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两边的囚徒

坦白说，在开读之前，我对这本书曾报有很高的期待。

我期待能通过它来理解，为什么一个原来普遍认为相当成熟的民主制度，居然会滑坡得如此迅速；为什么一个明显不够格的总统人选，能够动员起那么普遍而巨大的政治热情。我自身既有的认知体系已经相当稳固而自洽了，至少我自认为是如此。但正因为这样，我知道单凭自己，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一个满意的答案。这种稳固而自洽，很多时候大概可被视作是一种成熟的标志。但有时候，成熟本身也构成了一种隐性的障碍。因为，困惑、迷茫，甚至痛苦，恰恰是成长过程的伴随物。

一种开放式的结构，或许时不时会投下一道自我怀疑的阴影，但其中毕竟也潜藏了一种自我发展的空间。

但在作者的身上，我似乎没有发现太多的阴影和空间。

同理心之墙

我努力攀爬着光滑的同理心之墙

类似这样的表述在书中屡见不鲜。而屡见不鲜的原因就在于，作者从头至尾就没能成功地跨过这堵墙。它始终矗立在她的身前。

我隐约觉得，在写作时，作者同时抱有两种混杂在一起的复杂心态：一种是建起一座连接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桥梁的真诚愿望，另一种则是想要去解开保守派何以发现不了自身谬误这一谜团的冲动。但看起来，后者的比重似乎更多一些。这个感觉，从作者在书末写给自由派和保守派朋友的两封长度与深度大相径庭的信上，也能够得到很好的证实。

想要跨过同理心之墙，并不需要放弃你既有的观点，但短暂的失忆却是大有裨益的。攀墙本就不易，重装攀爬更是难上加难。况且，如果越过同理心之墙的最大目的，是在于传道而非倾听，那这趟旅程恐怕从一开始就产生不小的偏差了。

失败的叙述

在帮助读者跨越同理心之墙上，失败的叙述就成了作者最大的问题：在向读者勾勒一众受访对象轮廓的时候，作者自己的声音和身影过于频繁地在台前出现，造成了明显的干扰。

一种你绝不赞同的观点，和一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码事。因为人是无比复杂的混合物，而观点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存在。所以，在网络上和一个持不同观点的陌生人对喷是很容易的事情，而在现实中面对一个持不同观点的朋友就没那么简单了。碍于人情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现实中的活人，会逼迫你去面对这种人的复杂性。想要和一个你不赞同的抽象观点和解并不容易，尤其当这个观点牵涉到最强烈的利益冲突和情感对立的时候。反之，与具体的人和解就相对可行得多。

所以，作者最应该做的，是挑选出合适的受访对象，然后让他们不受打断、从容不迫地讲出自己的人生故事，因为他们的人生正是他们观点得以形成的背景。而作者在第九章的“深层故事”里，必须借用第二人称“你”，才完成了一次高度浓缩的提炼，正是这种失败的证明。所有这些话，都本该由那些感觉被插队、被抛下的人亲口说出才对。无论多么忠于原意，一旦经过作者的编译，这些内容就不可避免地会失去一部分真实的力量和复杂性，或多或少又重新成为了一种令人心生警惕的创作。

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说，她想要探索的是“政治之下的情感”。但正是作者自己失败的叙述，阻碍了这种情感的自然流淌。这很可能是她犯下的最重大的失误。

反省的缺席

如上所述，作者在书末写给自由派朋友的信里，只奉劝他们要扩展自己的朋友圈，去更多地结识保守派阵营中的那些好人，学会欣赏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但对于自由派是否需要自我反省，却略过不提。

比如在之前的章节里，作者自己也写道：

从60年代向70年代过渡之际，一场以社会和法律制度为焦点的运动转变成以个人身份为焦点的运动……身份认同政治诞生了。

这种身份认同政治，无疑是双方面的。它固然有着强大的动员力量，但同时也在有意无意地造成一种人为的割裂。就像之前在 这篇日记 里提到的那样，我一直相信过于强调某种身份认同的政治运动，无论它的初衷是多么良好，它所针对的弊病是多么不容否认，其本身也是具有显而易见的反噬作用的。

过于强调某种身份认同，除了容易形成“各人自扫门前雪”这类狭隘的运动模式之外，它同时也在起到强化另一（几）种身份认同的效果，不论你能否意识到。因为这种彼此强化的身份认同冲突而导致的社会割裂，自由派也很难说没有为之添薪加柴过。

作者在第14章里还写道：

他们不明白。如果有人以美洲原住民或黑人自我介绍的方式说自己是白人，就有可能被视为雅利安民族的种族主义战士。如果他们勇敢地站起来宣布自己因身为男人而骄傲——除非他们属于一个想摒弃旧习的男性群体——就可能被视为大男子主义者。

平心而论，这是很好的问题。我当然相信，自由派中的很多人能够立刻提出许多反驳的理由。反之亦然。如此又会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但其实在我看来，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在他的经典脱口秀《这对你不好》（It's Bad for Ya!）中，已有足够简洁有力的回答。他说：

我永远也无法理解种族或国家自豪感是怎么回事。因为对我来讲，自豪感应该是基于某种你靠自己努力获得的成就，而不是基于某种你生来如此的意外事件。（I could never understand ethnic or national pride, 'cause to me, prid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something you achieve or attain on your own, not something that happens by accident of birth.）

把这里的种族和国家，替换成性别、肤色、性取向等等，也是一样成立的。它们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和那个一样重要，而是这个和那个都一样不重要。这既是超越左右的智慧，同时也是横扫左右的批评。对此，保守派和自由派都需要做出足够好的回应才行。

当然，身份认同政治也绝不是自由派反省的终点。而如果缺乏这种反省，那么同理心之墙就会变得更加难以逾越。更进一步说，如果自由派自认受教育程度更高、视野更加开阔的话，那么在跨越同理心之墙上，他们也理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自由主义的内部张力

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问题。

一直以来，自由主义内部也存在着很多分歧和争论。其中一个版本的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公民拥有的道德观，国家应当持守中立，仅限于提供一种权利框架，不应该去肯定某些特定的价值或目标。而公民个人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当可自由选择。毫无疑问，整体而言，相比保守派，自由派显然会更倾向于这个版本的自由主义。

这很可能就是让一部分保守派人士产生挫折感的原因。他们感觉这样的一个受到政府支持的权利框架，消解了他们作为一个自治团体的凝聚力和价值传统：

迈克并非单纯地想摆脱政府，他渴望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温暖而互相帮助的集体。他感到政府取代了它。

这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情感问题，也是令左右两翼的专业学者感到棘手的难题。

比如以《公正》公开课而为人熟知的左翼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民主的不满》一书中写道，这一点正说明了当前的一种政治困境：“尽管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不乏其吸引人之处，但它缺乏公民资源来维持自治。这一缺陷导致它难以处理困扰我们公共生活的无力感”。因为它不能激发我们身处同一个共同体的感受和维护自由所必需的某种公民参与感，而这些感受对于维持一个福利国家显得至关重要。他给出的答案是原子化的个人仍需要回归社区，去努力寻找一种切实可行的公共哲学。

而右翼的政治哲学大家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中表达得更简洁：“自由主义的根本关切毕竟并不单纯在于自由的个人，而更多在于这些自由的个人如何能够组成自由的社会和自由的国家……吊诡就在于，它认为至善就是把所有善的标准都投放到没有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

可见，这种困境和探索，是摆在自由派和保守派面前的共同挑战。而且，归根结底，真正的智慧也是无法简单地用“左与右”、“自由派与保守派”这种僵化的标签来归类的。

或许找到一种挣脱标签和既定立场的思考模式，才是跨越同理心之墙的第一步。

结语

已经写得太长了。

说了这么多，不代表这本书不值得一读，而是因为我相信这个议题特别重要，值得更好的审视与思考。这种审视与思考的价值，也是超越国界的。

虽然我觉得这本书写得不算成功，但它毕竟是一次可贵的尝试。下一次，总有人能做得更好。

因为只要这堵墙一天不倒，这一天里，我们就仍是彼此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