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两个《平家物语》

周末无聊，读止庵主编的“苦雨斋译丛” 所收《平家物语》（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第一版）。仅读了21页，就发现了两处校勘不精的地方：
    
1、……忠盛……建造了“得长寿院”，是一所三十三问的佛堂。（4页）

2、皇太后……叹息说道：“这还不如在久寿的秋天，先帝去世的时候一同死去了……”。（21页）其后注释云：永寿乃日本近卫天皇年号，永寿二年即是近卫天皇去世的那年（55页）。

第一句我初读之下，还傻兮兮地以为所谓“问”是日本古典佛教建筑的术语，正好卷后有注释，很有兴趣地翻过去一看，结果“问” 实为“间”之误。第二句，到底是永寿还是久寿？我疑惑不已，正好手头还有周启明、申非翻译的《平家物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正文注释均作“久寿”。两者相较，我还是比较相信人文版的。虽然现在出版业较之80年代繁荣许多，但要论文化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现在的出版从业者还真是愧对前人，至少80年代的书很少出现这样自扇耳光的低级错误。

人文版的译者之一周启明应该就是周作人，对现代文学史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鲁迅和周作人长庚、启明的故事。国朝肇始，周作人也咸与维新，誓不“作人”，重拾幼字“启明”，撰文回忆长兄与童年生活，江南风物，情致宛然；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无论是托庇新朝、为稻粱谋，还是白发思旧、情之所至，临到晚年，周作人终究还是与长兄魂魄未离。惜乎长庚已逝，三弟建人虽然蒙长兄遗泽，贵为国朝新闻出版署的署长，但毕竟庸人一个，绝非知音者。不过，在这个火热的的新时代，为人低调、交游绝少的周作人，晚年总还算是安稳的。毕竟5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还是以整自己人为主，像周作人这样的老古董，藏在社会的旮旯里躲过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到了1965年，“横扫一切害人虫”的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他也正好去世，真算是见机知命，恰逢其时。

止庵在苦雨斋丛书版的序言中称赞周作人“灵魂是古希腊的，审美方式是日本的”，未免有些过甚其词了。周作人在《我的杂学》中说自己 “大概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在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的，不但未受外来感化而发生变动，还一直以此为标准，去酌量容纳异国的影响”。周作人一生自命儒家，并且有意识地将中庸作为儒家精神的主干，也就是有节制、不狂恣、通人情、达物理，对道学气、八大家气避而远之，喜爱华实兼具、安详沉着的秦汉文章，真率自然的明清野史、笔记、小说，当然还有日本、希腊。五四时期的周作人之所以推崇希腊精神，在于倡导古典希腊世界尤其是希腊神话中所表现的健全的人性，这种认识正确与否且不论，但对于一个道德禁锢人性的社会，自有其正面的价值。五四之后，眼望故园风雨如磐，亲人反目，周作人终于还是选择了脱离时代大潮，隐居于书斋之中，这是他的文人本色，也是他天性淡漠的本色。面对同样的境遇，鲁迅眼是冷的，心总还是有些温热，所以他说，“绝望之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周作人则眼冷，心亦冷，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国家，他已经无所希冀了吧。相反，日本则以其细致的美感，寄托了周作人的情感。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日本是艺术的国民”，“优美精巧”，有一种润泽的“人情味”，与道德僵化的中国截然相反，所以一生提倡“人情之自然”的周作人，自然会喜欢日本艺术那种“有情的滑稽”或者闲雅空寂的趣味。可惜的是，周作人最终由喜爱日本文化走向了政治投逆。虽然，他自己也明了儒家思想不但最重要的是仁，在思想混乱的时候，也需要智和勇，“智以辨别、勇以决断，才能截断众流，站立得住”。但正像鲁迅多次叹息的一样，他“太糊涂”，又太怯懦，沧海横流之际，他只有随波逐流，所以终于还是把持不住，沦为头牌文化汉奸。或许这其中有他那个鄙俗的日本老婆撺掇的影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对他选老婆的眼光嗤之以鼻。嘿嘿。

苦雨斋丛书版《平家物语》只收录了周作人译的前六卷，人文版则是全译本，另一位译者申非先生在周译的基础上，作了修改完善，并补译了后七卷。余生也陋，不知道这位申非先生是何许人，但是对周译确实改动很大。止庵在丛书序言中说，这套丛书实际上提供了一套“最忠实于译者定稿的版本”，应该是意有所指。试着比较一下两版《平家物语》，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首先从语言上来说。止庵说，周作人的翻译往往不与原文句式过分走样，但是随着通行汉语的发展，周翻译的西洋作品的“信”反而成为了“达”的障碍，但是类似情况却不见于日文译作。《平家物语》等作品“依然活泼泼的，读起来舒服极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是自卖自夸。周译读起来明显不如经过申非修改之后的译本更符合现代汉语的习惯。比如第一卷开端，即谓“远征外国的事”，乍读之下，我还以为是“征伐外国的事” ，但是接着看后面的史例，“有如秦之赵高、汉之王莽、梁之朱异、唐之安禄山”，心头就一愣，这些人何时征伐外国了，日本人这么没文化？硬着头皮往下看，紧接着有“近观日本的例”，才知道“征”乃是“征引”之意。再看申译：“远察异国史实……近观本朝事例”，不但表达准确多了，对仗也更工稳。书中如此例者甚多。近代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曾经一度出现过“过度白话”的现象，如胡适、刘大白等人的作品，浅白无味，使中文语言之美丧失殆尽。周译出现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现象，是因为它所使用的仍然是不太成熟的白话文，还是因为夹杂着很多日文的句式？我想应该更多的是后者。“远征外国的事……近观日本的例”这样的别扭话，明显是仿照日文句式的硬译（这方面，周氏兄弟倒很相似）。但看周作人的注释，则畅雅清通，活泼舒服。或许周是有意在文中造成一种间离效应，促使读者产生阅读异域文本的直观感觉。此外，有些比较重要的语句，不知为何周氏未加翻译。像前面所引的“还不如在久寿的秋天，先帝在世的时候，一同死去了”。周译在此注云：“原文意云，消为野中的露”。既然原意如此，何以不在正文中直接译出，却仅于文末注释中略作说明？此意殊不可解。申译则翻译为“与先帝一同化为原野上的薤露”，这样虽然不是没问题，毕竟还是译出来了。所以就总体而言，申译应该算是后出转精，更为成熟一些。对于只是想作一般性了解的读者，该译本是很不错的选择。

申译也有自己的毛病。主要是太照顾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而且过于求雅，不免有以辞害意之处。比如前面的“薤露”，根据周译注释，原文显然没有“薤”之意，虽然“薤露”在中国古代也是丧葬之歌，用在这里也恰如其分，但是把原文没有的意思走私到翻译作品中，很容易混淆视听。申译的这种毛病，尤其体现在对和歌的翻译上。申译将书中的和歌大都翻译为五、七言，虽迎合了读者，但是也夹带了一些私货。比如第一卷皇太后的和歌：“竹节逢忧患，何以不沉沦；徒载不义名，千古恨难泯”。周译则为：“在忧苦的时节不就沉没了，如今河竹似的，漂流着世无前例的浮名”。所谓“不义”之意，显然是译者加上的。再如紧接其后的短歌，周译为：“以我忧患余生，想不到重来宫里，看这云间的月亮”。申译则为：“苟且留人世，冯妇再进宫；当年屏风在，犹见月色融”。其中“冯妇”之词，实在是比拟不伦。而且，若无周译本，我还以为《物语》的原作者就用了中国的古典呢！所以我觉得翻译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最好不要用本民族语言的典故、成语、惯用语等，能直译的就尽量直译，要尽量在翻译作品中保留异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貌。当然，要是自己有志气有时间有能力，最好通十国八国外文，也就用不着什么单纯的翻译作品了。

周译还有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的注释。申译的注释估计是在周译的基础上整理、删减的，所以更为简明、扼要、精严，对了解本书的时代背景、典章制度很有帮助，但也仅此而已。周的注释却有一种个人性在里面，更体现了周作为一个学者的广博知识和文人的情趣。比如对“小野道风”的注释，申译仅谓是平安朝著名书法家。周则荡开一笔，说出“后世称其雨中看见蛤蟆向垂柳跳跃，乃悟书道精义”的八卦来。记得曾经读到周作人文中，有“看蛇斗蛙跳懂得写字的道理”（《自己的文章》）的说法，“蛇斗”的典故依稀记得是唐朝张旭，至于“蛙跳”，则不知阿谁，看到这一段则豁然洞明。再如注释“权现”，申译诚然更准确、全面，但周译则谈到“德川家康亦有东照权现之称”，使人联想到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在老辈的藏族人眼里，也被看作文殊大菩萨的权现。赫赫。这些旁逸斜出的注释，有如野史笔记，给全书增添了不少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