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系统中的君主

记得当初在学校里第一次听李文杰老师的讲座，主题就是“垂帘听政与晚清的制度变迁”。其中御史董元醇“千里草”的外号至今依然难忘（关注点有点跳脱，惭愧）。当然，李文杰老师对辛酉政变前后清廷中央政务处理流程及其体现的权力关系的分析和比较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讲座的内容后来以《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奏摺的处理》为题发表在了《近代史研究》上；今年6月，又被修改为两篇小文收录入短文集《日暮删乾清门》之中；如今，它成为了《辨色视朝——晚清的朝会、文书与政治决策》这一研究专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个案研究从酝酿写作，到报告讨论，再到成文发表，最后被整合进整体性研究，成为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未尝不可被视作一种学术研究的“流程”，这倒同本书所关注的晚清朝会议事与文书流转相得益彰。

说回著作本身，赞誉之词不必多谈（本书的研究主题选取、研究方法切入、文献考证功力、写作文字功底，都足以作为范例供读者学习借鉴），评分说明一切，在此仅谈一点自己读后的感受：

“辨色视朝”这一祖制本身所彰显的当然是一种勤勉的执政态度，然而当晚清君臣在恪守这一祖制时，与其说是美德与责任的驱动，倒更不如说是深陷文书流转的系统而不能自拔的一种无奈：

光绪帝每天凌晨4点的早朝固然是勤勉过头了，道光帝的4点半与咸丰帝的7点却也让人望而却步。然而如果不如此工作，每天送达的奏摺却又难以处理完成；假大臣之手协助处理，却又受到“防范相权”之观念的阻遏。最后的结果是，尽管“绝大部分的国事批答、政策执行，仍依赖原有的官僚体系的经验，在既存的框架内即可展开（政务通报‘知道了’，政务请示交‘部院覆议’）”，但怠工如同治皇帝依然需要亲自一件件亲笔批下以上两句短语，甚至病危状态下的咸丰皇帝依然要在军机大臣的草拟意见上勾画确认。

或许确如传统观念所说，清代军机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达到巅峰，但这种以集大权于君上为核心目标的制度设计，最终却也同样将君主锁困在了一套为其量身定做的决策系统当中。

最终，直到1911年12月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成立时，这套旧有的系统终于瓦解，困于其中的君主也终于得以解脱。然而此时的宣统皇帝，既年幼无知，亦已经没有几个月享受这种其祖辈所未曾体验过的“作为皇帝的自由”了。

最后，祝贺李老师本书的出版，也期待着老师未来更多优秀作品的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