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们的镇魂歌

原载于《新民晚报》（2020年12月20日），有删改

约翰·勒卡雷的《间谍的遗产》（下文作《遗产》）简体中文版面世，距其间谍小说处女作已经过去一个甲子。近六十年间，勒卡雷用他最广为人知的几部作品，创造出一整个独立的间谍宇宙，围绕乔治·史迈利这颗象征智慧与人性的恒星，经久不衰地持续转动；有趣的是，就连他为这个宇宙发明的“点路灯”“剥头皮”等术语，后来都被现实中的情报机构借用（“鼹鼠”一词倒是克格勃行话，只因勒卡雷的作品才变得人尽皆知）。这些作品包括处女作《召唤死者》、大获成功的《柏林谍影》、经典“卡拉三部曲”（中文惯称“史迈利三部曲”）、圆场下属苏联司专场《莫斯科情人》、冷战终结的路标《史迈利的告别》等——熟悉勒卡雷的读者不会忘记，早在1990年，史迈利就曾面向新世界，对沙拉特的毕业生说“结束了”——还有这本近三十年后再度请他现身的《遗产》。单是书名本身，就透着浓浓的恋旧情怀，尽管史迈利“很讨厌怀旧”（《史迈利的告别》），然而当今时代，往昔穿梭于危险地理边境的间谍确实正让位给信息技术、骇客与无人机，对钟情老派间谍文学的读者而言，告别注定难免，可一次告别太唐突，一次根本不够。作者大约也是这样想的吧。于是这一回，他从时间书架深处翻出史迈利宇宙的早期记录，带我们穿越秘密、骗局与杀戮的迷雾；这一回，他带我们重回东柏林。

事关《柏林谍影》所讲述的某次圆场行动，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柏林墙建起不久后，代号“横财”，结果参与行动的特工和他的情人双双命丧柏林墙。时过境迁，退休特工彼得·吉勒姆成为新世纪的故事主角，作为当年行动的主导人之一，被迫卷入针对情报机构的诉讼调查——不如说是一次清算，由从前牺牲者留下的子女发起；当今清白的一代清算过去有罪的一代，即便父辈所做的一切“在当年的情境下根本称不上罪孽”。正像他笔下的史迈利，勒卡雷本人对时局有着敏锐的洞察力：清算历史是当下时兴的全民运动。因此，史迈利曾经的爱徒，英法混血的情场高手，如今已至暮年的彼得·吉勒姆从法国西海岸养老地回到英国，坐在自己一度奋战其中、如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安全屋内，拨开真假档案的故纸堆，在追寻当年行动真相的同时，也回忆起自己的一生：沙拉特的教诲、圆场的导师与同侪、惊心动魄的行动任务，以及那些他爱过的女人——“唯一的爱，一半的爱，四分之一的爱。”

想必对于勒卡雷爱好者，彼得·吉勒姆的名字并不陌生。在第一本涉及圆场的间谍小说里，他就作为史迈利的忠实属下出现，与我们的间谍大师一起，构成勒卡雷宇宙的基石（教名“彼得”本意即为“石头”）。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是近乎神化的乔治·史迈利最重要的门徒，其他人来了又去，彼得却陪着我们，一直走到这个宇宙的尽头。“爱尔兰人”阿列克·利马斯和“小学生”杰里·威斯特贝均如流星般划过，后来“老总”死了，吉姆被毁了，康妮渐渐消逝，就连宿敌卡拉也自尽了……但在华发渐生的彼得记忆中，圆场依然是圣殿般的存在：“对受膏者，十点到无论什么时候；对未受洗者，九点半到五点半。”

只是昔日的圣殿已成今日的“堡垒”，而那些尚在人世的过时间谍，要么被当作局外人，排挤在外，要么被视为共犯，接受盘问。作者让我们的视线跟随主人公，通过入口安全检查，把改头换面的情报机构与老间谍记忆里的模样作了个对照。在咄咄逼人的年轻一代圆场法务面前，我们与彼得共命运，死守另一个时代遗留的秘密，自觉与周遭一切格格不入。格格不入，作者本人可曾也有类似体会？在柏林墙倒塌、冷战落幕后，一个又一个新故事将背景转向拉美、东南亚、近东与非洲，他可曾怀念从前下笔无比顺手的德国？诚然，忠实呈现战后英德SM互动关系的《德国小镇》曾被解读为“反德”，勒卡雷却是亲德的，至少也曾是个“从儿时起就着迷于德国历史与文化”的英国年轻人。人们也许忘了当年的史迈利“是如何全力研读歌德那些动植物的隐喻，希望能像浮士德那样，发现从最幽深处维系世界的东西”（《召唤死者》），却一定记得“德国是他的第二天性，甚至是第二灵魂……他可以把德文像制服一样穿在身上，勇敢无畏地流利言说。”（《史迈利的人马》）德国本来就是这位间谍大师的主场，新作既然邀请他现身，就不可能不回到冷战时代的间谍之乡。事实上，《遗产》并不是后冷战的勒卡雷头一次梦回德国——过去的德国，分裂的德国，生者的修罗场，死者的英灵殿——两位Absolute Friends（台译《挚友》）用尽全部青春的激情穿梭于两个德国，还上演过从东往西偷渡边境的惊险戏码。类似情节在《遗产》中重演，而孤胆英雄阿列克深入东德护送线人叛逃的全过程，就算放在勒卡雷最好的冷战作品之间，亦不失为精彩绝伦的一流篇章。

就这样，《遗产》带我们回到过去的时代、熟悉的战场，宛如一次久违的招魂，唤醒勒卡雷作品中最刻骨铭心的几个母题。或许是基于自身经历，父子关系往往构成其小说人物的动机，这一点在充满自传色彩的《完美的间谍》中表现得登峰造极。乍看之下，《遗产》里只有一对父子（整个故事的起因，正是阿列克的德国儿子以亡父名义实施敲诈），不过倘若稍加留心，就会看到彼得是如何把无缘情人的遗孤看作自己的儿子，而那位已然退隐国外却仍对所有人产生影响的史迈利，又是如何与手下形同父子——养父与养子，本来就是间谍行当里“最坚不可摧的一种关系”（《荣誉学生》）。爱与谎言相互纠缠，则在“法国人秉性”的彼得身上集中体现，顺便说一句，他至今仍是个单身汉，尽管住在布列塔尼乡间时会与自己的房客，一位法国单亲妈妈分享床铺。永远缺席的妻子，一如勒卡雷生命里永远缺席的母亲，除了一提再提的安恩，谁能相信孟德尔竟然也是有妇之夫？必须承认，塑造女性始终不是勒卡雷的强项，这本新作也不例外。正如康妮与米莉坚贞而暧昧的姿态，“金子”丽兹与耀眼“郁金香”固然美丽却亟待拯救的脸谱，隔着多年的写作经历还是别无二致。也许在作者心中的天平上，他的间谍们“一心想追女人，到头来最在意的却是男人。男人才重要。”（台译《镜子战争》）

不论如何，还是要感谢《遗产》，让忠实的勒卡雷读者与这些魅力十足的男人再会。我们透过不断跳动的怀旧视网膜看到，再一次看到：不信爱之神话却对少年犯儿子坦诚爱意的阿列克·利马斯，堂吉诃德情怀作祟而加入法国外籍军团的彼得·吉勒姆，甚至当年意气风发的比尔·海顿，言谈间大开法国同行与吉姆·普莱多的玩笑；而今驼着背的吉姆，对孩子们口吐法语粗话时依然毫不留情；当然还有乔治，永远的乔治，该有一百来岁了，全然抛弃英国绅士的着装品位，隐居德国，照旧孤单一人，身陷有关过去罪愆的辩证泥潭，而不论作者本人是否愿意承认，这样的过去正是间谍文学最好的年代。我们还会看到，即便宽厚如史迈利，也对天真善感的丽兹们游街的行为不以为然（“但愿和平真能如此简单”），就这一点来说，他是对的，因为到头来反而是他们，确实是他们，无名无姓乃至无情的间谍们，“躲在灰色幕布之后”（《莫斯科情人》）对我们诉说，他们是如何“守住了和平”。

补记：

如果说除了勒卡雷作品一以贯之的大男子主义与女性脸谱化倾向，本书还有什么其他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在结尾处，作者舍弃了所有前作着眼于具体个体的姿态，通过唤回自己笔下最长命也是最受欢迎的人物，公然给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站台，而且是以极度缺乏说服力的宣言方式。史迈利在一百零不知道多少岁的高龄上，对欧洲有着怎样的看法都不奇怪，唯独“我是一个欧洲人”这句，如此突兀，如此矫情，须知此人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与至少半个欧洲为敌——更重要的是，与所有基于欧洲大一统目的的极权理想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