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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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总认为中国有如今的发展现状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毕竟我们曾经非常落后,“增长潜力”很大,有这么高的GDP增长率难道很稀奇么?而且我们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发展中”这几个字总给人一种终将从发展中走到发达的错觉。
而事实上,中国才是异类。自二战以后真正完成工业化的后发经济体屈指可数,其中靠不进行政治主权让渡而独立完成工业化的更是凤毛麟角,若再考虑人口因素,中国的成就则更加令人不可思议。另外,如果我们观察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上个世纪的发展脉络就可以看到,快速的经济增长往往很快就会终止,比如当年势头强劲的亚洲四小虎,在上世纪末金融动荡后立刻偃旗息鼓,而拉美的一些国家同样在快速的高增长后迅速陷入了长期的萎靡不振甚至是衰退。因此从历史的视角看,中国绝对是值得一个好好研究的案例。
令人沮丧的是,多年以来,很少有诸如本书一样的作品正大光明地讨论中国的成功经验,我们经常看到各种关于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中优秀企业的书籍,或者是这些国家优秀企业家,甚至是关于中国近几十年以来一些知名企业家,但却较少看到着眼于挖掘中国近几十年崛起背后的历史线索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仅用了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发展轨迹,工业化速度超过了大多数普通百姓的认知边界的进化速度;一方面社会上有人认为改革开放等于纯粹的市场开放和自由化,意识形态倾向英美新自由主义,从而不经意间将中国历史进行切割,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这样就造成了对中国现有社会结构甚至是社会体制的某种抵触,如此一来像本书一样的作品自然难以受到普遍关注。
从以上的角度看,这本书从立意看就比较稀缺。纵观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我认为该书主要的优点在于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
1. 中国为何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工业革命?
2. 中国的工业革命是不是可以完全归功于改革开放?
3. 同样是以贸易重商主义闻名的威尼斯、荷兰等地,为什么没有进入工业化?
其中第二个问题对我的启发最大,因为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基础,而之前阅读的《棉花帝国》以及《资本主义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两本书均尝试回答了第三个问题。这里仅仅想谈下第二个问题。
关于第二个问题,作者通过对英国数百年历史以及中国清末以来的发展史的回溯,得出结论:工业革命必须至少依赖于原始乡村工业的发展、巨大的价值交换市场和资本畅通流转的硬件基础等三大条件。简而言之,一个健康的工业化进程必须是从农村走向城市,从轻工业走向重工业,另外市场开放最多只能提供一个潜在的交换场所的可能性,但绝无可能自动促进第一个以及第三个条件的实现,而这两样就是改开前三十年奠定的基础。
第一个条件,乡村工业的发展首先需要一部分农民脱离现有农业生产体系转而从事工业或者手工业,否则根本无法摆脱马尔萨斯陷阱。显然这是比较困难的,首先农民自己没有动力主动脱离现有生产体系,比如当年英国臭名昭著的羊吃人运动就强行将农民赶往城镇,同时农民缺乏工业所需要的基本受教育水平,尤其是当年解放后青年文盲率超过80%,整体看难以符合工业化生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最后是缺乏产品需求,解放后国家普遍贫穷,许多老百姓连基本的温饱都尚未能解决,就别提购买轻工业品了。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打破了农民受到的传统生产关系束缚,为脱贫提供基础,诸如人民公社、生产队等当年特有的组织结构均说明了农民被有效地集体化组织起来参与工业生产,其中不少均是改开后乡镇企业的前身,同时共产党大力普及基础教育,文盲率迅速降低,而诸如赤脚医生等又有力提高了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人均寿命大幅提高,这些都为原始乡村工业的腾飞奠定了根基。
第二个条件,巨大的价值交换市场,作者提到,当年各种集体组织生产品主要供给周围区域,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这没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使得产业规模很容易就会到达瓶颈难以突破。另外改开前西方大多时候还处于战后黄金年代阶段,中低端产业还没有开始大规模转移。种种客观事实使得中国工业发展缺乏需求端提供的价值交换以促进资本流动的大循环。可以说正是改革开放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贸易体系,以及新自由主义下欧美中低端产业链的大规模转移的时代机遇,才促成了这第二个条件的实现。
第三个条件,资本畅通流转的硬件基础。想致富,先修路,这绝对不是一句笑谈,而是发展真理。比如没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以汽车为核心的整条产业链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大面积铺设的通信网络,也就没有互联网产业壮大的基础。建国后党组织领导农民大力建设乡村公路,修水渠建设大坝,打通各个乡村的联接,虽然看上去似乎缺乏短期经济效益,但一旦启动市场化改革,这些基础建设就体现了巨大的产业拉动效果。
从作者的所述可以看到,改开前三十年为改开后的工业革命启动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条件,同时改革开放又绝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否则如何解释印度多年前就被认为是西方自由民主的典范,而今贫困率依旧居高不下,同样,全面拥抱自由市场私有制的苏联火速休克,亚洲四小虎放开资本流动被国际资本洗劫使得至今都未能复现过去的增长奇迹。
因此,中国工业革命离不开改革前三十年全体中国人民对实现共同富裕伟大目标作出的努力,尽管最终这个目标在改开前没有实现,但期间的种种成果却成为了改开后经济腾飞的助燃剂,中国工业革命也离不开改开后最高层灵活的思路以及坚守底线的战略思维。总的来说就是,前后两个三十年彼此无法割裂,他们都是如今中国工业化成果的核心要素。
如果要说这本书的不足之处的话,我认为这本书对于工业革命带来的一些负面因素讨论非常简略,绝大多数篇幅均强调了工业革命的正面,当然这也不能过于苛责,毕竟书名就叫《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的负面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中国的地缘特征和当今全球以海运贸易为主的时代特征,比较优势导致内地与沿海的差距在近几十年里急速拉大,内地许多省份在自由市场环境下缺乏能够持续盈利的产业,这使得人才加剧流出,造成恶性循环,给“全民致富”的目标蒙上了阴影。另外,资源持续聚集在具有比较优势的沿海大型城市,极大程度推高土地等固定生产要素价格,使得绝大多数进城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最终难逃回归家乡的命运,然而他们将最年富力强的阶段献给了城市,却未能充分享受到大城市的反哺,同时催生了诸如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其次,中国工业革命的生产关系本质上没有脱离资本循环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不断消弭空间限制的资本愈发集中,同时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虽然对劳动者而言再生产所需消费品可能越来越便宜,以及高速的经济发展能某种程度上掩盖这个问题,但当发展开始降速的时候,社会矛盾将开始凸显。
最后,经济基础影响上层建筑,当改开后融入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体系时,几十年以来均面临本国的社会文化被核心国家文化所强势渗透的问题,因而无论是文娱领域还是教育领域,都被美国输出的文化现象深深影响乃至在对本土历史文化认识上出现了扭曲,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美国令人大跌眼镜的一系列保护主义行为,该现象目前已有所好转,但社会意识总是落后于经济变化的,如何真正做到对自身文化的自信,重新认识自己和国家历史,将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总的来说,该书瑕不掩瑜,这本书给人以警醒的是,当我们看待事物时,绝不能孤立地或者静止地看待事物,需要警惕一些刻意割裂历史的行为,认识事物必须充分了解其过去,这样结合现在,才能更好的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