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探究司马迁隐秘心曲的《时空》 ——走进经典的另一条路径

《中华读书报》2020年11月25日"文史"版刊登

作为“二十四史”打头之作的《史记》，不论是在史学领域，还是文学领域，早就以其异样的光彩确立了典范地位。作为经典，在以其自身能量不断辐射后世的同时，也不断被后来者评价、解读甚至重构。人们的阅读趣味和阅读习惯随着时代不断发生变化，经历了古代到近代再到现代的剧烈转变，流传两千多年的《史记》的经典地位如何在阅读中被有机延续，便成为摆在所有古代经典面前的一个典范课题。

《史记》“文不甚深”，相较后世某些文派，反而是明白易懂的。但对于大部分现代读者来说，直接进入《史记》文本依然是有门槛的。此其一。《史记》是司马迁在经历了巨大磨难之后所成的“一家之言”，纾忧发愤，甚至被称为“谤书”，因此，即使具备了一定古文基础和阅读经验的读者，在读懂《史记》所记载史实和历史故事的同时，能否读出司马迁蕴蓄其中的史观和情感，更成为能否领略《史记》之妙的关键。此其二。因着这两点，循着名家、专家的引导，逐步进入《史记》广阔的历史世界，便成为一条走进经典的可靠路径。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的《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作为解读《史记》系列的第一本，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对《史记》进行这种尝试的，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也不为过，这本又有哪些不同？《时空》不是一般的名篇节选加讲解，不光讲文本，讲故事，更把重点放在《史记》的编著史上，讲承载这些故事的文字是怎么来的。借用陈教授的话说，我们读到的，不只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陈教授从自己古典文献学的专业角度进行解读的《史记》。正如《后记》所言：“我在本书里讨论的，更多是《史记》的各篇是以什么样的文献为基础被编写出来的，以及为什么它们会呈现这样或那样的文本面貌。”

举例来说。《夏本纪》中关于大禹的文字超过三千，其他王不到六百，就是因为文献缺稀，而《尚书》中关于大禹的文字很多，便成为《史记》的主要来源，造就了《夏本纪》的这样一种面貌。《秦本纪》写得很详实精确，就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文献多，而这是秦朝焚书，把秦国之外史书销毁殆尽的结果，《六国年表》的叙文中司马迁就感慨，他编年表依赖的“独有秦记”。再比如《史记》记载商纣还没灭亡时西伯就已经称王，且在伐纣成功后砍下纣王的头，这些记载均遭到后世儒家价值观的质疑，但司马迁还是写进书里，因为唯一能让他尊重的，就是看到和听到的“文献”，他的写作不会被任何既有观念所束缚。还有，《三代世表》矛盾之处很多，因为原始文献就是如此，司马迁并不是不知道，但他还是决定向孔子学习，“疑以传疑”，原样呈现，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通过对《史记》成书过程的分析，司马迁对历史的看法以及作为优秀史学家的卓越之处，便一点点呈现出来：“他似乎更喜欢让自相矛盾的史料在他的大书里互相较量争斗，以此显现历史的纷繁复杂与难以捉摸。”

有意思的是，陈教授还通过对古代文献形式的分析，来推测《史记》所遭逢的命运。比如《天官书》大胆的劝谏和《封禅书》辛辣的讽刺能逃过一劫，应该就与古代的文献形式有关，即目录在最后，配有提要，古人读书前先看提要，特别在纸张发明之前更是如此，由于这两篇的提要司马迁写得十分官方和“平庸”，故很有可能武帝不再有兴趣读它，从而躲过了《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被删削一样的劫难。这样的例子，也能加深读者对历史“同情之理解”。

更进一步，陈教授是借文献解读的方式，来探究司马迁写作《史记》时隐秘的心曲，因为《史记》实际上是“借史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一家之言”（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即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及个人情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司马迁时时不忘的现实观照，尤其是自己身处的汉武帝时代。将《五帝本纪》放作全书第一篇，除了司马迁时代认为黄帝是历史之始外，也有如下考量，即朝思暮想做神仙化黄帝的汉武帝被层出不穷的方士骗得团团转，司马迁对此深恶痛绝，才写了这么一个带有明显人性的黄帝，而且置于首篇，作为后世历代帝王的榜样。另外，不吝溢美之词描述文帝时代政治的宽松，比如“除肉刑”，就是为了反衬武帝时代的专制。特别明显的是，《乐书》记汉武帝得天马而作歌的故事，是司马迁同时代事，而其中公孙弘与汲黯围绕此事的言行，却明显与史实不符，很显然，司马迁故意这样，无非是为了曲折地讽刺武帝“问马不问人”的作为。

第二，《史记》写历史，终极是写人。陈教授说得明白：“（司马迁）借着描述一个很长时段的历史演变过程……把人性的各个方面加以彻底揭示。”因为“推动任何特定区域历史演变的基本动力，其实是生活在这个区域中的人的普遍人性”，正是因为聚焦在人，在人性，才更显出《史记》的深刻与超越时空的魅力，这也是它在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中显得卓尔不群的根本原因。举例来说，《史记》以后的正史中基本都有《地理志》，相对客观，而《史记》却独有自然与人事纠葛的《河渠书》，讲漕运和水患，说明司马迁的关注焦点是制度背后的人。再比如司马迁在《礼书》中鲜明阐述自己对于礼仪的理解：“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此外，《平准书》虽写经济，但并不关注具体的数字，而是围绕经济写经济以外的问题，最后的“太史公曰”提到“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更是说明司马迁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历史中的人，以及由人导致的历史变迁。

通过以上两点，就会牵涉到，被《史记》书写的历史，与可能的历史实相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和区别，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从而让读者体悟到历史的复杂面相和张力，以及人在历史和天地之间的存在状态。陈教授比较《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的史料来源，进而探掘司马迁对历史的领悟：“这两篇本纪，就是这样互相纠缠着，为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和汉朝初期的制度延续，提供了一种感性的观照和解释，也为历史转折关头人性的真挚、冷漠和变态，画出了一道真切的风景。”司马迁还经常以“太史公曰”的形式，以作者身份登场，或显或隐地表露自己对历史的真实感喟。比如《河渠书》，虽然写到武帝时期治理黄河水患成功，但司马迁并没有停留在当代和暂时的胜利，眼光似乎更远，透露出河渠水利之事是中国人难以克服的宿命这样的无奈和悲凉情绪，历史学家的敏感表露无遗。再比如《秦始皇本纪》很长的“太史公曰”附录了贾谊的《过秦论》，显得颇不寻常，正是因为秦的迅速崛起和灭亡，对汉朝人来说太过激烈和惊心动魄，而这也是从秦始皇开始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司马迁需借贾谊的文字，一纾心中块垒。

陈正宏教授的解读和引导，让我们如入山阴道中，在《史记》营造的历史世界中应接不暇，他还将继续引导我们徜徉于“世家”“列传”，带我们认识完整的《史记》和司马迁。我们同样期待更多这样的经典解读之作，让我们理解“经典何以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