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源上重新理解唐朝

谷川道雄（1925~2013）是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知名学者，京都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师承内藤湖南、宫崎市定。

谷川道雄在大学时就立志于唐史研究。毕业之后，民众对唐朝权力的抵抗斗争是他尤感兴趣的问题。谷川道雄将国家权力与民众从本质上划为一项对立物，然后再从政治的层面考察二者之间对抗关系的推移。可是，他发现，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不能鲜明地呈现唐代史的历史特征，对民众的理解也缺乏现实感。谷川道雄思考再三，认为从根源上重新把握唐朝权力，就需要追溯唐朝政权性质的形成，也就是说，要从更早的时期挖掘多层次的历史。

谷川道雄把研究重心转向了六朝时期。主要观点集中表述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代表作。该书从北魏末的六镇之乱出发，从北朝后期考察至隋朝，这一工作后来又上溯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谷川道雄所关注的问题，当然集中于政治史，但并不是单纯探讨制度的沿革，而是力图将政治作为参与国政的皇帝、官僚、贵族、军人的意志与行动的一种复合物来加以理解。该书出版于1971年，后几经再版，现在已经成为日本学者研究从五胡十六国到隋唐统一这三百年历史的必读书。

《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的普及版本，叫作《隋唐世界帝国的形成》。该书叙述简明扼要，剔除了许多史论部分，突出了叙事过程的描述，学术价值有所降低，相应地，阅读门槛也降低了，即使对这段历史不够熟悉的读者，现在也可以轻松地看懂了。

内藤湖南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上古期，从开天辟地到后汉中期；中古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近世则是宋元明清阶段。按照内藤湖南的说法，唐宋时期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种变革表现在政治形态上，是一种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的变革，但作为变革的根本还在于民众地位的变化，也就是说，民众摆脱了贵族阶级的支配，获得了土地所有的自由、居住的自由，从身份约束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君主政治体制才得以成立。谷川道雄自述，正是受到内藤说的启发，他才在自己的研究中导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从阶级斗争的展开去理解唐朝民众地位向上的过程，探索在历史事件底层起作用的民众的动态。

在谷川道雄看来，隋唐帝国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的统一过程，它具体表现为北周吞并北齐→周隋革命→隋的南北统一这样一个历史进程，而直接成为这个政治统一进程起点的，就是北魏末期的动荡局势。哪些人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谁在其中发挥主要力量？显然，主要就是部署并定居在北方六镇的北朝军士。谷川道雄注意到许多被称为“城民”的民众参加起义的事例。他把“府兵制”作为解读的一个重点。遍布全国的北魏国家军队（镇军、州军）是昔日部落制度的变形，在部落生活中，所有的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北魏汉化加强了门阀主义的倾向，面对胡族社会的解体以及由此而生的贱民化的危机，于是产生了一种异常强烈的抵抗意识，胡族人民开始从贱民走向自由民，汉人贵族也以政治主体参与国家治理。所以，谷川道雄认为，北魏末的局面正是胡汉民族奔向自由的集中爆发。

比之《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本书把历史叙事时段更往前推至“汉朝世界帝国的破裂”。这意味着谷川道雄更加注意历史的延续和演化，并且有意识地在提醒我们，从汉朝到隋唐，政权领导人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部小书更加突出了贵族阶层的没落，批判礼教主义的潮流，谷川道雄还强调分析了人才选举体制的变迁，这与宫崎市定对于九品官人制、科举制的研究亦是一脉相承的，这其中包涵着人的自由问题，潜藏着精神史的研究取向。

本书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序章强调了“隋唐帝国与东亚”，并称之为“中日两个世界的相遇”，序章表露了谷川道雄的关怀所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目的是解决战后日本的现实困惑，是为了建立一个强调道德意识、伦理精神、作为自由之本源的共同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