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近代岭南地区的内部殖民主义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以下引文均来自本书：
126-127：这个农业生态系统是否能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广西流出的能量和养分是否能够以别的形式得以弥补呢？这里并没有确定性的答案。但我想从长期来看，这种流失恐怕是无法得到弥补的。今天的广西是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人均农业产出很低，土壤肥力耗竭，山腹地带的侵蚀严重，尽管广泛地使用现代化肥，但并不能给土壤增加有机物。我想现代广西在经济和生态上的贫困，就是数百年来一直向下游的广州输送稻米的结果。
171内卷化这个概念首见于Clifford Geertz 在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GR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中80页对印尼农业的描写（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而这种“内卷化”，恰恰来自于荷兰殖民者强迫印尼农民拿出相当多的土地改种甘蔗。
在印度尼西亚，荷兰殖民者迫使爪哇农民用一部分的土地生产甘蔗供应出口，而另一部分土地仍然种植水稻。要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就必须依靠”水稻的种植，通过在人均报酬递减的情况下仍不断增加劳动力来维持边际劳动的生产力水平“，这就是被 Geertz称为农业内卷化的过程，虽然对于爪哇蔗糖产区稻米自给能力水平还有争论，但它与岭南的差异是很明显的：岭南的农民是根据市场需求而以甘蔗种植代替水稻，再通过市场购买稻米（其中部分来自于广西）
260-261梧州-广州的这一联系可以看作施坚雅模式在岭南大区的一个重要的例外情况，由于是树状而不是网状的市场等级结构（如第5章所述），处于较低等级市场的商人，除了将网商品卖给更高一级的中心市场以外，别无选择，而地理和政治条件赋予了广州和佛山的米商，对下一级的市场所拥有的超经济的权力。当然这一情况并不对施坚雅模式构成冲击，而只是因岭南地区的地理条件而对其进行了一点修正，毫无疑问的是，稻米从广西顺流而入广东市场，把珠三角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和西江盆地种植粮食作物的农户联系了起来。
商人们通过从梧州而不是从广东省内其他地区购买稻米的方式，不仅为他们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对土地利用的模式和环境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如果没有梧州垄断利润保障的话，广东的商人也很可能会寻找别的途径来满足广州的市场需求，但现实是高额的利润，把商人们带到了梧州，也刺激了广西西江盆地的稻米输出，促使该地区的种植模式也发生了改变。如同珠三角转变成专事蚕桑和甘蔗等经济作物一样，稻米也成为了西江盆地的经济作物，岭南的地理特点使得来自广州的商人们主导了梧州的市场，进而既刺激了西江盆地稻米输出经济的发展，也抑制了付给粮农的价格。
271-272 18世纪前半期的政府一样商人和市场也将稻米从岭南的稻米盈余地区转运到粮食短缺的地区，市场或许相对于政府的效率要更高一些，但这并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看不见手的作用，来自佛山和广州的米商在梧州市场购进稻米，并不仅仅是为西江盆地的农民提供了粮食的需求，而且还压低了他们的市场价格，于是广西最好的耕地，大多变成了水稻单一产作物的产区，珠三角的农民也因此又有了粮食的保障。
337-338 沃斯特认为这种‘严重的简单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兴起’的结果，尤其是因为生存导向型的农业向‘资本主义农业生态系统’的转变，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与之相伴随的欧洲人对其他地区土著居民的影响，的确合并而造就了美洲和很多其他地区环境史中的主要问题，如威廉克罗农在他关于殖民地美洲的开创性研究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和环境退化相伴而行”
16世纪 开始中国被日益卷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商业化和国际市场对丝织品的糖和茶叶的需求，而导致的岭南地区的环境变迁，也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导致的自然变迁的一个部分，但是商业化只是岭南经济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岭南的经济仍然是中华帝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帝国的官僚体系并不仅仅是记录下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这些史料文献而已，如本书引言中所述，他们还使得中国的经济系统完全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虽然市场和商业化都是一样的，但在中国用葛希芝的话说，是帝国的政府在以“纳贡生产模式”掌控的市场系统。
因此我认为沃斯特资本主义模型在岭南的适用性是存在问题的，首先沃斯特将所有的农业生态系统分为资本主义的和传统的两类，而将后面的特点总结为维生策略，然而如果我们以沃斯特所考察的菲律宾农民在一块耕地上种植高达40种作物的情况来理解维生策略的话，那么岭南的农业系统显然不同于这种传统的卫生经济，早在明朝初年，岭南的农民和农业生产就已经实现了专业化，有的种植稻米，麦子，有的种植甘蔗或修筑鱼塘，经常性的交易活动也遍及岭南各地的市场之中，而且到了18世纪中期，岭南的农业生态系统已经大都实现了高度的商业化，大量的粮食也都通过市场进行流通，而市场的效率也远远高于同时期的英国、法国或美国。
探讨中国环境变迁的驱动历史，我们必须将市场和商业化与资本主义进行区分，尽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概念有着很多类同之处，都可以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之中，但是在中国市场和商业化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更重要的是导致岭南地区环境变迁的原因，并不只是一个，虽然商业化是一个重要的驱动力，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和人口的变动也也带来了岭南地区经济和环境的变化，而这些都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兴起和传播毫无关系。
340由于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农场经营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性的后果，历史学家们往往向亚洲尤其是中国寻求一些可持续发展的经验，他们常常会举出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或者水稻种植来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例最近的一次是克劳斯比在哀叹现代农业造成水土流失时，所说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南方的传统水稻种植系统及生产不仅是可持续的，而且稻米，蔬菜，藻类，牡蛎，鱼类，猪鸡鸭和青蛙，都有令人惊叹的生产量。”
桑基鱼塘的组合的确是一项降低系统内部能量和营养损耗的非常了不起的办法，水稻生产也主要依靠水流灌溉来输送营养，看上去的确似乎更符合生态学的思想，但是这些观点都忽略了耕种这些农业生态系统的农民们所需要的食物和能量问题。
如书中所述，岭南尤其是珠三角地区农民的食品需求，把整个岭南地区-大小与法国相当-转变成了漏斗型的经济模式，从岭南各地生产的粮食都被集中到了一个人口密集的中心区，18世纪中期时，市场系统已经把整个岭南连接成了一个农业生态系统的总体，因此仅从耕种模式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生态系统是不完整的，整个的画面应该是如果没有不断增加的外部输入系统，总体就不是可持续的，理论上来说，广西就是因为向珠三角输送粮食而被耗竭的。
以下引文来自《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
86-87巴西东北部人的奴隶劳动。东北劳动力向中南部输入
137注8“东北部从几个方面忍受着一种内部的殖民主义，它有利于工业化了的南部。在东北部本身，腹地地区从属于它所供养的糖业区，而甘蔗大庄园则依赖加工甘蔗的糖厂。老的糖厂主制度正处于危机。榨糖厂吞噬了种植园。”
204“发展起来的拉丁美洲各大港口是把从地面和地下开发出来的财富运往遥远的权力中心的中继站，它们成为征服和统治所属国家的工具，又是挥霍国民收入的溢洪道。所有的港口和首都希望自己像巴黎或伦敦，而在它们的背后却是沙漠。”
219-220巴西与阿根廷的“次帝国主义” 巴拉圭是殖民地的殖民地
238“几年前，社会学家们这样问拉里奥哈一个村庄里剩下的一百五十人:‘在那些曾经出走，现在回来探亲的人的身上，你们注意到什么变化没有？’留下的村民怀着羡慕之情指出，布宜诺斯艾利斯改变了那些人的服饰、举止和说话的方式。有些人甚至觉得回来的人的皮肤比原先‘更白’。”
282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在研究巴西的不发达是如何发展时提出，巴西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而在巴西本国内，东北部对位于东南部的‘内部宗主国’而言，也起着卫星的作用。通过许多事例可以明显地看到两极分化现象，例如私人和国家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圣保罗，这个巨大的城市像一个大漏斗那样，把在全国产生的资本占为己有，其手段是搞不利于他人的贸易交往，独断专行的价格政策、内部优惠税率和大量控制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
290“今天，美帝国主义要把拉丁美洲‘结成一体以便统治’，昨天，英帝国抱着同样的目的却把我们分开了。”
初步的比较：广州-圣保罗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西江上游-巴西东北部或安第斯山两侧的高原山谷；粤语在明代中期以来在广西的扩张-西班牙语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的扩张（一靠单一农产品的掠夺性收购，二靠商人开矿（开矿这一点甚至在盛清发展到越南境内））。
作者本人根据所谓“纳贡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存在，不认可岭南的这种“商业化”发展是“资本主义”；这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理解和我们不同。资本主义是善于将“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嵌入”其世界体系中的。
这里完全依赖复读、摘抄作者的研究，唯一的区别是，对他来说是中华的“帝制晚期”，对我来说是世界的“近代早期”。
以上只是从作者之研究出发所作的联想，并不是一种成熟的看法。
20-21，77.1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