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界革命的记录
《饮冰室诗话》开篇第一句即为“我生爱朋友，又爱文学”，全书所收篇目多为同门、师友及其他相识者所作，也有通过社会人脉搜集的诗作，可见其中辑录的诗作有很强的个人渊源与喜好。辑录诗歌的标准与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定义“三长”有关，却也不尽然受限于三长，比如因为重视音乐，所以收入学堂乐歌；因为革命思想，所以收入革命志士的诗作；因为推崇西学，所以收入不少融合自然科学的诗歌。梁启超认为当时的诗界三杰是黄遵宪（黄公度）、夏曾佑（夏穗卿）、蒋智由（蒋观云），但是诗话中收黄诗较多，另外两人较少出现，引康有为、谭嗣同诗也很多，此外还有不少诗人使用笔名或者匿名。《饮冰室诗话》共有五卷，主要由各种诗作穿插梁启超的点评或对诗人的背景介绍组成，阅读之中要点记录如下：
古诗的困境
“诗界革命”一词见于1899年梁启超的《夏威夷游记》，其中写道“欲为诗界之哥仑布、马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这“三长”成为之后梁启超论诗的标准，也承载了梁启超对诗歌维新启蒙和保存文明功能的期待，《饮冰室诗话》就是体现其诗界革命思想的一部作品。
诗话中梁启超常常通过中西对比来强调诗界革命的必要性。比如，在卷一开篇他指出了古诗的第一个问题：篇幅短。他认为，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荷马史诗》每篇数万字，而近世诗人莎士比亚、弥尔顿、丁尼生也都每篇数万字，“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中国事事落他人之后，惟文学似差可颉颃西域，然长篇之诗传诵者惟杜之北征，韩之南山，然其精深雄伟博丽之气尚未足也”梁启超认为中国的长诗太少，短诗缺乏气魄，而像《孔雀东南飞》这样的长诗不过是“女子语”“于世无影响”。
梁启超“生平论诗，最倾倒黄公度”，此处论证长诗之必要时就以《锡兰岛卧佛》一诗为例，锡兰岛即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这首诗融眼前景象与历史兴亡于一体，有沧海桑田之感，《锡兰岛卧佛》其一有“铁围薄福龙，大半供鸟食”一句，钱仲联笺注引《佛说观佛三昧海经》：“阎浮提中及四天下，有金翅鸟名正音迦楼罗王，于诸鸟中快得自在。此鸟业报，应食诸龙。于阎浮提日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明日复于弗婆提食一龙王及五百小龙……周而复始。”在此处用于比喻受到西方蚕食的土地。诗中的《职贡图》应指梁武帝时绘制的35国使臣来南朝朝廷进贡的景象，南朝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繁盛时期之一，在国际上也成为最为重要的国际文化中心之一。而“自明遣郑和，使节驰络绎…有诏镇国山，碑立高百尺”则回顾了明朝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等到锡兰山寺布施，并建立《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一时盛极，然而黄遵宪所见的锡兰却是“咸归西道主，尽拔汉赤帜”，于是诗人发出“日夕兴亡泪，多于海水滴”的感叹，以锡兰今夕之变暗写我国由盛转衰，危难当头。接下来的其二~其五有非常多的佛教意象，也提及了许多历史事件，对我来说难以解读，接下来“迩来耶稣徒，遍传《新旧约》。载以通商舶，助以攻城炮。谓天只一尊，获罪无所祷。一切土木像，荒诞尽可笑”几句讲述了伴随西方武力殖民而来的文化侵略，其中提到了基督教的一神论、原罪论和认为异教是拜偶像的理论，传教行为伴随着对佛教的打压，“顶上舍利珠，拉杂付摧烧。竟使佛威德，灯灭树倾倒。摩耶抚钵哭，迦叶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真末劫到。”景象惨烈，令人动容，下文从佛教之衰败推广到文明之颓亡，四大文明中的最后一支也濒于绝境，“到今四夷侵，尽撤诸边防”，诗人希望天祚中国，黄种再不受辱，然而“明王久不作，四顾心茫芳”，全诗结束于苍茫悲壮的情感中，洋洋洒洒二千多字，梁启超对此诗盛赞不已，他认为此长诗如果要作为文章起题目，甚至可以称之为《印度近史》《佛教小史》《宗教关系说》，由此可见黄遵宪这首诗极大地开拓了传统的诗境，让诗歌拥有了更丰富的政治历史内涵。梁启超还认为像明朝刘诚意也有长诗，但长篇长短句不难，长篇五言最难，而且像黄遵宪这样“为庄严语有风格者”是最有难度的，可见梁启超对黄诗的推崇备至。
《饮冰室诗话》中提到古诗的另一个问题是薄今爱古：“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几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去哉？”诗话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诗人黄遵宪就被梁启超认为远胜前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我认为《饮冰室诗话》中所引黄诗的独辟境界体现在，一是新题材，二是新名词，三是新景观，四是新思想。比如《今别离》一诗，将送别的题材推陈出新，其中有对现代景观的细致观察，比如车站钟声一响便无法挽留，比如电报虽快却辞不达意，“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在写新事物的时候并没有用新名词，而是以古写今，比如“用‘斑斑墨’写电码；‘两行树’写电线杆；‘中央亦有丝’借莲藕之丝写电线中央的铜丝；‘两头系’写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座电讯大楼”，巧妙地用古典意象暗写现代景观，与古代的游子思妇诗大有不同，却仍然保留了绵长的情感内涵，因此成为黄遵宪的名篇。
诗话中提到的其他古诗问题还有缺乏内容，比如唐朝以来，诗人喜用佛语作诗，苏轼和王安石的高雅作品大多为禅诗，然而梁启超在此引苏轼《赠东林总长老》中“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一句，指其不过是文字游戏，用来说理并不适当，而又推举出黄公度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认为其中不仅有佛理，又引入了西方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诸多学说，有石破天惊之感。我认为，梁启超这样的古今比较显然有刻意推陈出新之目的，艾略特认为，诗歌进入现代后，为了把握复杂现实，语言变精细了，思想却模糊了。古诗讲究意境空灵悠远，并不是一种可以很好承担说理功能的文体，《以》其中句法千变万化，包罗万象，但即便按照现代审美，也有些零散冗长。宋代的诗人们为了逾越前代诗人所创造的唐诗高峰，推崇“以文为诗”的理念，以此来扩大诗境，独创特色，甚至现代诗中也强调叙事大于抒情，内容的扩大是历代诗歌追求自新必不可少的。这一点也体现在梁启超对长诗的推重中，因为篇幅短小的律诗绝句很难承担更多的功能，传递更多的内容。但是问题在于，诗与文之间愈发模糊的界线该如何界定呢？诗歌相比文章而言，有什么独特的存在意义吗？这一个问题诗话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但我认为梁启超对音乐的讨论涵盖了这一点。卷五中提到“今诗皆不能歌，失诗之用矣”，可见诗这一文体的独特功能在于歌，通过音乐可以使文学扩大传播并在民众中获得影响力。
诗与音乐
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多次强调音乐的重要性，并一再表达对自己不通音律的遗憾，无论是军歌还是写给中小学生的歌曲，也都被寄托了一种启蒙大众、改变国民性格的使命。诗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体，如何使诗界革命的影响力从文人圈子的相互酬唱到深入民众生活的内部是引起晚清文人志士关注的一大难题，梁启超认为，运用音乐的力量是其解决的关键，这可能是受到了欧洲和日本尚武精神的震撼，加之亲眼见到日本军人送行的场面（《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而日本军人的气势确实与军歌有关，“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以上节选自蔡锷的《军国民篇》，文中认为中国需要日本的军国主义精神，音乐就是发扬尚武精神的一个极佳途径。因此，诗话的卷二以军歌作为开头，旁引雅典传授军歌于斯巴达并助其大捷以论证尚武精神和军歌的关系，并评价黄遵宪的《出军歌》二十四首“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并作出结论：“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
纵观黄遵宪的军歌，确实保留了古代边塞诗的壮美，并融入了时代意识和民族使命，相比传统边塞诗，其重点不在于描写边塞风景和激烈战事，而重在渲染时局，塑造民族的想象共同体。比如《出军歌》第一首开始就强调主权意识，“四千余岁古国古，是我完全土”，接着通过描写历史神话、地理山河来强化民族认同感，接下来几首笔锋一转，开始写曾经的泱泱大国如今在世界各国的虎视眈眈之下，受到的欺凌和掠夺，民不聊生，人种卑贱。《出军歌》每一首都由重复的三个字结束，“鼓鼓鼓”“勇勇勇”“战战战”“胜胜胜”具有冲击性和韵律感，《军中歌》和《旋军歌》也采用了相同的格式，最后一个字连起来是，“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军中歌》意在鼓舞士气，传扬军威，杀敌制胜；而《旋军歌》更多寄托了诗人强军强国、重振国族的梦想，其中“一切权平等”“更谁敢背和亲约”“全球看我黄种黄”“万邦和战奉我权”正表达了这种急切的期待，后来果然经李叔同修改由人谱曲而传唱甚广。在晚清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乌托邦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的乌托邦想象包含强烈的种族色彩，希望通过重构种族等级来制定新世界的秩序。另外，晚清诗歌中常常出现的“黄龙”意象与黄龙旗有关，中国虽然一直有各种旗帜，但直到晚清才出现了作为国家象征的国旗，黄龙旗是与传统龙图腾和古代龙旗有关的，在西方传来的近代国际体制意识下，成为一种国家的符号，象征着中国的国家形象。
《旋军歌》的另外几句也引人思考，“黑鬼红番遭白堕，白也忧黄祸，黄祸者谁亚洲我”，这里的黑鬼红番分别指非洲人和印第安人，在上下文是与羌胡狄类比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晚清人对待其他人种的态度，据考证，人种分类知识大约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传入我国。有趣的是“黄祸”在这里的使用，“黄祸”一词指来自黄色人种的祸害，源自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征服欧洲，之后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黄种民族威胁论，然而在黄遵宪的军歌中，黄祸似乎成为了一种重振国族的理想，“当敌应当诸大国”，而最后一首有强烈的乌托邦想象，“诸王诸帝会涂山，我执牛耳先。何洲何地争触蛮，看余马首旋。万邦和战奉我权，权权权！”，“涂山”用典来自《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执牛耳”同样出自《左传》，古代诸侯订立盟约时割牛耳歃血，由主盟国负责拿着盛牛耳的盘子，“触蛮”出自《庄子》“有国於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於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指为微小的利益而大动干戈，最后一句描述了诗人心目中的理想秩序：中国重新获得世界的核心位置，其他国家作为诸侯国，它们之间的矛盾接受中国的调解，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这样的理想实则是对天朝旧梦的延续。
我很好奇梁启超的军歌理念在实际情景下的推行是否有效，鉴于清朝对外对内战争的屡屡落败，似乎并没有实现文人们当时的理想，然而音乐教育的重要性在日后获得了广泛的接受。而对音乐的重视，是否不仅是在对外交流中的产物，而是还能放在传统文化内部自新的脉络中，比如从阮元到刘师培对声音的看重，“古人之文，可诵者，文也”，对文字声音性的看重，也许也会带来对音乐功能的重视。
军歌之外，黄遵宪还创作了一些教育相关的歌曲，比如《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梁启超赞曰“亦一代妙文也”，现在读来仍然铿锵有力，朗朗上口。每首均以“来来汝小生”或“听听汝小生”“勉勉汝小生”开头，内容从国家危难、独立自治，到尊亲孝母、同侪友爱，甚至谋生立业、勤勉读书无所不包，透露着奋发向上的精神，其中也有“任锄非种任瓜分，心肝直比黑奴黑”“焚尽白降幡，有我无他国”等壮语，在当时文化界弥漫的义愤情绪下，文人也普遍渴望将救亡意识和种族意识植入到少年儿童心中，所以在儿童歌谣中毫不避讳现实的残酷。在梁启超看来，创作学堂乐歌是非常有难度的工作，既不能太雅也不能太俗，既要适合儿童歌诵，又不能丧失祖国文学的精粹，同时要配上合适的音乐。
梁启超一再遗憾自己不通音律，不然“制定一代之乐，不难矣”，而对于制乐，梁启超的看法是不必全用西谱，而应该从我国的雅剧俚中选择性取材，这样才可以得到中国之乐声。在卷二末，终于有一位梁启超期盼已久的音乐家出现了，那就是近代著名音乐教育家曾志忞（1879-1929），上海的曾志忞在东京音乐学校留学，是我国的音乐第一人并且志在改良音乐教育，在他的《教育唱歌集》中，曾志忞认为现行的学堂歌曲过于高深，是儿童无法理解的，应当参照其他国家的小学歌曲，“"以最浅之文学，存以深意，发为文章。与其文也宁俗，与其曲也宁直，与其填砌也宁自然，与其高古也宁流利。辞欲严而义欲正，气欲旺而神欲流，语欲短而心欲长，品欲高而行欲洁。”曾志忞是学堂乐歌最早的创作者之一，也积极翻译乐理书籍，并使用简谱，在当时的报刊上可以看到不少他组建乐队、举办音乐会和建立音乐学校的记录。
在卷三中出现的乐谱中的《演孔歌》（康有为诗作改编）《爱国歌》（梁启超诗作改编）以及日本学生在戏剧《易水饯荆卿》时唱的《饯别》三首均来自横滨大同学校，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和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派共同创办的华侨子弟教育机构。而另外《黄帝歌》和《终业式》是梁启超为亚雅音乐会所作词，亚雅音乐会正是上文中的曾志忞等人共同创建的近代我国第一个音乐社团，以“发达学校社会音乐，鼓舞国民精神”为宗旨，这些事件确实印证了梁启超在卷三中所说的“乐学渐有发达之机”。
诗歌中的西学
诗话中所选的新诗不少与新学有关，比如晚清广泛传播并被梁启超等人推崇的进化论。翻译《天演论》的严复本人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和熊季廉诗中就有“争存物竞谁为雄”之言。而诗话卷三中收入的《感种吟》十二章更是充分融入了进化论思想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被梁启超评价为“以乐府体熔铸进化学家言，而每章皆有寄托，真诗界革命之雄也”。这十二章的诗题都很有趣，比如《悲恐龙》《煤层空》《前猿劣》等，从标题看就能大概知其所探讨的方向。
比如《前猿劣》第一句“人兮人兮猿化身”就讲到了人有猿猴进化而来的观点，之后几句描述了各大洲人类起源和自然选择的过程，最后一句解释强弱对比源于“脑髓重轻”之差，就在诗中融入了非常先进的科学理念。《甘穆番》则写了一个小海岛上的土民因为地僻一度安居乐业，却仍然躲不过外族侵略，整个部落沦为奴隶，最后提出“数万愚奴待天择”，将人类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纳入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其中警世之意溢于言表。《煤层空》中则呈现了一幅自然演替图，从物种起源写到种族战争，结尾甚至发出“高等人朽煤层空，生灭灭生何时穷”的感慨。进化论的思想因为与中国的救亡图存需求相一致，所以成为了爱国知识分子警醒民众、宣传思想的重要工具。
西学也以新名词的形式出现在诗话中，梁启超回忆道夏穗卿、復生等人早年“颇喜挦撦新名词”，有“纲伦惨以喀私德（caset），法令盛于巴力门（parlimet）”之句，梁启超也承认这样的诗句如果不是当时同学，完全无从猜测其意，那时他们都很热衷于这样的实验，现在看来却“诚可发笑”，接下来收录的几首《圣经》相关诗作也同样充满隐语而不知所云，尽管“新语句”一直作为“三长”之一，但是在诗话中却较少提及，这可能也与新名词入诗的失败尝试有关，最终夏穗卿也放弃了这样的创作。梁启超随后作出的总结很是精到，“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格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推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在这里梁启超已经不再提“三长”，而只强调新意境和旧风格，这也许也表明了新语句/新名词不再成为其追求。
诗话与革命
诗界革命作为文学界的革新，其最终意图还是改变思想和文化，从而实现民族救亡和复兴，因此诗话中所辑录的诗歌往往也离不开革命，一方面体现在梁启超对革命志士的诗歌的偏爱中，并且他在诗话中记录他们的许多事迹，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诗话辑录的各种时事讽喻诗中。
诗话中所录烈士有谭嗣同、何铁笛、钟浩、唐才常（唐浏阳）、林旭（林暾谷）等，他们的遗作大量散布于连载中的诗话，还有事业未竟、英年早逝的志士如邱宗华、吴铁樵、陈通甫、曹著伟等人，对于这些人的诗作，梁启超很少用“三长”的标准予以臧否，而更重视其中传达的革命精神。比如诗话中辑录了谭嗣同的绝笔诗和何铁笛的绝命词。前者至今仍然广为流传，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句，梁启超解释道两昆仑其一指康有为，其二指侠客大刀王五，王五是一位以保镖为业的大侠，谭嗣同少年时曾跟随他习剑，在戊戌变法中二人曾共谋大业，谭嗣同殉身后王五仍然没有放弃志向，在庚子年被义和团杀害，“王五真男儿，不负浏阳矣”，在诗话中加入革命烈士的生平，充满悲壮的英雄色彩。而何铁笛的绝笔词有“三百健儿齐护卫，万头钻孔看何郎”二句，写被捕后押送长沙的路途上，三百人在路旁护卫送别的景象，令人动容。诗话甚至还收录了晚明烈士夏完淳、太平天国运动的翼王石达开等前代英杰的诗作，以及日本人传颂将军事迹的《三典歌》，《三典歌》一诗写了日本围攻旅顺军司令父子三人视死如归的精神，在写作上十分粗略，但梁启超认为其中表现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正是日军战场上所向披靡的原因，与烈士们的精神也是一脉相承，因此也录入诗话，从中可见梁启超对于英勇激越、富于牺牲精神的革命者的敬慕与追念。
时事感怀和讽喻诗在诗话中占据了非常多的篇幅，如康有为的《戊戌国变纪事》四首、蒋观云的《时局》、君木的《刺时六绝》、《黄花谣》四章。黄遵宪也写了许多时事诗，比如在光绪七年裁撤美国留学生后，听说有人公然与留学生为敌，为此所写的《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从回忆汉朝全盛时外交的盛况起笔，写到如今的世界形势是“环球六七雄，鹰立侧眼窥”，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而当今要挽救国家于倾危，“欲为树人计，所当师四夷”，讲到了洋务运动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接下来写挑选学生留洋，也写了部分留学生乐不思蜀，耽于享乐的丑态，“吴言与越语，病忘反不知。亦有习祆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饼，手翻《景教碑》”，这里的“袄教”指基督教，景教则是唐代传入我国的基督教，这几句写留学生们不学无术，反而被文化殖民，后诸生与监督发生冲突，监督怒而告状，加以罪辞，导致留学生不得不被遣返。“惜哉国学舍，未及设狄鞮。矧今学兴废，尤关国盛衰”，可惜国内的学舍无法教授西学，科学的兴废关系国家的盛衰。这一遣返只因为监督的一时冲动和私人怨恨，却坏了民族国家的救亡大业，而且出尔反尔地损害了国际关系，贻害无穷，诗人发出了“目送海舟返，万感心伤悲”的感叹，表达了对此事的义愤填膺。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迭出，卷四有以少瘦生署名的《辽东感事》十二章，按照诗作时间和内容，所写的应该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以辽东半岛作为战场的景象，“苍茫野蔓连菅没，呜咽辽河带血流”，惨烈之至。另外一些时事诗，取材自海外时事，意在警醒国人，如卷五所录《纪古巴乱事有感》，记录了古巴选举时发生的党争及其后美国以平息内乱为名义出兵古巴夺权之事，梁启超认为此诗不仅高瞻远瞩，单论写作也可以媲美杜陵诗史。诗话中为此诗加满了注解，因为其中提到了许多古巴当地的政治历史事件，以及总统退位时的细节，读起来颇有难度，最后仍然落脚到“强权世界忘公理，天演生存起竞争”上，可见其用意在于警醒国人，勿自相争斗，以至于重蹈覆辙。黄遵宪作为外交官游历甚广，他创作的《琉球歌》《朝鲜叹》《台湾行》等也关注各地人民在殖民者压迫下的生存境况，比如《琉球歌》以一位白头老臣之口，细诉琉球国的百年兴亡，“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大清天子住在像北极星一样遥远的北京，根本无法听到琉球人的求救之声，琉球复国一事，即使东海之水干涸也没有可能，写被清政府长期忽视，在日本侵略下自生自灭的琉球国，在寄予对其他民族危亡同情的同时，也表达了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梁启超称“公度之诗，诗史也”，“诗史”的称赞黄遵宪确实当之无愧。
读完整本诗话对诗界革命的理解更进了一步，《饮冰室诗话》不仅是一部评论诗人诗篇的文学评论作品，也是晚清文人志士群像和中国时事局势图。诗话中所辑录的诗歌注重旧风格，强调新意境，因此诗中不仅用典很多，也写了许多时人时事，这都给阅读和理解带来了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