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帝国与东亚：发现“相遇”的意义
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
7世纪前期，正当日本大步迈向统一国家之际，中国大陆处于隋唐王朝的时代。无论圣德太子的施政，还是大化改新，都试图通过引进隋唐的文物和制度，从而实现日本的国家统一。必须承认，这一时期中日两个世界的关系极为密切，甚至更确切地说，如果没有中国文明，也就不会有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因此，谈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时，隋唐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无论如何不可回避的话题。不仅如此，在民族国家黎明期受到的强烈影响，对塑造今后的日本社会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顺着这一思路，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与隋唐国家的建立几乎同时，其间的意义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在这两个世界“相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奥秘呢？
面对这一疑问，我们可以从中国世界的角度提出两个问题：第一，隋唐帝国的出现在中国史的发展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第二，日本统一国家的形成对于中国世界而言又有怎样的历史意义。这两个问题的交汇点，就是能够发现“相遇”意义的地方。
内藤湖南的时代分期理论
在解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内藤湖南（ 1866—1934）的时代分期理论极具启发性。他的《中国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 第十卷》，筑摩书房）是大正十年（1921）前后在京都大学的讲义，书的开头就写道：“余所谓东洋史者，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历史。”也就是说，湖南将东洋史的范畴设定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其地理范围以帕米尔、青藏高原为中心向四方展开，除去印度、中亚、西伯利亚三处，剩下的地方就是所谓的东亚。湖南认为，这一区域的文化基本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影响，就如同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依靠自身的文化力量形成了一部有机而连续的历史。湖南将东洋史看作一部世界史，那么这部世界史又是在怎样的逻辑下发展演进的呢？
湖南认为，首先中国内部产生的文化具有朝着四周辐射的运动方向。其次，这一辐射促进了四方“蛮夷”的文化自觉，从而对中国内部发生反作用。这一作用与反作用不断较量的结果，就生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时代特色。
具体而言，东洋史依据时代特色可以划分为“上古”“中世”“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四个时期。所谓“上古”，是从文明开幕到东汉中期的时代，也就是中国文化形成并向周边辐射的时代。然而，这样的文化对外发展到东汉后期至西晋时期一度中断，这就意味着东洋史从“上古”向第二阶段“中世”过渡。“中世”是指五胡十六国到唐代中期，周边民族的势力波及中国内部，也就是反作用的时代。这一潮流的顶点，就是唐末五代的混乱期。关于第三、第四阶段的“近世前期”和“近世后期”，该书没有做任何的说明，不过从湖南的其他著述来看，那恐怕是前两个阶段中作用和反作用相互统合的时代。从周边民族来说，这是征服王朝的时代；从汉族的角度而言，则是复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时代。
对于湖南的上述时代分期理论，一直以来都受到很多批评，相关的评论在战后变得更加活跃，本书中只能省略了。不过，湖南的独特构想有其颇具启发性的地方，那就是将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理解为以中国社会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史的发展。中国史不是孤立的汉族的历史，周边民族的发展也是其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中国社会的内部发展必然波及周边民族的世界，而后者的民族发展也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历史性的影响。
本书的课题
如果这样的观点可以成立，隋唐帝国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中国历史在创造秦汉帝国这一最初的高峰后达到了极限，继而发生方向上的转变，其在第二阶段的发展方向上达到的顶点就是隋唐帝国。生成第二方向的重要契机，就是中国周边民族的勃兴，即第一阶段国家的形成。中国第二阶段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周边世界第一阶段统一国家的形成，就这样被时代的线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这是当时历史的两个侧面。
这样看来，隋唐帝国和古代日本的“相遇”绝非偶然。正文中将会提到，隋唐帝国形成的第一步是在公元3 世纪迈出的，那正是日本出现最初的古代国家形态—邪马台国的时代。7 世纪后期，唐朝、奈良朝日本、统一新罗三足鼎立，真正可以称作东亚世界的历史世界就是在此刻形成的。这是所谓隋唐世界帝国中的重要一环，那么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历史线索究竟是什么呢？本书的课题正在此处，只不过是在中国史的框架内加以考察。中国社会曾因秦汉帝国的解体而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随后又以隋唐帝国的形式重新得以统一，是什么样的原理引导了这一系列的进程？阐明这一问题，将成为思考东亚世界形成意义的重要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