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不想长大的诗人，那些被刻进记忆的诗句
大学本科时代，我第一次读到了洛尔迦的《梦游人谣》——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 绿的风，绿的树枝 / 船在海上 / 马在山中 / 影子裹住她的腰 / 她在露台上做梦 / 绿的肌肉，绿的头发 / 还有银子般沁凉的眼睛 / 绿啊，我多么爱你这绿色 / 在吉卜赛人的月亮下 / 一切东西都看着她 / 而她却看不见它们
读到这些诗句，那一年夏天那座南方城市校园中扑天盖地般投下的绿色从此刻进了心里。我心中的洛尔迦被定格为青春和极致的浪漫，这印象和“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连在一起。
生来的诗人
洛尔迦的家乡格拉纳达是一片富饶明亮面向大海的土地，而他生来就是诗人。他曾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美男子一样。”
他的钢琴老师梅萨终身侍奉音乐，老师常对少年洛尔迦说：“我没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正是梅萨让洛尔迦领悟到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
洛尔迦的另一位老师伯若达每年两次带六个最出色的学生去西班牙各地远游，为的是让他们“了解和热爱西班牙”。洛尔迦在两年内参加了四次这样的旅行，而且在第一次旅行中结识了后来被称为西班牙三大现代主义诗人之一的马查多。洛尔迦借来马查多的诗集并用紫色铅笔在扉页上作诗，那首诗的大意是：诗歌是一个艺术家所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
深歌
二十三岁那年夏天， 厌倦了学校生活的洛尔迦经常和朋友到由中世纪摩尔人所建起的阿尔汉布拉宫围墙内一家小酒馆聚会。老板的儿子是个吉他手，为大家演奏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卜赛民歌，也就是“深歌”。在周围重重古塔的包围中，洛尔迦和朋友一起倾听深歌的哭泣，那歌唱常常以一声“可怕的叫喊”开始，仿佛“死者一代的叫喊”，音调高亢近乎呐喊，表达方式简洁浓烈而又本真。他从此爱上深歌，认为那是自己写作的源泉，就是爱、痛苦与死亡。
1922年6 月7 日，在二十四岁生日的两天后， 洛尔迦在格拉纳达一家旅馆朗诵了他从1921年起开始写作的《深歌集》。
再往后一周，由洛尔伽和其音乐老师兼作曲家法亚共同组织的安达卢西亚深歌艺术节在阿尔汉布拉宫拉开序幕，吸引了近四千名身穿传统服装的观众。一场深歌大赛中，歌手逐一登场，响板迭起，吉他悸动，人们跟着沉吟声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们把椅子顶在头上，比赛照常进行。洛尔迦对一个本地记者说：“亲爱的朋友，这深歌比赛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赛，正像太阳与阴影之于斗牛一样。”
洛尔迦后来说自己《深歌集》中的诗，“请教了风、土地、大海、月亮，以及诸如紫罗兰、迷迭香和鸟那样简单的事物”。他试图通过短句和单纯的词，以及主题的变奏重复，找到与深歌相对应的诗歌形式。
洛尔迦从深歌中学到的绝不是表面形式，毋宁说他要接近或从他自己身上唤醒“魔灵”——这个词来自吉卜赛人的口语“duende”，指的是表演者进入“着魔”和“迷狂”状态并把观众也带入其中。洛尔迦所诉求的“魔灵”使他的诗歌从此有了纯粹的形式、音调和生命，获得了更为神秘的诗性。
亮星
1927年是西班牙文学史上重要的一年。为纪念西班牙黄金时代诗人贡古拉逝世三百周年，洛尔迦和朋友们举办一系列活动，马查多、毕加索和达利等人都热烈响应。在马德里，年轻人焚烧了贡古拉当年的敌人的书；由于西班牙文学院曾对贡古拉冷落，他们半夜时对着文学院的围墙撒尿。
高潮是在塞维利亚举办的纪念活动，洛尔迦和其他几个年轻诗人登上火车前往塞维利亚，一路喧闹。三天正式的纪念活动包括演讲、朗诵、本地报纸的采访留影以及流水宴席，年轻的诗人们夜夜酩酊大醉。
西班牙三大现代主义诗人中马查多是“九八一代”的代表，洛尔迦是“二七一代”的核心，赫尔南德兹则是衔接“二七一代”和“二七一代”后诗歌最重要的一环——而正是贡古拉三百年祭促成了西班牙诗歌“二七一代”的诞生，那次活动后洛尔迦画了一张诗歌天体图，把自己画成被卫星环绕的最大的那颗行星。
第二年春天到夏初，洛尔迦都忙于整理诗作，18首叙事谣曲组成了他后来最受欢迎的《吉卜赛谣曲集》，其中就有他代表作之一的《梦游人谣》。达利就说这首诗“似乎有个故事，但是它没有”，而实际上它也确实只有一条模糊破碎的线索：一个走私犯在与宪警的冲突中严重受伤，他回来寻找他所爱的吉卜赛姑娘，但苦于等待的姑娘已从露台坠落。这首诗意向奇幻、复杂多变又感知细腻，洛尔迦说“它的光亮也总是在变化”，但“那是它们应该成为的样子”。《梦游人谣》给人的感觉既古典又现代，音调和节奏更有着让人沉醉的音乐性。“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在纽约
三十一岁生日那天，洛尔迦乘火车先到巴黎，转道英国后又乘船去美国。“向前进！”他写道，“我也许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注定为人所爱。”
1929年6月26日，洛尔迦乘坐的“S.S.奥林匹克”客轮绕过曼哈顿顶端逆流而上，纽约的景象震撼了洛尔迦，他碰到了如马尔克斯所说的”本身即不成比例的现实“。他这样惊呼：“整个格拉纳达，也就能塞满这里两三座高楼！”
洛尔迦曾在夜半时分来到时代广场，人造的灯火辉煌奇观令他感慨：达利的机械时代美学就在眼前成为现实。
夜深人静时他也常漫步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眺望，然后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返回居所。
1929年10月29日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二”，洛尔迦目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的灾难，还看到在曼哈顿中城旅馆跳楼自杀者的尸体。他说自己“冷血看待这一切”，“我是目击者”。
在美国的洛尔迦常为朋友们朗诵新作。这段时期的他是一个被激发着、喷涌着、与现实怪兽斗争着的不安个体，以诗作保有了自身时代的黑暗的辐射能量，诗句也因此充满了疼痛和暗示性。一个朋友描述他念诗时“声音高至叫喊，然后降为低语，像大海用潮汐带走你”。
在纽约住了九个月后，洛尔迦于1930年3月7日乘船抵达哈瓦那，回到自己的母语世界。三个月后再返回西班牙。
关于欲望的诗人
评论家说洛尔迦是关于欲望的诗人。安达卢西亚的月色是这么美，风是如此黝黑、灼热并浸透着橘树花朵的香气，但洛尔伽全部作品的主题其实都关于“不可能性”：即我们都有的但又无法被周边的任何事物所满足的难以确切定义的渴望——一种忧郁的信念，令洛尔迦诗中字里行间皆涌动孤独又热切的情绪，强大的隐喻能力更将其欲望的表达推向极致。那种欲望进入植物、岩石、昆虫......它们进入一切当中，渴望、意念融合着极致的快乐与悲伤，仿佛撕扯着他全部的生活。
1930年年底，西班牙政局再度动荡。一天夜里去咖啡馆的半路上，洛尔迦被卷进一只游行队伍中。宪警突然出现并开枪，众人逃散，洛尔迦摔倒在地。出现在咖啡馆朋友们面前时他已上气不接下气，声音颤抖地讲述恐怖遭遇。
1931年4月，西班牙的独裁者被迫下野，波旁王朝十三世退位，第二共和国成立。1931年9月初，洛尔迦家乡的镇政府决定以令他们骄傲的洛尔迦的名字来取代原来的教堂街。面对洒满阳光的广场和乡亲们熟悉的面孔，站在三十三年前自己出生的白屋之前，洛尔迦发表演讲，强调说若没有书籍与文化，西班牙人不可能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我流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
这年的9月28日，洛尔迦从马德里出发到巴塞罗那，两周后乘船抵达阿根廷并和巴勃罗•聂鲁达一见如故，后者欣赏洛尔迦的丰富以及他对生活的健壮胃口。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返回西班牙的前夜，洛尔迦去看望聂鲁达，并对在场的朋友说：“虽说我急于见到亲人，我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留在这奇异的城市。”他哭了起来，这时聂鲁达打破沉默，转移了话题。
1934年8月，洛尔迦的好友、著名斗牛士梅希亚思在斗牛场上受重伤，于13日上午去世。10月底，洛尔迦开始写作他一生最长的一首诗《伊涅修·桑契斯·梅希亚思挽歌》。这首诗的第一节极其精彩，由“在下午五点钟”这一叠句切割的意象有如电影蒙太奇。诗中那节制而深远的感情，以及多种元素构造的复杂性，几乎是诗人诗篇里所有主要方面的综合，令其后来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经典。洛尔迦曾说过：“我在想这个小时也等着我。尖锐精确得像把刀子。”——这首诗中有着词语的精确、感知的精确，更有命运的精确，洛尔迦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且将一路走向它，但这种预见带着某种既悲悯又宏伟的情绪，好似他自己与逝者的灵魂将永生于世间。
雷电将至
在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三年后，许多西班牙人开始担心天主教会会扮演希特勒兴起中的角色。当时的政局进一步恶化，已濒临内战边缘。马德里的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
这样的暴力让洛尔迦在精神上难以承受，游历四方、求知、创作，这些从未改变他天性中的优美与脆弱。外出叫车时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他叫喊着：“我们要出事了！”1936年时他已经神经质到了过马路也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的地步。
7月13日，在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后，洛尔迦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当晚九点他按响自己小学老师家的门铃。老师问他何事，他回答说要借两百比索好乘十点半的火车回格拉纳达。他说：”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但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洛尔迦返乡的消息。随后西班牙内战打响，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家乡格拉纳达也成了右翼军人势力的恐怖阵营。
之后长枪党从洛尔迦藏身的朋友家中把他带走。洛尔迦不属于任何党派，但他从来都对社会暴力、极权和暴政做出明确抵制。领头抓人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有人问他洛尔迦犯了什么罪，阿龙索回答：“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
诗歌无法阻止残酷，但诗却有着让杀戮者也心生恐惧的力量。
西班牙之殇
1936年8月18日，洛尔迦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被关在旧宫殿，看守告诉这些人他们很快会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洛尔迦哭泣得像孩子一样说：“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之后他和另外三个人在破晓之前被押上一辆卡车到达山脚的空地处，周围是一片橄榄树林，悲风在林木之间徘徊和低吟。一阵枪响后，西班牙失去了他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当初从美国返回西班牙时，洛尔迦说“我还是我”，“纽约的沥青和石油改变不了我”。
离开阿根廷前他也说：“我仍觉得像个孩子。童年的感情依然伴随着我。”
是的，洛尔迦一直向往着一种新的诗歌，或至少是一个全新的状态，但他心中一直怀有格拉纳达式的天真，像个孩子般看待世界。他从不想长大。NEVER. 他曾对一个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
洛尔迦一定会嘲笑那种毫无痛感的诗人，他从来都“离死亡比哲学近，离痛苦比智力近，离血比墨水近”，他的诗歌和三十八年的人生是对西班牙本可能有的一个更好时代的留念与预想。在他离开以后，路易斯·塞尔努达为他写下《挽歌》：“他们杀了你，因为你是我们荒芜地上的绿，我们暗沉空中的蓝。”聂鲁达则说：“洛尔迦活着的时候带给过我们独一无二的快乐，他的英年早逝让我们陷入蔓延一整个世纪的哀悼。”
时代记忆
诗人戴望舒曾于1933年从巴黎到西班牙旅行，从此知道了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名字。他说无论在广场上、小酒店里或村市中，到处都能听到美妙歌曲，其作者常常就是洛尔迦。
之后戴望舒对洛尔迦的翻译并不完整，但节译本显然更易塑造，从此奠定了洛尔迦在中文世界里轻灵敏捷的浪漫形象。可以说，当代的中国诗人们无不对戴译心怀敬意，因为其具有一种不可替代的“发现”意义，北岛即大赞其译笔，认为某些诗句，如“船在海上，马在山中”堪称神来之笔，既忠实原文，自然顺畅，又带盈盈古意。他说“洛尔迦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八十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颜色”。
那时的北岛，正和他年轻的伙伴们一起把诗歌引向更为开阔的境地，他在《占领》一诗中写道：“人类的郊区/悬崖之间的标语写着/未来属于你们。”可以说，洛尔迦诗歌的“再次被发现”已和从朦胧诗以来的几代中国诗人的青春记忆紧紧相联。
有些诗歌需要你自己去寻找它的入口，但洛尔迦不一样。他的诗句仿佛是发自内心的燃烧，它们“猎猎有声”，打开他诗集的任何一页，你将被一把拉进洛尔迦的世界。
此刻，翻开这本书，我又一次低声念诵“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那满目的绿色又一次铺天盖地投下，我仿佛行走在从前那个永不凋谢的长夏之中，记忆闪亮如新，生气勃勃，真的触手可及。
——正是因为诗与书的缘故，时间才又一次闭环合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