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我们的源头，文明伊始之时

达尔文，进化论和《物种起源》

如果不是因为达尔文在他的四十九岁那年，收到一封来自于一个比他小十四岁的英国博物学家华莱士的信，我想《物种起源》这本书的诞生时间或许还要再等上三十年，亦或者它会由另一位学者来书写和发表。在那一年，著名环球旅行者，冒险游记畅销书作家，深度拖延症患者，经历过“小猎犬号”科考船五年环球航行的著名富二代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先生已经就物种演化的某些论证和猜想断断续续的写作了二十五年。当然考虑到这一猜想对于当时社会主流宗教在教义上的相悖，作者更加希望能在自己八十几岁的时候再进行发表，来尽量减轻自己将受到的可预见的冲击。可惜，凡是皆有意外，华莱士的来信告诉了他，自己在南美和东南亚考察的各种结果，并且总结出了相当多的生物演化规律，这一切让达尔文再也坐不住了，自己这个不断完善修订，不断考据搜集，即将改变世界的学说，马上就要被人捷足先登，一旦棋差一招，之后自己早完美的证据也不过是对方所提出的那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学说的某些补充说明而已。后浪来袭，时不我待，达尔文这才抓紧进度又用了十三个月把《物种起源》这本书写了出来。

作为一个到现在几乎已经人尽皆知地步的学术观点，进化论在后来的流传和推广中，同样产生了不可避免的误读，而这样的误读也同样让它每隔几年都会被重新翻阅出来，并流传出再次“被推翻”的谣言。由此可见，天下万物，皆有相通，人红总是是非多。其中最明显的两个错误观点在于，其一，生物的进化方向永远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其二，许多人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做了过度的解读。前者的错误还存在于生物学范畴本身，但后者这种大而化之的理论推导，甚至衍生出了所谓“社会达尔文”学说，而耐人寻味的是到了第五版的《物种起源》，达尔文将“最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写到了书中。

让我们尝试再次回到历史现场，当时正是十九世纪中叶，距离哥白尼，伽利略那种惨遭宗教迫害的年代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世纪，在思想上的管束禁锢也已经略微放松，宗教对许多说法模糊，界面不清晰的学术观点同样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淡然的态度，但达尔文的进化论却很难得到当时权威的视若无睹，毕竟整本书都是在通过一个个真实的动植物观察现象来总结出的生物生态规律和描述现实世界的动物演化，这里所说的种种结论必将威胁到宗教之于生命起源的最终解释权。所以，自《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不断地有人试图去推翻这一论点。科学结论有时候不等于真理本身，人类不过是通过科学来对世间万物进行各自解释提出观点，只是有些观点解释的足够严谨，尚未被证明存在错误，很显然，进化论就属于这类观点。

出于书商的商业化建议和自身的安全考虑，达尔文在出版《物种起源》时，将一千三百多页的手稿压缩到四五百页，删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尽最大可能的减少了和宗教教义起正面冲突的那些部分，这也是后来许多反对者认为达尔文书中对人类进化存在一环缺失的说法的由来。只是谁都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在今后的岁月中还将再出版五个版本，除了第二版是在第一版基础上进行文字修订以外，从第三版开始就对文章本身进行了大量的修改，以至于到了《物种起源》的第六版，只保留了初版三分之一的篇幅。这一方面是源于对进化论提出后引发的各方反对意见的妥协，另一面则是随着新的考古研究发现，促使达尔文需要不断地对自己的研究进行补充。

不管怎么说，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物种起源》上市，最初售价0.75英镑，总印量一千二百五十册，两周之内全部售罄。一个关于人类起源的学说，以一种充满争议的方式出现在这个世界之上，而谁都没有想到，这样的争议足足持续了两百年，而且仍将继续。

进步，社会达尔文，两种误解

近代中国，有一个叫胡洪骍的年轻人阅读到一本书，并被其中的八字真言所深深吸引，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从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适”字，他就是后来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而那本书正是严复先生的《天演论》。从后来的许多资料表明，这本书翻译自“达尔文著名斗犬”托马斯·赫胥黎关于《物种起源》做的各地演讲辩论内容整理作品《进化论与伦理学》。

其实无论中西，“进化论”这一名词说法并未十分正确，它更多时候会让人产生“用进废退”的歧义。这也是后来许多读者对于达尔文观点的其中一个误解，他们总是以为生命的演化过程是一种逐步自我完善的进步变化。遗憾的是，真相并非如此，从遗传学来看，生物的遗传在自然界中会出现许多难以预料的性状，同时这些性状存在一定地随机性，换句话说，任意一种物种遗传的方向都存在着不可预料的“被动性”，同样，这样的“被动性”是否优劣的依据在于是否能够更加适合当前的周边环境，并且足以生存到繁衍下一代。如果可以，那么在几代时间的长度里，相比同种环境下的其他性状的同类生物就更容易得到存活发展和延续，最终成为大自然选择下的“适者”。当然这里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演化并非全然是在自身形态上的变异，正如同人类之所以会以当前这种生理形态得以延续，并不是我们拥有超越其他种群的生理素质，而是经过不断的演化，让人类产生了交流并且协同工作的能力，正是拥有这样的能力的人类才成为了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生物，可以改造无物，改造地球。

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进化”虽然言为“进”，实则当并无具体方向，更无最后终点，诚如严复在《天演论》中所说：“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这也是严复先生把“进化”改成“天演”的一大原因。

人类之所以能存在于当下，恐龙之所以会终究灭绝，并不是出于某些主观能动性，而是仅仅是随机带来的运气，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大概就是如此吧。更高级生命体的出现也只是当下时间节点环境演化出可能的最优选择，并不能代表一条生物分支在永不停歇的生命长河中最终的演化方向。就好比科幻小说《太空漫游》四部曲中，“主宰”以非物质状态的生命成为理所当然的高级文明，但最终却败在人类编写的超级病毒之下。放眼宇宙，黑暗与星光交织中充满未知和随机，生命演化何去何从，这或许诠释着属于宇宙的奥秘。

尽管赫胥黎在许多演讲中一再强调进化论的科学意义和适用范围，而非社会意义，如：“文明的前进变化，通常称之为‘社会进化’，实际上是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过程，即不同于砸自然状态中引起物种进化的过程，也不同于在人为状态中产生变种进化的过程。”但这种生物学层面上的“弱肉强食”还是让许多其他学者习惯性的转嫁到社会学应用上，形成了进化论另一个最大的误读，即“社会达尔文主义”。

如果想要套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去解释现实真实社会，就需要假定一个群体，即国家，社团，组织，部落，人种，为某种自然生物，它们的存在和灭亡，繁荣和衰败，就好比生物形态上的生老病死。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力学》中指出：“自然世界的进化过程是物体的集结，以及伴随着运动而出现的弥散；在这个过程中，物体由不确定的、分散的同质状态变为确定的、凝聚的异质状态。”而事实上，这样的理论存在一个致命弱点，它们将自然被动的选择策略转化为了一种社会淘汰弱者的主动选择策略上，将一切“老弱病残”、“不良属性”加以淘汰甚至灭绝，用某种社会意义上的统一优良标准去筛选出最后优胜者，这就意味着模板式的选择策略将失去生物特有的多样性。损失多样性就意味着损失了其他的机会和可能性，这才是自然界最危险的事情。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在他的《自下而上》中强调：“用演化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生物进化也是不断演化的过程，物种最终会变成什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它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而是随机演化出来的。”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尝试引用进化论观点的学说，首先要强调的不是进化性本身，而是随机性。

作为一部足以穿越时间，依旧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科学著作，《物种起源》用一种谦虚严谨认真的态度尝试着告诉世人关于“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何处去”这些终极问题的答案，而属于它的争论也随着这些问题一同生长，不断被人提及。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在他的《自达尔文以来》中说道：“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导致提高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绝不说高等和低等。假如我们留意达尔文的警训，我们便会谅解今天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的许多迷惑和误解。因为在那些早就抛弃进化与进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人类中心说偏见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许多普通人依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将人类的进化不止是看作变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级提高，或还有其他一些假设改善的标准。”如何让读者们拥有更加理性的思维去理解这个无比真实的世界，这或许才是本书值得被我们一再提及的真正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