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你没有听说过洛尔迦,但一定听说过他的粉丝们

在洛尔迦光芒万丈的“粉丝天团”里,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聂鲁达,有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有著名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有加拿大诗人、歌手莱昂纳德·科恩,有中国现代诗人北岛、顾城……
他们个个都鼎鼎大名,又都对洛尔迦推崇备至。洛尔迦的诗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底色。聂鲁达曾经感叹:“洛尔迦是个何等了不起的诗人啊!像他这样兼具风度与才华、敏捷的才思与明澈如清泉的心灵的人,我从未见过。”
莱昂纳德·科恩则在一次获奖时坦承,自己与洛尔迦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精神联结”:“他允许我找到自己的声音,找到一个自我,一个不被限定的自我,一个为自己的存在而奋斗的自我。”科恩甚至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洛尔迦,以表纪念。
洛尔迦究竟是谁,他有什么样的魔力,可以让这么多文艺界大师都叹服不已?
他是20世纪西班牙最伟大的诗人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1898-1936),在西语文学的殿堂中,是全球知名度仅次于《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的伟大诗人。
在诗歌的世界里,美国有惠特曼,智利有聂鲁达,英国有叶芝,而西班牙有洛尔迦。对于西班牙人来说,洛尔迦是永远的“安达卢西亚之子”。与他同时代的西班牙诗人路易斯·塞尔努达曾说过,整个西班牙民族的精髓,都被洛尔迦归结在他的诗中。

1933年,中国诗人戴望舒前往西班牙旅行,他发现,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有人在演唱美妙的歌曲。他不禁好奇地问:那些歌曲的词作者是谁?他听到的回答常常是“洛尔迦”,或者是“不知道”——而那些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
洛尔迦最著名的诗作之一,叫做《梦游人谣》。诗歌的开头是这样的: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绿的风,绿的树枝。
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这句“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是从吉卜赛人的歌谣转换而来的。洛尔迦在文学史上最了不起的贡献,是创造性地把诗歌同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卜赛民谣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种民间色彩浓郁,易于吟唱的诗体。
洛尔迦为这种古老的吉卜赛民谣深深着迷,他曾经和作曲家法亚一起前往吉卜赛人的洞穴,探访他们的“深歌”(deep song)。洛尔迦认为,在那些谣曲中蕴含着赤裸的生命的热情,“来自第一声哭泣和第一个吻”。而这一切也成为他写作的源泉:爱,痛苦与死亡。

和吉卜赛人的谣曲一样,洛尔迦的诗始终带有向死而生的激情。他用所有的力气追求爱、追求美,留下流星般灿烂、水晶般纯净的诗句,激起我们对爱与美的追求。他关于爱的诗句,总是一瞬间就能击中人心:
在鲜绿的清晨,
我愿意做一颗心。
一颗心。
在成熟的夜晚,
我愿意做一只黄莺。
一只黄莺。
灵魂啊,
披上橙子的颜色吧!
灵魂啊,
披上爱情的颜色吧!
看到这样纯净的诗句,也许很难想象,洛尔迦生在动荡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目睹了无数的动荡、纷争和死亡。他深知生命短暂,却也鼓励人们在短暂的人生里,活得更加勇敢、炽烈一些。就像他的另一首名作《骑士歌》里那样,用大块的绚烂色彩涂抹出爱和死亡的色彩,以及内心的敏锐震颤:
穿过平原,穿过风,
黑小马,红月亮。
死在盼望我
从哥尔多巴的塔上。
啊!英勇的小马!
啊!漫漫的长路!
我还没到哥尔多巴,
啊,死亡已经在等我!
哥尔多巴城。
辽远又孤零。
中国诗人蓝蓝给《新京报书评周刊》写的评论文章中,曾这样形容洛尔迦:
“有谁能像洛尔迦那样写出既温柔又猛烈的爱以至对死的渴望?有谁能像他那样至死都保持着一颗孩子般纯真的心?又有谁能像他那样怀着悲悯凝视这个世界哪怕是最微弱细小的事物,写出贫苦的吉普赛人的美、脆弱易伤的心、血洒沙地的斗牛士的悲壮与勇气、人与自然神秘的联系,用他那熊熊燃烧的热情、卓然不群的抒情才华、无可匹敌的感知力和想象力?”
他的人生比诗歌更传奇
洛尔迦只活了短短38岁,他的人生却极尽传奇。2018年,在洛尔迦离世的80周年的纪念日,西班牙《国家报》邀请了十位文艺界专业人士用十个关键词来评论洛尔迦。其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传说”——“他生活得就像一个传说。与他所经历的生活比起来,他的作品简直太云淡风轻了。”
1898年,洛尔迦出生在西班牙格拉纳达附近的一个小村落。他的童年生活很幸福,父慈母爱,家境殷实,兄弟姐妹间也相处和睦。
不过洛尔迦并不是个乖孩子,进大学后考试常不及格,甚至根本不上学,把时间都花在排演戏剧上。他父亲勒令他立即回去完成学业,但洛尔迦却写了一封信告诉父亲:“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美男子一样。”
洛尔迦不但是天生的诗人,还有出色的音乐才华,弹得一手好钢琴,美妙的音乐总是从他的指尖如流水一般涌出。他的才华吸引来了许多艺术圈的朋友,当他在马德里寄宿学院就读时,就与路易斯·布努埃尔结识。布努埃尔特别佩服洛尔迦,总跟他泡在一起,听他朗诵诗。布努埃尔说,“洛尔迦让我知道另一个世界。”
在那里,洛尔迦还认识了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两人很快形影不离。他们一起散步,一起逛博物馆,一起泡酒吧、听爵士乐。这两个拥有疯狂野心和巨大才华的年轻人,很快互相吸引,成为艺术史上著名的一对。

1929和1933年,洛尔迦两次到访美洲。在那里,他与智利诗人聂鲁达一见如故。聂鲁达曾在自传中回忆起洛尔迦:“洛尔迦就是那个永远带着爽朗微笑迎接你的朋友。”后来聂鲁达来到西班牙时,洛尔迦经常和他一起朗诵、演讲,聂鲁达认为洛尔迦是“我们语言此刻的引导性精神”。
可惜,命运并没有为才华横溢的洛尔迦安排一个美好的结局。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初期,洛尔迦支持第二共和国的民主政府,反对法西斯主义叛军,叛军认为“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1936年的某个清晨,佛朗哥军队在一片橄榄林间的空地上枪杀了洛尔迦,并将他抛尸荒野,遗体不知所踪。那一年,他只有38岁。
路易斯·塞尔努达在给洛尔迦的《挽歌》中悲愤地写道:“他们杀了你,因为你是我们荒芜地上的绿,我们暗沉空中的蓝。”西班牙《国家报》给洛尔迦的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死神”——“诗人已逝80年,人们却仍不知这世上最著名的失踪者遗体在哪里,这实在是西班牙之耻。”
他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
洛尔迦虽然英年早逝,他的诗歌却对全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西班牙诗歌的代名词。
在中国,洛尔迦的诗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诗人。据北岛回忆,戴望舒翻译的《洛尔迦译诗抄》在70年代末的北京地下诗坛被疯狂传阅,并成为早期“朦胧派”的艺术源头之一。北岛记述了读到洛尔迦的珍贵一刻:
“当《洛尔迦译诗抄》气喘吁吁经过我们手中,引起一阵激动。洛尔迦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80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颜色。”

顾城说:“洛尔迦的谣曲写得非常动人,他写哑孩子在露水中寻找他的声音,写得纯美之极。我喜欢洛尔迦,因为他的纯粹。”
在北岛看来,洛尔迦的诗歌“既简单又丰富,多变而统一,意象透明但又闪烁不定,特别是回旋迭荡的效果,像音乐本身。”
而洛尔迦的诗之所以能这么动人,戴望舒的翻译功不可没。戴望舒从西班牙原文直译而来,为汉语中的洛尔迦定了音。
北岛对于戴望舒的译作有着很高的评价:“时至今日,戴的译文依然光彩新鲜,使中文的洛尔迦得以昂首阔步。后看到其他译本,都无法相比。”
众所周知,诗歌的翻译是文学翻译中最具挑战性的门类。正如北岛所分析的:一首诗中最难译的部分是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译者在别的语言中再造另一种音乐——尤其是洛尔迦的诗歌富于音乐性,大多数谣曲都用韵,而戴望舒的译文好就好在不硬译,而是避开西班牙文的韵律系统,尽量在中文保持原作自然的节奏,那正是洛尔迦诗歌音乐性的精髓所在。比如一句“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被北岛赞为“真是神来之笔:忠实原文,自然顺畅,又带盈盈古意。”
著名诗人姚风也曾撰文推崇戴望舒的译本:“戴望舒成功地把洛尔迦的西班牙语诗歌变成了汉语中的奇迹,使译文呈现出一种既属于洛尔迦,也属于戴望舒的风格、色彩和韵律。”

这本书选择了戴望舒的经典译本,并特别收录了北岛的2万字深度导读。在这篇导读里,北岛从诗人的眼光,解析洛尔迦极致浪漫的诗歌艺术,并详述了洛尔迦短暂而传奇的一生。
书中配有墨西哥知名画家加布里埃尔·帕切科专为洛尔迦绘制的插画。这些插画唯美梦幻,极具超现实主义风格,深得洛尔迦诗歌的真味。

书中还收录有洛尔迦基金会官方授权的珍贵历史照片和洛尔迦的画稿,呈现一个真实、动人的诗人形象。

这不仅仅是一本诗集,更是一本充满了故事的书——这里有诗的故事、洛尔迦的故事、戴望舒的故事、北岛的故事……打开它,就打开了洛尔迦的人生传奇,打开了一百年精彩纷呈的欧美艺术史。

而正因为有那么多人都对洛尔迦念念不忘,洛尔迦的故事远没有结束,它的美和传奇,还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继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