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这本书的思考过程，可以追溯到2004年春北京大学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课堂。当时，我对茅海建教授讲述的清代中央政府的决策过程饶有兴趣，同时也对课上提到的君臣朝会与文书的处理细节，产生了一些疑问。查找各种论著后发现，各种解释并不能解答我的困惑。此后在阅读史料时，我便留了心，遇到相关的内容，就随时记下来。 等到2011年入职华东师范大学后，我对文书行政有了更直观的感触。从那时起我就发现，很多与自己相关的大小事项，无论最后成功与否，都会经由公文流转展示出来。例如，申请教工宿舍、申报出国访学、开办暑期学校等，都是先有想法、拿出步骤、落实经费、形成方案，然后自行拟稿，提交院系领导审核，再由院系上交对应的职能部门审查签署，或由一部门主签，多部门会签。完成审核签署，再交主管的校领导批复。一圈流程走下来，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接着就可拿着批复文件（如果成功的话），根据方案执行。工作经验、读档所思、课堂所学，让我深刻体会到：政策的产生与会商、决策的形成、相关的权力与责任，都会在文书的流程中有所体现。 大约六七年前，我在其他研究之余，开始阅读清代文书与朝会的相关资料，发现我们一般认知的清代早朝与历史上存在的朝会有着重大区别——那种集文武官员议事的朝会，实际上是在乾清门户外举行，处理的是早已经由内阁票拟好的题本，因而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朝会。而更为重要的政务文书——奏摺，则是在皇帝、军机大臣、上奏人这一小范围内进行处理。前人在讲到晚清奏摺时，经常会提到慈禧太后批摺的情形，并有所征引，通过阅读朱批奏摺我发现：皇太后可“披览”奏摺，但并无“批阅”的例证。学者们引证的一些朱批，实际上是童年光绪帝在师傅指导下进行的批摺练习。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有幸被《故宫博物院院刊》和《近代史研究》录用，这鼓励了我在该问题上进行深究的信心，进而申报了“清季中央政府的文书流转、政务运作与制度变迁研究”的国家社科项目。我将政务决策具体化为朝会的细节与文书的处理流程，细分为诸多的小问题进行研究，先后写了十多篇论文，经过修改之后，就是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 本书所写的题目，与传统的“公牍学”有相似之处，使用的史料，有一些是未刊的书札、日记和档案，此类史料近年来整理颇多，其实也算不上特别新，做这个题目的我，近似于陈寅恪所说的材料与问题皆不新的“闭门造车之徒”。不过我仍然认为，政治运作和日常行政，事关到国家、社会与个人利益，是大家都关心的题目，自有其价值。本书希望澄清晚清时期朝会的具体流程，各种政务文书的产生、处理经过，皇太后、皇帝与军机处的权力划分，清末新政与文书政治的关系，进而讨论当时“君主专制”的特征及其限度，进一步思考政治决策的效率与合理性的关系、权威性与专业性的关系问题。希望通过细微的考证，稳妥地推进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认知，呈现稍大的思考，避免失之于琐屑。 这些年来，学界比较提倡“跨学科”研究，我却固执地认为，历史学未必要赶这个时髦。二级学科以下的各专门史，本就已经自带了其他学科的属性（例如经济史、外交史），了解各学科的知识，领略其精髓，不留痕迹地创作出圆融的史学作品，可能才是应该努力的方向。当然，这么说也许会有“盲人摸象”之讥，但我同样认为，一只大象固然需要远远的、触类旁通去观察其大概，靠近了仔细地摸清大象的腿、身躯、大耳朵，也同样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对局部有过细致切实的研究，往往更易理解并及于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讲，越是将本学科做到极致，便越能贡献给其他学科。 当然，我并不是说跨学科不好，事实上，书中的一些思考正是得益于其他学科的启示（有时是打击）。谈到跨学科，我需要感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2016年，为了集中时间处理搜集到的诸多史料，我尝试申请前往成立不久的浙大高研院访问，很快就得到批准。从2016年秋季开始，我在高研院访问了两个学期，这本书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在之江边上完成的。高研院的驻访学人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学科背景各异。在每周报告会以及每天午餐时，我都能听到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者的高论，他们对历史学的直截发问也每每给我巨大的启发，慢慢改变着我端坐斗室，盯着京师、盯着上层、盯着档案的思维定式。想想那时，每天下班后关好门窗，下山乘车到苏堤南口，再横穿西湖走回宿舍，回味白天的收获，很多奇思妙想就是在苏堤上闪现出来的。那真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今天年轻学者大概不会有衣食之忧了，却又面临新的困境，这困境用四个字可以概括：“威逼”“利诱”。所谓的“威逼”，就是量化考核悬诸头顶；所谓的“利诱”，我想，被形形色色的项目和计划所绕/扰的高校青年教师们看到这两个字，大概都会会心地一笑。学者有自己的兴趣和专长，学校也自有压力跟指向。感谢华东师范大学，让我从未有过“威逼”的压力（由此可见，从容的环境未必导致学者的怠惰，但“我要完成”跟“要我完成”所导出的结果，还是大不相同的）；而当我挣扎着去抗拒一部分“利诱”之时，也仍能在上海的郊区生活下去。现在还能提供这样的环境，给年轻人一定的空间，便算是一所好学校。 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师长经常提醒我们，要分清“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论语·宪问》有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颐对这句话做的注解非常到位，他说：“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用另一位我十分尊敬的师长的教导来解释，便是年轻人要“守得住”。岁月匆匆，白驹过隙，我不忍看时间精力和生命被“切香肠似”地消耗掉，也因为如此，希望尽量固执地按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一些自认为长时段内共通的大问题，也期盼尽可能地去提升论著的品质，让自己的文字能存活得稍长一些。 本书中八成文字的底稿曾经在期刊上发表过，编入时经过了大的整合与修改。这些论文往往一投便中，这要感谢接纳我论文的期刊。优秀的期刊编辑部不吝赐予一位年轻人机会，给足了我信心，也让我学会直面批评。在改稿之时，我发现很多细微的讹误都被编辑部老师更正了过来，如《中华文史论丛》，更是改正了我引文断句的错误，这份一丝不苟的态度给我很大的触动。如果不是自认为过得去的论题，如果没有经过反复锤炼和核校，现在我反而不敢随意投稿了。当然，鉴于个人学识和精力有限（真实感触），书中的各种讹误仍在所难免，皆归本人承担。 1898年6月11日，曾经产生过一份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那便是变法诏书。其中有一句，专门告诫人们对新学问的态度，用以警示全国士庶，并也送给尚在孕育中的母校：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122年过去了，我们这个世界沧海桑田，上面的话却并未因时空转移而稍减其价值。相比各种豪言壮语，我更认为这句话能代表母校对学问的态度，也更符合我心目中校训的标准。今后的学问岁月，当经常引此省思、以此自勉。

李文杰 庚子年仲夏前初稿，仲秋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