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政治文化

彻底读完布林特的《政治文化的谱系》，打破了我之前对这本书的一个“偏见”：即作者所谓的政治文化的谱系，与其说是对政治文化内容的综述，不如说是对当下分析政治文化三种不同方法的传统的追溯。难怪有人会觉得“读完后还是不明白政治文化究竟是什么”，这是由于作者比起回答“什么是政治文化”，更想要回的的问题是“如何研究政治文化”。不过，尽管如此，对方法论的探究离不开对内容本身的思考，因此本书还是在多个侧面展现了何谓政治文化，或许是一个更加富有启发的角度。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想要首先简要地根据个人理解回顾作者提到的不同传统下人物的主要观点，然后借此机会整理对目前为止自己对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研究的观点和疑问。

布林特展现的法国传统是一种关注政体得以建立和运行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学路径。在方法论上，他们拒斥个人主义的还原，坚持整体主义视角，在不断“扮演他者”反思自身所处的政治文化。在具体分析中，他们特别强调了习俗——惯例、品质、传统以及人民期望的政治影响。孟德斯鸠是法国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对不同政体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强调，他用东方专制主义和古典共和的双重困境来描述当时的法国。卢梭则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古典共和政体的呼唤，并借助关于自我发展的理论来抨击现代社会对古典政治传统的败坏。戴德尔在我看来是德国传统的渗入，从她对法国国内经验主义的批判和对德国浪漫的表现主义的向往可见一斑。作为戴德尔曾经的恋人，贡斯当无疑分享了她的浪漫，并以浪漫主义自我的概念奠定了现代“自由”概念的基础，即个人自由需要受到免于公权力侵害的保护。在此方面，贡斯当与他心爱的戴德尔所仰慕的卢梭分道扬镳，强烈反对回到古典共和时期，认为这是一种泯灭现代自我的暴政。基佐是现实的政治家，具体的经验让他对政治有了一种更精妙的理解，这促使他在保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同时，在行动上体现出渐进、平衡的策略。托克维尔是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对美国政治文化精妙而深刻分析，以及同其与法国文化的比较，将“扮演他者”这一传统再次推向高潮。在对美国的描述和分析中，托克维尔同样也关注习俗和制度文化，因为他认为是这些阻挡了“理论”上的民主专制主义。

布林特将德国的传统追溯的更远，在这里政治文化与其言“政治”的，不如言是“文化”的。德国的这种文化哲学的传统被追溯到康德的主观性观念，他用物自体的概念化解了休谟的纯经验的质问，将人类的能动性/认知能力归结于内在的精神。不过康德同时也接续了某种法国传统，开创了对国民性的研究。不过比起孟德斯鸠等对特定政体下文化习俗等考察，康德则把民族性放在更先验的位置，但最终千差万别的国民性会泯灭在世界国家的图景里。赫德尔则对康德的这种图景提出了质疑，以表现主义哲学为基础倡导每个民族都有根据自身目的生存和发展的独立和自由，并将这种民族的多元性与多样的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洪堡则更加看重语言的作用，认为其作为一种行为而不是产物，为认识民族精神的多样性提供了最直接可靠的手段。此外洪堡还分析了国家的作用，认为当扮演积极角色的国家带来的干预必然损害个体的发展。黑格尔赞同洪堡的“最小国家”，并提出了类似的“市民社会”，但黑格尔认为洪堡混淆了作为个体的自由权利和作为公民的自由责任，他强调在保证个体权利的同时，认为个体需要与共同体保持一致。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回到了法国传统的困境——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裂。马克思用异化描述这种分裂，但并不像卢梭那样怀念古典，而是将异化的消除期冀于共产主义理想。韦伯是个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迥异但同样重要的学者，他对社会行动的界定开启了后来两个大相径庭的政治文化研究路径。对于更加看重文化的格尔兹，韦伯的“意义之网”构成了文化分析所“深描”的对象，象征性解释为跨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桥梁；对于更加注重结构的帕森斯，则开创了社会行动的不同主观取向，包括认知、情感和评价，这与美国行为主义科学的路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或许可以将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看作政治文化学科奠基之作，他们提供了清清晰的政治文化概念界定并进行操作化，为政治文化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一把好用的尺子。他们还形成了一套科学成熟的实证方法，包括抽样、访谈、问卷和量表。这种研究路径除了借鉴上述提到的帕森斯-韦伯模型，还吸取了许多社会心理学和生物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文化解释中强调本能、情感等心理因素，并重视社会化状况对生命周期的影响。他们同样接受了启蒙以降的自由主义信念，但却对传统的政治学模型产生了质疑——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分析与人类真实的行为方式究竟是否重合？从这里，阿尔蒙德将我们带出政治哲学，走向实然的政治文化研究。然而，这种路径却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批评，对这种批评的思考与回应也是布林特这本小册子的目的所在。来自沃林的批评将《公民文化》视作了自由主义的方法论，这与阿尔蒙德和维巴最终得出的关于民主参与平衡的保守结论不无关系，同时也是对行为主义方法论野心的不满。麦金太尔则从哲学层面对社会科学的范式提出质疑，他驳斥了阿尔蒙德和维巴的那把尺子，认为不同民族文化对“尺子”感知的不同会很大程度上消弭测量结果的有效性，何况即使能对行为测量准确，不同行动的意义也是难以得知的。泰勒则借助主体间性的概念驳斥了行为主义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还原主义，文化无疑大于它各个部分之和。布林特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终结这场注定徒劳的争论，因为不同的方法不是相互排斥，而是源自不同的问题承担不同的功能，主张将不同的理论取向视作可以相互替换的理论工具，从而更加深入探讨具体的研究问题。布林特以政治参与为例展现了不同取向相互批判与交流带来的洞察。

综上所述，何谓政治文化？顾名思义它是人类关于政治领域的文化向度，在布林特为我们展示的政治文化的传统中，它在法国传统里主要是政治的，关注不同政体的比较所依赖的文化条件，而在德国传统中它主要是文化，文化意义的描绘而非政体比较在这里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况且当以文化分析为主时，很难切出一个独立的政治文化，文化作为一个意义之网似乎是浑然一体的。在此意义上，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是政治的“政治文化”，他打破了法国传统在形式上的比较，关注文化条件与政体的实际互动。从学科视角而言，我认可阿尔蒙德所划定的这种政治的“政治文化”，这里政治文化研究应当服务于政治建设，而非单纯的文化分析。但是这不代表文化的政治文化不能在此中发挥作用，正如上文提到的针对行为主义路径的批判，对文化意义的描述有利于我们捕捉更加真实的实然文化。因此，目前为止，我倾向于认为政治文化是这样一门分支学科：它借助多样化的方法来研究与政治相关的文化因素，分析这种文化与各种政体或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实际运转的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