自居。……在电视演播室，对话者的地位显然是不平等的。……我们应该进入第二个层面，即思考出现在演播台上的人是如何被选中的。这些选择是关键，是看不见的工作，是隐形的工作，而演播台本身是这一隐形工作的结果。……另一个虽然看不见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事先策划好的演播程序。……在大家即将要玩的游戏中，存在着心照不宣的规则。进行话语传播的每个社会阶层都具有一种结构，限定了哪些事情能说，哪些事情不能说。……所有的交锋都得在正式的、学院式的语言逻辑中进行，此领域的其他特性还有我刚刚提到过的职业人士间结成的共谋关系。

48 今天，电视已经把困扰所有文化生产领域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的境地，推向了极限。我这里指的，便是能够催生某种类型的作品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以及在此条件下能让产品流通的社会条件之间的矛盾。

50 在电视这个领域，人们感觉到，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free and independent，甚至有时头顶笼罩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只是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

第二讲 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

55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记者有可能起到的作用时，脑子里必须有一系列尺度：一方面要看他所在的新闻机构，比如法国电视一台或《世界报》在新闻场中的相对地位；另一方面要看他本人在报社或者电视台所处的位置。

55 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在这个场里，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这也是各个参与者为改变或保存自身的位置而进行斗争的战场。

59 我们的社会学家面对的关键问题之一是要避免陷入两种“对称”的错觉。一是错以为“前所未见”；二是错以为“历来如此”。他们的错觉带有很大的危险性，何况不同时代之间的比较是极其困难的。人们只能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做比较，而且往往冒着犯错误的风险……历史知识对于我们这些社会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不幸的是，在很多领域，尤其是在现当代领域，研究工作还很匮乏，特别是对新闻业这类新现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61 我们都熟知这条“规律”：任何一个新闻机构甚或一种表达方式，越是希望触及广大受众，就越要抹去棱角，摒弃一切具有分化力和排斥性的内容，也要更加注意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刺激任何人”，只谈论某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永远不去触及敏感的问题。

61 这是社会生活中经常会发生的事：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往往会发生，而且有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即仿佛这是我们故意造成的。对此，简单化的批评是危险的，因为它会让人放弃深究的努力，不去弄清有关现象出现的原因，不去弄明白为什么没有人真的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它合所有人的心意，证实的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而且丝毫不触及人们的思维结构。

73 新闻场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更加受市场和民意调查的控制。

76 在新闻界内部，人们可以设想成立某些跨报业的联盟，来消除竞争带来的某些后果。让我们假设如下情况：一部分不良后果确实产生于结构性的影响，而结构性的影响支配着竞争，竞争又导致了紧迫性，迫使记者去争抢独家新闻，甚至为了达到战胜某个竞争对手的目的，不惜抛出极其危险的消息，可谁也没有觉察到发生的一切。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只要让人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机制的存在，就有可能让大家一起商议以消除竞争带来的后果。

77 但是，对那些总是通过决定论和悲观主义与社会学家唱反调的人，我只是提出一点反驳意见：如果造成道德沦丧的结构性机制为人们所认识，那么人们就有可能采取自觉的行动，以控制这些机制。在这个以极度的犬儒主义为表现特征的领域，人们常常谈到道德。作为社会学家，我知道，只有依靠能使人们对道德产生兴趣的结构与机制，道德才可能发挥作用。要想使类似于良心不安的东西出现，就必须要在结构中找到依托，并得到帮助和回报。

77-78 因此，我认为在目前的阶段，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不是受制于某记者、某电视台的台长，因为他们本身也被场的力量所控制。这一控制力在所有场中都施加着极为相似的系统影响。换句话说，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也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场。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向电视施加影响，然后又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和渐渐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

81 这一结果是在无意中造成的。确实，社会学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用场：一场是犬儒式的，即通过了解所在领域的规律，以更为有效地运用自己的策略；二是医治式的，即了解所在领域的规律和趋势，并与之斗争。

85 要获得自主性，就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彼此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使用的武器应该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

87 但是，从倾向于合作（指无条件地屈服于对自主场的规范有破坏性的强制力）的动因角度看，两者惊人地相似。如果科学场、政治场、文学场受到媒介控制力的威胁，那是因为在这些场的内部，有一些不能自主的人。以场内的专业价值标准衡量，他们很少得到认可，或者拿一句常用的话来说，他们是一些“失败者”或者正在走向失败的人。由于他们在场内得不到认可，所以热衷于到场外去寻求认可（快速的、过早的、不成熟的或者一时的认可）。此外，他们往往被记者看好，因为他们（与较为独立的作者不同）不会让记者感到害怕，时刻准备按照记者的要求行事。我之所以认为有必要和这些不能自主的知识分子做斗争，是因为他们是特洛伊木马，通过他们，他律、即商业的法则和经济的法则，可以渗透入知识场。

89 总之，他们（媒体）一方面推波助澜，一如既往地给别人提供最有效的操纵工具；另一方面反过来愤怒地揭露或者冠冕堂皇地谴责别人的种族歧视行为，进而为自攫取道德和人道主义层面的美名。

91 必须捍卫任何先锋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就其定义而言）奥秘性，同时维护公开推广圈内成果的必要性以及为争取得到良好的推广条件和手段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必须维护推动普遍化所必不可少的生产条件，同时必须做出努力，普遍创造通达普遍化的条件，使越来越多的人具备通达普遍化的条件。一种思想越复杂，就越难以还原，因为它是某个独立的场的产物。……努力确保接受教育的人受到旨在提高其接受水平的教育。

附录：

布迪厄：《新闻的影响》

布迪厄：《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提纲》

布迪厄：《新闻与政治》

评论：

周宪：《祛魅电视——读布尔迪厄的〈关于电视〉》

刘海龙：《媒介场域理论的“再发明”——再思〈关于电视〉》（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