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新文学的一小本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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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不讨喜地来写第二篇，是因为要做pre，事出无奈，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也，所谓pre，大抵是怫郁众人而又不讨好的事情罢。我取这个名字的灵感也是来自于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那是我愿意用一生去追效的小书，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风雨谈》中有不少周作人关于旧文体发展与新文学未来的独到见解，虽然文学小店关了门，但启明却不曾停止过对新文学去向的关切与思考，他之于文学的见解也日益独到深刻而精简老辣，往往藏在所抄材料的背后与引文语气的间隙之中，细细品读，着实能看出十足的见地与启发来。
文学的未来
《风雨谈》中正是有一篇《文学的未来》，文简质厚，其预见性之强与书写之性灵让人想起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即使放在今天亦有其独到的见地与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荻原与周氏关于文学未来的构想，荻原认为读是颇用力的工作，而在过劳的时代，人们本就脑力耗费尽了，读的事情更觉得麻烦而文学也就自然为一般所敬远，像文学这样的物事自然更只是古色苍然的一种旧世纪的存在，失掉大众的普遍性与通俗性，最终将引退到安静的图书馆的一室里，只等待特殊的少数读者，或许正因此而将使质的方面有所进步亦未可知。
这段论述使周氏非常感兴趣，更在这基础上做了他自己的阐发与延伸，启明毫不客气地说
这些说来似乎活现一点，其实也浪漫了一点，老实说文学本来就没有浮起来过，他不曾爬得高，所以也不怎么会跌得重。他的地位恐怕向来就只在安静的图书馆的一角，至少也是末了总到这一角里去，即使当初是站在十字街头的。
文学作为集团艺术的衰落在周氏与荻原看来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周氏认为“坐到安静的图书馆的一角里去”发扬的则是文学的个人化，在荻原所说“质的进步”外，周氏则指出这种衰落为文学带来了它不被干涉的自由，它可以将支配大众的任务卸脱给别的手段，这种没落因而在周作人看来是乐观的。换句话说，周作人设想的文学之未来是个人化的诚意之于集团的反动，大众普遍性与通俗性的要求使文学承担了支配大众与为集团服务的任务，唯有文学没落后，前者的铐镣才能脱去，个人化的文学自由（贵族化而违反自然的）才能得以充分保障，继而荻原所说的“质的进步”方才有可能发生。
离题、书话与知识的小书
我最近在读周作人的闲隙，有幸拜读了斯威夫特的《木桶的故事》
不佞也抽空写了一篇书评，
我发现斯威夫特似乎提供了三十年代后周作人文章写法的一种西方式的参照：周作人曾经在《长之文学序跋文》中提到“我写文章是以不切题为宗旨的”，而斯威夫特的写法正是光明正大的离题，周作人喜欢抄引他人的材料，而《木桶的故事》也是以典故与引语组成文章偏离的主体，两者都统属于一种知识性的写作；周作人和斯威夫特都极其反对偏执而对通达与幽默抱有极其开放的欢迎态度；两者都对讽刺有很深的偏爱并精于此道……
类似的相同点还可以举出好多来，我以为斯威夫特是可以作为周作人的一面西方的镜子来看的，所以我想从我之前写的那篇书评中描述斯威夫特的特点的几句话稍加变易来移用到周作人身上，所以我在阅读过程中百无聊赖地胡乱写下了这段话——
我们可以将周作人所翻引古书的过程视作从一堆意见驳杂纷乱的古书中提取“自己声音”，这种读书的方式很强调“我”见的重要性，读书抄书是以我为用，来做主观的拣炼去取，亦是可借鉴的。之于我，我不喜欢将周作人的这种写法称作“文抄公”，太刻板了，像是溪刻的骂人话，一点都没有启明文字里那种性灵的味道，我喜欢称之为“书话”，是很好玩且有价的书话，书话立论意味着声音与身份的复调与多元，用书话取代策论式书写或许象征着对于偏执的破除而倾向于宽容与自由 ，作为仅仅是一种记录一种说法的知识，而非冠冕堂皇的定论妄图模仿真理的口气，这显然是可供纠正商榷而容纳他者的声音，去除了正言谠论与高谈阔论的秀才气，欣欣然可爱了。
琐屑朴实之美
《燕京岁时记》跋之二有云：
此记皆从实录写，事多琐碎，难免有冗杂芜秽之讥，而究其大旨无非风俗游览物产技艺四门而已，亦《旧闻考》之大略也。
周作人对琐屑的写法颇有一种偏爱，在文末称其为“质朴琐屑的好处”，在文中他略陈了对“实录式的记”的一种文体论观念——
这从实录写，事多琐碎两件事，据我看来不但是并无可讥，而且还是最可取的一点。本来做这种工作，要叙录有法，必须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才能别择适当，布置得宜，可称合作，若在常人徒拘拘于史例义法，容易求工反拙，倒不如老老实实地举其所知，直直落落地写了出来，在琐碎朴实处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记中所录游览技艺都是平常，其风俗与物产两门颇多出色的纪述，而其佳处大抵在不经意的地方，盖经意处便都不免落了窠臼也。
其实说的还是“琐屑朴实”这一件事，但展开了细说而已，“知识丰富，见解明达，文笔殊胜”只是写一篇合作的记之前提条件，“老老实实”与“直直落落”说的无非是文要本色，摆脱窠臼与套路的规限，除去修饰与凭赖，才会露出本色，因而自有他的价值与生命，但“人情总缺少自信”，因而一经意处便免不了依赖修饰，唯不经意处方能以自然之态直抒本色，是为其佳处。
换句话说，不加修整与矫饰的实录式样的记确实呈现出来的就是琐屑朴实的面目，因为人的观察本身就是无规则的杂乱，随步之所至目之所动而记转，未添修饰语词自然会使其归于朴实，所以“琐屑朴实”确乃本色，对这种记法的推崇其中又包含了他对文章简单的喜好（“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
事实上，读及《燕京岁时记》的部分文段确实可以感受到那种“琐屑朴实”中蕴含的真味，像是《东京梦华录》与清初笔记中的一些段落那么平淡有味，远比一些铺饰的岁时记高明生色不少，摘录几则——
京师五月榴花正开，鲜明照眼，凡居人等往往与夹竹桃罗列中庭，以为清玩。榴竹之间，必以鱼缸配之，朱鱼数头，游泳其中，几于家家如此。故京师谚曰，天篷鱼缸石榴树。盖讥其同也。
萨齐玛乃满洲饽饽，以冰糖奶油合白面为之，形如糯米，用不灰木烘炉烤熟，遂成方块，甜腻可食。芙蓉糕与萨齐玛同，但面有红糖，艳如芙蓉耳。冰糖壶卢乃用竹签贯以葡萄山药豆海棠果山里红等物，蘸以冰糖，甜脆而凉。
每至十月，市肆之间则有赤包儿斗姑娘等物。赤包儿蔓生，形如甜瓜而小，至初冬乃红，柔软可玩。斗姑娘形如小茄，赤如珊瑚，圆润光滑，小儿女多爱之，故曰斗姑娘。
着实隽永，有深味。
简涩与性灵
其实我一直感觉读周作人三十年代后的作品像是痛咬苦菖蒲根，我之前一直感觉蹇涩而难以进入，直到读及《风雨谈》时，才感觉出滋滋然的甜味，我忽然感觉文字的涩里似乎有一股真味在，其中的妙处实在难以轻易言喻，或许“涩”在味觉上的本意是不滑，使舌头感到麻木、不滑润的滋味，引申指文字诘屈聱牙，令人无法顺利地读懂；换句话说，文字的涩让其更加耐嚼，滑润丰美的文字口感会惯出贪婪而不加品尝的坏习惯，而艰涩（不滑润）的文字质感硌着习以为常而逐渐自动化的舌头，让日常不加思考的吞咽不得不停下来，而意识到其中什物的存在并给予充分的耐心，再去用全部的性灵与感知去打开认知它，这种诘屈聱牙客观上延长了阅读的时间，使得原本坦白展开的平滑语义折叠起来，形成了内在丰富的层次与立体的空间结构，而这需要以读者自己的思想之力去慢慢感知，细细展开，这使得阅读的尝试本身带上了一种挑战性的乐趣。
从信息量而言，涩与简实在是一体两面，涩往往意味着扩大单位文字可承载的信息容量，当篇幅一定时，文章就会显得意密而扎实，实在是启明文字的独到之风味也；而当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一定时，篇幅就会缩小很多，这在书面的直观上就表现为简洁，无怪乎《风雨谈》中的文章往往只是五到六页，而意思与文意都丰实得恰到好处。我感觉简涩的表达方式实为直抒性灵之良方也，每日早起读启明的文章，似乎是可以维持一种悠然空灵的语感的，那种语感像是没有被现实污染抽离过而呈现为丰富与多元，可谓之有味，释卷再读其他白话，似乎有点索索然无味的遗憾。
《风雨谈》中也有关于“简涩与性灵”的描述，集中在《郁冈斋<笔塵>》与《本色》两篇：
案此论见卷四《与丘长孺书》中，与《小修诗序》所说大旨相同，主意在于各抒性灵，实即可为上文所云得趣之解说也。不过这趣与性灵的说法，容易了解也容易误解，不，这或者与解不甚相关，还不如说这容易得人家赞成附和或是“丛诃攒骂”。 ……在一切都讲正宗道统的时候，汩没性灵当然是最可崇尚的事，如袁君所说，殆是气运使然。
——《郁冈斋<笔塵>》
“这趣与性灵的说法”我以为是“直抒性灵 自得其趣”，这里所谓的“主意在于各抒性灵”从下文来看所说的意旨大概是公安与竟陵派的提倡，指向的是“言志”一脉，始终处于被压制的偏门而作为待被绞杀的异端。
令我颇感兴趣的是《本色》中关于“药性”的譬喻——
我所觉得有意思的是药中存性的这譬喻，那时还起了“煆药庐”这个别号。当初想老实地叫存性庐，嫌其有道学气，又有点像药酒店，叫做药性庐呢，难免被人认为国医，所以改做那个样子。煆药的方法我实在不大了然，大约与煮酒焙茶相似，这个火候很是重要，才能使药材除去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此手法如学得，真可通用于文章事业矣。存性与存本色未必是一件事，我却觉得都是很好的话，很有益于我们想写文章的人，所以就把他抄在一起了。
这段譬喻本是用来说文章务“洗去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来”，但是我觉得其中这譬喻的意思又颇与行文的“涩”相关，这个比喻将做文章譬为煎药，而药中自带有“涩”这一味，它意在指出做文章与煎药相似，加以适当火候，可除去药材中不要的分子而仍不失其本性，“涩”的趣味与方法大抵如是，将想表达的意思之本性（或可理解为性灵之直抒）原封不动地加入药材中，配以适当火候，使得去除杂质各材相融为一而不相妨害本色也，作为产品的药则表现出直观上的涩，与意思层次的丰富来，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便是“文字简短而含有丰富的意义”（摘自《文学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