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忠义”二字，便能读懂《水浒传》隐喻的人情世故、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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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李渔在为两衡堂刊本《三国演义》所作的序中说：“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传》《西游记》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
自李渔作此序之后，“四大奇书”便成了小说评论中的常用术语。后来，随着《红楼梦》问世并取代了《金瓶梅》的地位，民间就逐渐形成了“四大名著”这一约定俗成的称呼。
其中，《三国演义》是历史演义的代表作，《西游记》是神魔小说的代表作，《红楼梦》是世情小说的代表作，而《水浒传》则是英雄传奇的代表作。
常言道：少不读《水浒传》，老不读《三国》。很多人以为，少不读《水浒传》，是怕年轻人学坏，成天喊打喊杀，走了歪路，但其实不然。
《水浒传》虽是一本家喻户晓的小说，但是能真正读懂它的人却很少。年轻人社会阅历不够，只能从《水浒传》中读出快意恩仇、江湖情义。全书一路读罢，确实酣畅淋漓、精彩至极，但照这般读法，《水浒传》无非就是一本打打杀杀的武侠小说，和金古梁温无异，又何以能名列四大名著？
要解答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水浒传》究竟好在哪。
明代才子金圣叹曾高度赞叹《水浒传》，认为此书能与《庄子》《离骚》《史记》《杜甫诗集》《西厢记》等经典著作相提并论，并将之称为“第五才子书”。
金圣叹评价李逵说：李逵是上上人物，写得真是一片天真烂漫到底。看他意思，便是山泊中一百七人，无一个入得他眼。《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正是他好批语。
再如林冲：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
你看，《水浒传》中这些生花妙笔，若是无人点拨，我们普通人读来，很难领悟其中滋味，因此金圣叹才慨叹道：
“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帐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而仅仅粗记前后事迹，是否成败，以助其酒前茶后，雄谭快笑之旗鼓。”
其实，在四大名著当中，《水浒传》与中国古代政治、社会问题关系最为密切。
早在民国时期，鲁迅就曾指出：中国人的“水浒气”或者说“侠义”，往往会转向渴望招安的“奴性”。因此鲁迅将《水浒传》视为流氓强盗的文化圣经，认为这本书应当受到批判。
建国后，毛泽东则将《水浒传》定性为农民起义或战争的史诗，将“替天行道”的政治实践，纳入到均田免赋的农业平均主义叙事当中。
改革开放以来，讨论《水浒传》与传统政治、宗教、伦理秩序之间关系的话题，更是层出不穷。可见，《水浒传》是一部同时带有“教化”与“反抗”特质的“奇书”，想对这部书进行抽丝剥茧的解读，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为了让更多喜欢《水浒传》的读者领会到这部名著中蕴藏着的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想，2016年6月，由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小枫牵头，在重庆大学高研院古典学中心举办了一场“《水浒传》与政治哲学”研讨会。
来自纽约大学的廖世奇教授、来自重庆大学的邹羽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的二十余名青年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与会的学者对《水浒传》与政治哲学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自身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诸如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一切相关领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这部奇书进行了阐释。会后，刘小枫教授对此次研讨会的内容进行了选编，最终结集为《<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一书。
刘小枫教授认为，这本《<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或许能为《水浒传》，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打开另一种思考路向或者言说方式。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如果我们希望阅读古代经典能够有助于对当代问题的理解，就应当重新思考进入古典作品的方式。”
那么，我们要怎样读出《水浒传》这本书的言外之意呢？或者说，能引导我们走进《水浒传》文字背后，看懂书中真意的那把钥匙是什么呢？
金圣叹曾在《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一书的序言里发表了一大段感慨：
“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
金老先生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水浒传》表面上是在描写梁山好汉的“忠义”，但其实此书意在揭露梁山好汉的无“忠”无“义”！
这就是说，“忠”“义”二字便是解读《水浒传》真意的那把钥匙，只有读懂了这两个字，才能真正读懂《水浒传》文字背后隐喻的人情世故、政治哲学！
来自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邹羽教授就围绕《水浒传》中的“忠义”问题展开了一番阐述。
邹羽指出，事国之忠和待友之义，都是中国古代最传统、最朴素的道德观念。而“忠”在“义”前，以“忠”驭“义”的做法，则是儒家历史叙事中传统国家的根本利益，其源于“以社稷为宗庙、以天子为大宗”的父死子继体制。
然而，从晁盖等人夺了生辰纲那一刻开始，《水浒传》便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有悖于儒家思想的道德体制——“以义移忠”，即以兄弟之“义”来取代事国之“忠”，以朋友间特殊的准血亲政治认同，来取代中国儒家政治体制中特有的国家与人民之间另一种特殊的准血亲认同，也就是以社稷为宗庙的准父子认同。
然而，在兄弟纽带中，权力关系相对不稳定，也很容易再次被权力关系相对稳定的父子纽带替代、排斥和渗透。而这正是以宋江为首的部分梁山好汉，心心念念想被国家招安的根本原因，就像邹羽在《<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兄弟之义虽然可以在儒家的政治体制之外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纽带，但它一时还无法彻底取代事国之忠！
在此基础上，来自湖南大学的吴明波博士进一步指出，宋江的上山使梁山的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提出了新理论、新路线，即“替天行道”。而这一宗旨也是后来宋江取代晁盖，成为梁山之主的重要理论武器。
在吴明波看来，在“替天行道”这四个字里，蕴含着中国传统革命的逻辑，即秉持忠义路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造反。但同时吴明波也指出，与表面上的“忠义”不同，宋江身上还隐藏着另外一个人格，那就是在浔阳楼题反诗的宋江！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
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
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应当说，以宋江之虚伪，真情流露的机会并不多，在浔阳楼醉酒题反诗便是一次。因此，我们能从这两首诗中，发现宋江内心最真实的一面。于是，一个“一身兼二心”的矛盾体便跃然纸上。同时，在《水浒传》最精彩的英雄传奇和抵抗朝廷部分中，这种“忠义与造反”的矛盾也被浓墨重彩地渲染和凸显出来，把全书的情节推上一个高潮。
不过，“忠”只是一个幌子，“义”只是一个门面，《水浒传》真正的关键词，是“忠义”背后的“人情”和“世故”。
在这部书里，有皇帝、有贵族，有高级文官、高级武将，有基层文官、基层武将，有官府卒役、市井小贩，有妓女、有老鸨，有平民百姓、有强盗劫匪……堪称一副故事版的《清明上河图》。
因此，读懂了《水浒传》，就读懂了中国社会，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精髓。这也是刘小枫教授编撰这本《<水浒传>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真正目的：
让每一位读者都成为《水浒传》的“高明”读者，都读透人世间最基本的“内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