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写

与北京相比，上海好像总缺乏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它没有属于自己的深厚的文化积淀。然而这样一个飘摇在广袤太平洋西岸的海边、也飘摇在近现代无数风潮中的城市，居然在文化上也形成了能与所谓京派相抗衡的海派，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作家唐诺在说到城市与文学的关系时，觉得北京是一个让他恐惧的城市，它的秩序庄严、气度雄伟、节奏高速，让他只觉得自己渺小琐碎，而丝毫兴不起去捕捉和描写它的企图，这在我看来是因为北京那传统的市民生活和气质遭到了破坏，那些原本属于茶馆、蒲扇和老大爷们的空间，被另一种异质而宏大的东西侵占了，京派文学的式微，与此恐怕也颇有些关系。 上海呢，打从鸳鸯蝴蝶派开始，上海的文学书写就根植于市井弄堂之中，被新文化斥之为俗与享乐的文学，然而正是这种文学，最终成就了张爱玲、王安忆和金宇澄这些伟大的书写者。其实要说京派文学，曾经也一样深植于老北京那种从容和幽默的市井文化当中，之所以海派文学如今还能后继有人而京派文学却总体式微，不得不提到的是三十年代以施蛰存等人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作用，因为正是在他们的书写当中，鸳鸯蝴蝶派的传统与商业、都市这些现代化的因素得以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继承这些人的自然是张爱玲，她以从《金瓶梅》《红楼梦》乃至《三言两拍》中汲取得来的冷冽决绝的笔法，将那个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时代的上海的生活图景展示了出来，在她的书写中，红男绿女、新潮旧梦终于彻底融为一炉。 许多事按下不表，可以直接说到王安忆。相对于张爱玲，她缺少的是决绝，多的是迟疑。几十年过去了，后来的上海，在她的笔下，变得单调了许多。这种变化是让人不满的，它毕竟是提炼，将上海在作品中的位置推得更远，成为布景一般的存在，却又有想要书写上海的野心，结果只是让作品变得沉闷，以至于阿城拿到《长恨歌》时也说，“这玩意儿有人能读得下去？” 新的可能性似乎来自金宇澄。《繁花》似乎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上海书写的可能，只是就像唐诺一样，我对这种书写的怀疑是，它是不是过于怀旧与抒情了，也就是说，过于自我了。须知，张爱玲的笔调中，是鲜少出现对作者自己的同情的，而金宇澄的诗意来源，竟然好像正是这里。他没有将上海从空间或元素上推将出去，却从时间上与之保持了距离，总的来说，他似乎也缺少勇气。 只能说，我们可以继续期待，期待另一种更为勇敢的上海书写出现吧。甚至也许，惊喜已经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