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与沾沾自喜
小时候课本里都说李白爱用夸张，想象力丰富，譬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白发三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却从未引起过我的同感，把一个数目无限夸大是小孩子最爱玩的伎俩，你说你长大要赚一万，我就会说我要赚一亿，小明就会说要赚一亿亿……如此接龙，直到大家都觉得没趣为止。再说，李白干嘛什么都说是“千尺”呢？如杨黎所言，李白要是真正想象力丰富，那他就该想象根冰棍出来，日啖冰棍三千尺。因此，这只说明“想象力丰富”这样的评论是成问题的。到后来听说太白之高在俊逸，太白之诗不可学，才慢慢对他有了一些理解。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句确实可印证所谓“想象力丰富”，但这依旧没什么意义，为什么是对影成“三人”，而不是“两人”，李白的灵气和妙处就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而他那些古体诗里为人所神化的“仙气”，只不过揉合了狂人、侠客、酒徒、方士、流浪汉的胡思乱想，痴言狂语，以及对《楚辞》的热爱与模仿而成的一锅杂烩。人们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杂烩，一见都傻了，加之适逢盛唐，唐人性格外向，包容大方，于是李白当之无愧的成了“国家诗人”。但要说他真正对诗艺的发展有过多少拓建，或者说诗歌造诣有多深，却不见得。他那些为人所传诵的名句，如“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才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经常被拿来做励志名言，但就诗而言，见不出太多过人之处。倒是一些名气小得多的诗人留下过一些散句令人惊艳，如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綦母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按诗歌中名句的比例来算，李白还要输于这些人。当然，“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轻巧娴熟也是非李白不可写出的，这才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王维在自然物色中寻求空灵，李白在人间烟火中觅得轻灵，在难度上后者要难过前者，只可惜读者都被李白那些豪气冲天的杂烩迷住了，而他自己也更乐于一挥而就这些酒后之豪情，胸中之块垒。
话说回来，李白如果太过小心翼翼，那也就不是李白了，没有了大诗人的格局。李白是真正做到了写诗如说话，所以说他是天才诗人。因此，这里“天才”与“才华”就有了区别，就才华而言，盛唐可以与他比肩的起码还有杜王二人，但别人就没法像他这样写诗。王维如果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会说他矫情，他应该写的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写“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我们会说他薄幸，他应该写的是“落花时节又逢君”。只有李白，想醉就醉，想写就想写，想骂人就骂人，想干架就干架，想肉麻就肉麻，想吹牛就吹牛，因为他是“诗人”。
维特根斯坦说：天才是一种性格。李白的性格就是诗人的性格，但光有性格还不够，还要有时代和环境的配合，偏偏它们又都很配合，硬是把他捧出一个诗人的姿态来。姿态很重要，有了姿态你才能够名正言顺，胸怀坦荡地做事，比如我摆出一个表演的姿态，我就可以在博客上嬉笑怒骂，装傻扮嗲。李白基本上也是一个表演型的诗人，他写大多数诗的时候，潜意识里应该都有一个想法：我这诗将来是要被人传唱的。因此，他在用诗歌塑造着自己，以诗作自己的个人史，以诗搞自己的形象工程。与此同时，诗又反作用于人的行为，他也尽量把自己弄得道骨仙风，以不违诗中之意。
所以后世才说“太白不可学”，他撒豆成兵，本就没有套路，他写诗如说话，难道你要学他说话？那你就得先学他的姿态，但姿态是可以学的吗？刚才说到这个姿态也是时代和环境造就的，时势移位，所学到的仅仅是些张牙舞爪的姿势。
相比之下，王维和杜甫对诗的态度要更为客观，如果说李白是因人成诗，那王维就有点因诗废人的意思。他作为诗人的光彩被他那些浅淡高远的诗歌给稀释了，后人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确实像一个冷静低调的艺术家，将自己隐消在作品的屏风背后。这“隐消”换个立场看，也是牺牲，牺牲了“诗人”的血肉，因此我们从他的诗中（我指的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后期诗歌中）没法对王维本人形成一个立体的认识，他自己也象一幅裱在墙上的扁平的画。人说“李青莲诗佳处在不着纸，杜浣花诗佳处在力透纸背”，而王摩诘的诗恐怕就是那张白纸本身。
如此说来，李白太近，王维太远，只有杜甫不近不远。杜甫虽然不及李王的生趣和超然，但却无疑是诗道正宗，是那种真正可以在诗歌史上称皇道帝的人物。当然，还是“诗圣”这个名字最好，没有霸气，却透着儒家的温雅，导师级人物。杜甫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他不仅集前人之大成，也集同时代诗人的大成。虽以沉郁著称，但也不乏轻快如李白的“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技巧还更讲究；田园如王孟的“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用笔还更实在；苍峻如高岑的“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气息还更浑厚。如果按博尔赫斯的说法：先驱也是被他的继承者塑造的话，那杜甫也是李贺、李商隐、杜牧以及几乎所有后世诗人的集大成者。什么叫巨擘?什么叫高塔？什么叫大牛？杜子美是也。
从这个角度说，杜诗是诗歌中“六经”的说法并不为过，因为和经书一样，它总是可以不断汲人以营养，总是给后代写诗人以教诲。如果说李白是“天生的诗人”，王维是“超脱的诗人”，那么杜甫才是“真正的诗人”。李白一生中扮演的角色大概不会少于马龙·白兰度，写诗对于他又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故他对诗无须更多的投入和考虑；王维既是高官，又是画家，还是音乐家，这样身份的混合造就了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同时也可以分散他对单项的诗歌的注意力，而他又追求禅意，诗歌只是他表达或追求的载体，故还留有回旋的余地。只有杜甫才将诗真正视若生命，“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无李白之传奇经历，也无王维之混合身份，他所拥有的只是诗歌。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在诗歌中玩出了李白之经历，王维之身份，诗歌中的节奏、格律、句法、意象在他那里达到从未有过的绮丽和丰富。
也正因如此，他也将一个有血有肉的自己融入了诗行中，他用诗歌记述人生中的一切，李白、王维截取有助于自己塑造个人史或体现禅意的片段书写，杜甫则将所思、所遇、所感都写进了诗中，题材于是宽阔，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这结合令多少诗人梦寐以求，在杜甫却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因其将题材扩大，而这新的题材又需新的方式表达方能在诗中立足，才能让诗人满意，于是杜甫就会设法发明一种新的形式，开拓一种新的技巧。在杜甫的才华、格局和热忱笼罩下，“形式”与“内容”之分完全成了一个伪命题，他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自己却强大得足以操纵这些风雨鬼神。但如果杜甫单只有其诗之神，还不足以为人热爱，他更有诗人之真。其实，这也是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必备的，就李王杜三个人的偏向上来说，李白有天性之真，王维有艺术之真，杜甫有为人之真。相较而言，杜甫就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世人爱称杜甫为“老杜”，却鲜有称李王为“老李”，“老王”的，这有与小杜区别的考虑，也是杜甫本人的沉郁气质使然，但更有一层包含了敬重的亲切意思在。老杜，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身在黄昏中的偶像。
（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等句确实可印证所谓“想象力丰富”，但这依旧没什么意义，为什么是对影成“三人”，而不是“两人”，李白的灵气和妙处就体现在这些细微之处。而他那些古体诗里为人所神化的“仙气”，只不过揉合了狂人、侠客、酒徒、方士、流浪汉的胡思乱想，痴言狂语，以及对《楚辞》的热爱与模仿而成的一锅杂烩。人们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杂烩，一见都傻了，加之适逢盛唐，唐人性格外向，包容大方，于是李白当之无愧的成了“国家诗人”。但要说他真正对诗艺的发展有过多少拓建，或者说诗歌造诣有多深，却不见得。他那些为人所传诵的名句，如“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才必有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经常被拿来做励志名言，但就诗而言，见不出太多过人之处。倒是一些名气小得多的诗人留下过一些散句令人惊艳，如常建的“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綦母潜的“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按诗歌中名句的比例来算，李白还要输于这些人。当然，“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轻巧娴熟也是非李白不可写出的，这才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王维在自然物色中寻求空灵，李白在人间烟火中觅得轻灵，在难度上后者要难过前者，只可惜读者都被李白那些豪气冲天的杂烩迷住了，而他自己也更乐于一挥而就这些酒后之豪情，胸中之块垒。
话说回来，李白如果太过小心翼翼，那也就不是李白了，没有了大诗人的格局。李白是真正做到了写诗如说话，所以说他是天才诗人。因此，这里“天才”与“才华”就有了区别，就才华而言，盛唐可以与他比肩的起码还有杜王二人，但别人就没法像他这样写诗。王维如果写“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们会说他矫情，他应该写的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杜甫写“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我们会说他薄幸，他应该写的是“落花时节又逢君”。只有李白，想醉就醉，想写就想写，想骂人就骂人，想干架就干架，想肉麻就肉麻，想吹牛就吹牛，因为他是“诗人”。
维特根斯坦说：天才是一种性格。李白的性格就是诗人的性格，但光有性格还不够，还要有时代和环境的配合，偏偏它们又都很配合，硬是把他捧出一个诗人的姿态来。姿态很重要，有了姿态你才能够名正言顺，胸怀坦荡地做事，比如我摆出一个表演的姿态，我就可以在博客上嬉笑怒骂，装傻扮嗲。李白基本上也是一个表演型的诗人，他写大多数诗的时候，潜意识里应该都有一个想法：我这诗将来是要被人传唱的。因此，他在用诗歌塑造着自己，以诗作自己的个人史，以诗搞自己的形象工程。与此同时，诗又反作用于人的行为，他也尽量把自己弄得道骨仙风，以不违诗中之意。
所以后世才说“太白不可学”，他撒豆成兵，本就没有套路，他写诗如说话，难道你要学他说话？那你就得先学他的姿态，但姿态是可以学的吗？刚才说到这个姿态也是时代和环境造就的，时势移位，所学到的仅仅是些张牙舞爪的姿势。
相比之下，王维和杜甫对诗的态度要更为客观，如果说李白是因人成诗，那王维就有点因诗废人的意思。他作为诗人的光彩被他那些浅淡高远的诗歌给稀释了，后人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确实像一个冷静低调的艺术家，将自己隐消在作品的屏风背后。这“隐消”换个立场看，也是牺牲，牺牲了“诗人”的血肉，因此我们从他的诗中（我指的是他最具代表性的后期诗歌中）没法对王维本人形成一个立体的认识，他自己也象一幅裱在墙上的扁平的画。人说“李青莲诗佳处在不着纸，杜浣花诗佳处在力透纸背”，而王摩诘的诗恐怕就是那张白纸本身。
如此说来，李白太近，王维太远，只有杜甫不近不远。杜甫虽然不及李王的生趣和超然，但却无疑是诗道正宗，是那种真正可以在诗歌史上称皇道帝的人物。当然，还是“诗圣”这个名字最好，没有霸气，却透着儒家的温雅，导师级人物。杜甫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他不仅集前人之大成，也集同时代诗人的大成。虽以沉郁著称，但也不乏轻快如李白的“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技巧还更讲究；田园如王孟的“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用笔还更实在；苍峻如高岑的“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气息还更浑厚。如果按博尔赫斯的说法：先驱也是被他的继承者塑造的话，那杜甫也是李贺、李商隐、杜牧以及几乎所有后世诗人的集大成者。什么叫巨擘?什么叫高塔？什么叫大牛？杜子美是也。
从这个角度说，杜诗是诗歌中“六经”的说法并不为过，因为和经书一样，它总是可以不断汲人以营养，总是给后代写诗人以教诲。如果说李白是“天生的诗人”，王维是“超脱的诗人”，那么杜甫才是“真正的诗人”。李白一生中扮演的角色大概不会少于马龙·白兰度，写诗对于他又是如此理所当然的事，故他对诗无须更多的投入和考虑；王维既是高官，又是画家，还是音乐家，这样身份的混合造就了他别具一格的诗歌，同时也可以分散他对单项的诗歌的注意力，而他又追求禅意，诗歌只是他表达或追求的载体，故还留有回旋的余地。只有杜甫才将诗真正视若生命，“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无李白之传奇经历，也无王维之混合身份，他所拥有的只是诗歌。于是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在诗歌中玩出了李白之经历，王维之身份，诗歌中的节奏、格律、句法、意象在他那里达到从未有过的绮丽和丰富。
也正因如此，他也将一个有血有肉的自己融入了诗行中，他用诗歌记述人生中的一切，李白、王维截取有助于自己塑造个人史或体现禅意的片段书写，杜甫则将所思、所遇、所感都写进了诗中，题材于是宽阔，这就是“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这结合令多少诗人梦寐以求，在杜甫却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因其将题材扩大，而这新的题材又需新的方式表达方能在诗中立足，才能让诗人满意，于是杜甫就会设法发明一种新的形式，开拓一种新的技巧。在杜甫的才华、格局和热忱笼罩下，“形式”与“内容”之分完全成了一个伪命题，他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自己却强大得足以操纵这些风雨鬼神。但如果杜甫单只有其诗之神，还不足以为人热爱，他更有诗人之真。其实，这也是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必备的，就李王杜三个人的偏向上来说，李白有天性之真，王维有艺术之真，杜甫有为人之真。相较而言，杜甫就更能引起人的共鸣。世人爱称杜甫为“老杜”，却鲜有称李王为“老李”，“老王”的，这有与小杜区别的考虑，也是杜甫本人的沉郁气质使然，但更有一层包含了敬重的亲切意思在。老杜，就是这样一个永远身在黄昏中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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