腆着脸做科普了是因为发现科普需要历史

我本来和科普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这主要是出于自知之明。

我初中开始物理数学就频频挂科，偏科非常严重，早早的就把自己和理工科知识切割干净了，所以后来兜兜转转再绕回来的时候，令我自己也很意外。2017年5月，我出版了《纽约无人是客》，这本各种打擦边球的小书原本是期望用我自己的生活志点燃读者参观博物馆的兴趣，这个目的确实也达到了，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此书之后，各种报纸和出版社来找我写科普的内容，我感到非常惶恐。

惶恐是因为，好像在社会看来，只要你的学历到达了所谓“学霸”的程度，你就可以来做科普了。可我内心的标杆不是这样的，有鉴于我对理工科知识敬而远之，但表达能力和表达欲又都很强，我对标的一直是留学期间接触到的美国作者John Green。他做科普历史知识的系列视频Crash Course，那一度是我每天下饭的小菜；同时他也写青春文学，又改编成电影，挣好多钱，我觉得那样挺酷的。

要说国内的人，我觉得ENT是这方面的大神，那种对知识的透彻理解，同时又能总是回归充满诗意的表达，这种浪漫我是没有的。我是执行官人格，我的基因里可能没有浪漫。后来又在佐治亚理工遇到我的网红师妹，她也是在果壳做科普的，在微博上人气很旺，可我看她好像时常闷闷不乐，想必网红也有网红的社交压力，我其实很害怕那些。

但是命运就跟我开玩笑了，我也只能受着。2017年冬天上海科技馆来找我策划他们更新改造工程中的一个展厅，当时各种人情和局势交杂，我就硬着头皮接了。后来武汉的《长江日报》来找我开个小栏目，从科技史的角度写科普，我也接了。靠着自己擅长的执行力，我补了短板，动笔勤快，帮那个展厅追上了进度，在《长江》上写写写的也有十来篇了，都是些不成气候的小品。不过，要说自己是科普人，我仍然不认为那是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在过去三年的实践里，我明白了其实丢开数学计算，物理化学生物都是挺带劲的，基础教育折腾来折腾去无非是变着法考数学罢了，离开了那个套路，我还是可以享受理工科知识的单纯快乐的。

可我做不了科普，不是“学霸”就能做科普的，更何况我也不是什么学霸。

2018年，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王编辑来找我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倒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原因很简单，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NH是我奋斗过的地方，我在那里做了两期实习，当时每天早出晚归，参与了博物馆奇妙夜，参与了很多人类学展品的整理，协助了一位知名学者的亚洲研究……脖子上挂着名牌，出入各种Staff Only的门禁，在博物馆商店里八折买纪念品的那些日子，是我的小骄傲，小怀念。接这个活儿，是希望国内出的关于AMNH的书，我能出点力。

这本书从酝酿到出版，横跨了我从学生到老师的转变。第一版译稿没有用太久，因为毕竟是个大众向读物，篇幅不大，难度也没有很高。后来我成了青椒，后来又有了疫情，在后续的校正过程中，我发现随着对知识精度的要求提高，看得见的问题越来越多，二校三校任务很重。当时，新进青椒的工作强度已经让我不再有初接这活儿时的游刃有余，但本着对读者和这座博物馆负责的态度，我通过线上线下的关系，联系到了一些从事古生物学和生态学研究的青年专家们，向他们请教非常细节的技术问题。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竟成为了我进入科普圈子的引子。

认识了这些青年才俊之后，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就成为了朋友。或许是我幸运，我总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很轴的那种人，对自己的事业热爱且执着，默默耕耘，不求太多回报。博物馆们现在面临社会活动的KPI考察，于是就便宜了我这样能说会道的人，上海自然博物馆后来找我去给科普培训班讲课，我就去了。也是在准备那次演讲的过程中，我整理了一下翻译AMNH这本小书时的心得，我忽然发现了科普界的一些问题。

我对这个圈子了解不多，不敢说这是普遍的问题，但我觉得这恐怕是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写作往往太扁平。往平面里，科学原理都说的非常明白，也很酷，这没毛病；往竖里，科研的过程往往说得不清不楚。这当然也怨不得科普作者们，这个调查是有难度的，信息不容易获得。科研的人自己也不是很喜欢讲过程讲故事，他们喜欢呈现结果，这是一，再来他们也不奢望外行人能够听懂他们的过程，那些繁琐、无聊、重复、细致，甚至可能矮化他们成果的过程。

进而我发现，这种只有横向没有纵向的叙事，还有一点国与国的差别。我发现美国人把科研故事讲得好，他们毕竟历史材料积累多，我们这边却总是条件反射一样地去向高尚靠拢，最终往往搞得乐趣全无。这种高尚有两个向度，其一是科研的纯粹度，其二是科研人的纯粹度。科技即真理，科研人都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往往喜欢营造这样的一种氛围。即便是在一些以漫画为载体的科普故事里，虽然形式上缓和了严肃感，但实质上还是再用“低就讨好”的方式在讲述把人造成神的故事。

经历了长久科技史训练的我，很难消化这种公众习以为常的叙述方式，我也不是很明白今天的我们为什么需要神话。

就科技博物馆来说，这一问题是相似的，做横向容易，把展搭起来，把厅连起来，都是硬件层面的工作；但做纵向很难，也就是想明白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这个馆有什么可以独特贡献给社会和公众的。大多数馆有充裕的资金，去购买当下最时髦的展品展项，甚至整套展陈，但是内部自发的、原创的、具有洞察力和前瞻性的展览策划，往往很难去做到。这是人才短板和体制惯性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是无奈的。于是乎你就会发现，在科技博物馆的世界里，中国遇到的问题和中国在世界经济科技舞台上遇到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有钱，可以买好东西，但我们做不出属于自己的好东西，因为那样的东西需要内生的创新，需要学术积累，需要形成一种具有市场穿透力的产品和舆论，要做到这些比从外面买东西可难多了。也正因为如此，大多数馆出于实际需要，还是会直接采购，而不会去着力研发。一种选项，方便优质低风险赚吆喝，另一种选项，不但难做还有风险最终还不一定能落地，任何一个正常人正常单位，都不会去选择后者。而在这样的循环往复当中，做硬件的外国展陈展品设计商挣了个盆满钵满，而国内做内容立意构思的人们，却很难得到长效的激励与犒赏。

会发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AMNH工作过那么一阵。那是个非常具有历史氛围的博物馆，例如西北岸印第安人展厅，那是北美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布置的陈列，是美国第一个博物馆里的人类学陈列，而展品中又大量取自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的材料。这个展厅因为需要给皮革防腐，充满着福尔马林味儿，如今人们来到这里，大多数时候只是前往IMAX影院路过而已，两侧巨大的鸟头图腾柱为他们送行。AMNH的这些展厅，本身就已经是古董了，那些哺乳动物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标本，雪地里奔跑的郊狼，奋力反击捕猎者的水鹿，一脸骄傲掐着猎物孔雀的豹子，它们也都是双重的身份：既是科学标本，又是艺术古董。这样子的气质，赋予了AMNH在自然博物馆界无可比拟的厚重感，科学与艺术在这里天然地走到一起，甚至不需要策展人强行让他们牵手。这个馆的一切创意，都是从自身的历史中发掘，它不需要去对标谁，它自己就是行业的发展史本史。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值得骄傲的传统，是因为AMNH曾经有过一批田野采集和标本制作的大师，例如一生热爱远行并最终在野外探险中牺牲的标本剥制术大师卡尔.艾克利，例如霸王龙化石的发现者连本科学位都读不下来的巴纳姆.布朗，这些人的职业故事本身就构成了AMNH历史的一部分，讲述他们的历史就是在讲述这座博物馆的历史，同时也是古生物学的历史，美国的历史。一切都是故事，故事里面本身就蕴含了十足的料，你要的知识、冒险、浪漫、奉献、投机取巧、哗众取宠、凄婉悲怆，应有尽有。说好了人的故事，博物馆的成功就已经有了一半，这个道理说起来其实不难，做起来却很不容易。

留学期间我就已经回来参观过了上海自然博物馆新馆，那时候人人都给我推荐它，我就去了。在这个馆里，设置了一个夹层，含蓄地讲述自博馆的缘起英国皇家亚洲文会的事，也给了足够的笔墨到上海的乡土历史与生态。但这在我看来还是不够的。这座博物馆里，标本有新旧之分，展品有新旧之分，有些经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没有，这些本身都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可以很好地向观众讲一个自博馆是如何成长的故事，在成长中有错误，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在最新潮的陈列里，小朋友们自然会看的十分过瘾，但这些与自博馆自身并没有关系。一个机构的成长，是和城市和城市里的每一个人相连接的，作为一个成人游客，我有我希望看到的东西。我希望看到自己的回忆被见证，我希望看到曾经吓到我的阴森森的自博馆旧馆的印迹。当每个我这个年纪的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这里时，他们甚至来不及怀念，因为他们有了新的身份。但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类型的博物馆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再学了吗？

这次做翻译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学习这些知识并不是一时之事。古生物学有很多新的进展，无论是材料，还是方法，这些我都已经不知道了，脱节很久。这次靠着翻译这本书，终于补习了一些。于是我就想，是不是当我们放弃了恐龙的那一刻，我们的童年就结束了，我们最纯粹的好奇心也结束了？是不是我们关注太多行业的横向情报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曾经都漫步过、奔跑过、徜徉过的纵向的知识之路？

不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我发现了这本译作的意义。

这个意义在于，每个自然博物馆都应该对标的，不是展陈有多新多华丽，而是对于自己一路走来的历程，有多么坚定且自豪的信念。知识从来就不只是横向的，纵向的知识给人以力量，赋予人超越规则的自由。

这不是AMNH独有的幸运，至少上海的馆们可以做得更好的，上海本来就是一座充满了故事的城市。

今天，科普人面临的状况是：科研人不需要我们科普，因为基础科研都是纵向的，所以不需要对民众负责。而且现在科研日益精深，能被外行理解的部分越来越少了。一位一线科研人员这样对我说：“如果让普通人也需要知道这些，那对他们也太残忍了。”以前不是这样的，以前发明的门槛不高，发明家也需要市场，所以他们主动做很多科普。比如我们熟知的爱迪生，可以说是营销大师了。

今天，人民群众需要什么样的科普呢？年轻人们有自己的圈子和信息生态，这些是站在社会建制里面的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有时候甚至错误地不屑于去看。于是我们就把自己莫名其妙不假思索地代入到了家长的立场里，那么自然是对“神话”们来之不拒的，因为我们都希望用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劝自己的孩子好好学习，早日成功。

归根结底是缺少故事，缺少会说故事的人。

故事说不全乎，就会急着要拔高。故事说全乎了，那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它安静地坐在那里分量就已经很重，因为每一个时刻所做的抉择，都是包含了最饱满的情感的，如果这一辈子他是认真活了的话。

我们太多的博物馆，不是没有钱，而是活得不够认真，不够自省。只活在了当下，没有好好想过自己来时的路。

于我个人而言，这本译作的体验也是一种警示：人不是因为成长而不再好奇，是选择停止了好奇，才能给自己全知全能的成长感。当然，那也只是成长感罢了。

我慢慢找到了自己能给科普做贡献的方式。

我是个喜欢说故事的人，我可以成为这个圈子里说故事的一员。说雷龙的名字是怎么创造又消失的，说最开始人们为什么认为霸王龙是站立的，说达尔文之后是什么样的学说让进化论继续精进……除此之外，我也想写交大科研人自己的底层故事，他们的奋斗是什么样的，他们又如何定义成败……还有别的，比如给交大的机器人团队什么样的平台，给中国自己的古生物学什么样的IP孵化……我把自己的一部分脑力留给这些于我而言完全没有功利价值的事情，其实是为了养性，让自己单纯地渴望知识，单纯地生活。

明年开始，我想为这个圈子做更多。

一切都已写在计划书里，我对未来有好的期盼。

这算不上是一篇书评，我也不想评价我自己的译作。我只想说，三校的时候改了好多东西，是我的责编尽心尽责在最后时刻还紧盯着，才能让这书在学术性、可读性不打折扣的前提下按时出版，在这里对她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意。

这本小书所包含的知识面极其广泛，古生物学、分子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地质学等等，我还很不识趣地加了许多译者注，错漏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指正。

做了一点微小的贡献，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