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都市与并未远去的“旧人”

跳脱出1950年代地方研究中单一的集权主义压迫叙事，现代化叙事和新革命史叙事范式，吸纳各种叙事路径的合理之处，展开政权鼎革之际上海普通人的政治参与，人生变革与精神世界的日常生活史探究，呈现了1950年代他们的日常生活图景；其次，作者从文化续存的角度，通过对上海档案馆诸多史料的爬梳，书写了新政权与民间在基层政治，思想文化，舆论空间等领域的角力与博弈，得出“上海历史与经验并没有在1949戛然而止”的重要论断。

透过日常生活史这一维度，更可见老上海的“旧人”与新政权形塑的“新人”之间不可消弭的鸿沟。作者指出不管是革命史主导的解放叙事，还是集权主义笼罩下的压迫叙事都无法充分展示1950年代国家强力介入下地方历史与经验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作者巧妙地选取了日常生活史的叙事路径，作为联结宏观与微观的中介，“日常生活”是人类实践活动最具生成力的场域。“日常生活”关注个人性与个体性，聚焦于他人所无可替代的“衣、食、住、行”等方面。这一层面上的家庭、小店、市场和里弄，为“摩登犹存”留下了太多回旋和缓冲的空间。犹存的“摩登”保留着地方原有的非阶级性的人情际缘，文化审美和小资情调。“摩登”的“旧人”无法完全脱离其与生俱在的欲望，更无法做到时刻准备为某种“崇高”而献身。“旧人”的欲望在逼仄的夹缝当中野蛮生长，在其时“都市远去”的年代里，最能缓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的“摩登犹存”，就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被驱逐之后而低调登场的香港电影。尽管政权鼎革之际，上海的“旧人”们努力地进行自我改造，在政治运动与政治宣传的裹挟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是，他们与新政权致力于塑造的站稳阶级立场，实践国家至上，集体为重，勇于牺牲的无产阶级“新人”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新政权的期许中，“新人”应该是坚定的新意识形态拥趸者，是集体利益的马前卒，是庞大的党国机器底座上一颗颗刀枪不入无欲无求的原子粒。然而，“旧人”无法抛却的，生生不息的生活欲望和对典雅风度的追求使得他们永远无法蜕变为全然彻底的“新人”，而正是无数个“旧人”的自主选择，使得“都市远去”的上海能够存留一抹鲜亮的“摩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