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士人的“冲击”与“回应”

葛兆光先生曾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空间很大，一是未经开发的文献还相当多，采撷本身即乐趣，若有所发现更让人自豪；二是近代思想、社会与学术演变的头绪复杂，传统、现代、东方、西方在这里交汇，越是复杂的历史，解释的空间就越大；三是这段历史牵连古今，历史的回忆和想象、当代的观察和体验，都可以在这里参与制作和解释。

有大学问者，常相通。从《衰世与西法（增订本）》一书，可明确地感受这番话的深意。

该书出于史学大家杨国强之手。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各领域全方位描摹晚清中国图景，初版于2014年，坊间大热，评议纷纷，时隔六年，增补三十万字，洋洋六十万言，更加全面周密，继续文献采撷和分析之功，《“庚申之变”：创钜痛深中的审视和省思》《中外贸易和中国经济牵入世界市场》《回应与冲击（一）：新疆建省和台湾建省》《回应与冲击（二）：北洋舰队》等增文，更加突出近代史观的核心——冲击与回应。

“冲击-回应”的概念，是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说法。费正清假设“西方冲击”发生在前，“中国回应”发生在后，不过，这个模式并不是机械的、固定的，只是因为费正清的研究要落在“中国回应”的反馈与表现上。费正清强调，“刺激（冲击）-回应”是模糊的表述，它们既可以表示主观感受到的刺激，也可以表示自觉认识到的挑战，甚至可以表示客观条件的变化——以历史学家的后见之明来看，似乎它在“刺激”或“挑战”。

换言之，“西方冲击”仅仅是中国多样图景中的元素之一，要想解读这种回应，就必须把它放在中国的总体历史上去考察。杨国强先生力求达到的，正在于此。

本书的副标题是“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在关于“新”与“旧”的朝邦命运走向里，寻求社会脱榫的原因和希图重建的诸般努力举措。从庚申到甲午，从火烧圆明园到北洋舰队覆亡，晚清中国借西法图自强，在内忧外患与边疆危机里，艰难步履。

在杨国强此书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关于经世之学、士议、清流、士大夫的分化等的论述。绵延的战祸改变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使得中国士大夫出类拔萃者崛起于东南，这与东南经济率先与世界经济接轨是分不开的。杨国强说，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士大夫以其造船造炮的事功开一世风气，就这个意义而言，他们是当日中国最先自觉地回答和回应西方冲击的人物。他们也是最早学会按照西方条约办事的实务人群，是否违约常是列强侵略中国的借口，中国士人在痛悟中率先走向现代化。但洋务追逐富强，而富强的主体和本位都是国家，围绕建造铁路的争议，杨国强肯定了清流的民本思想，他们的深忧所结，都在于富国和恤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洋务为富强而借西法，然而借来的西法以侵食为本性，在撕破旧经济的过程中，摧折落后常常会演为摧折“大众”的生业，摧折“穷民”的衣食。

如此论述，可见历史关怀所在。在“冲击-回应”模式的理念下，杨国强试图分析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线索之一：面对西方的强势扩张，中国精英阶层如何理解陌生的外来文明，以及如何存续本国的文化、政治和社会体制。在新与旧的变革，在社会脱榫的剧烈动荡里，士的身上最集中地体现着新知与旧学的藕断丝连，也在精神层面经受最多的撕裂和创痛。觉悟的知识分子会自觉担当现代社会的创建者，并且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切近的路径。

杨国强历来重视士人研究。旧作《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亦有所言。在杨国强看来，论史的意义在于能够引发议论，从前人的行迹中讨求是非成败之理。面对义理日渐萎谢的雍乾时代，杨国强惋叹学人眼界变得越来越窄。寸积铢累于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的考据征实之功，又会使得他们的眼光在订此校彼，炫博矜奇中变得越来越细。杨国强的著作博览雄厚，然而绝非止于故纸堆，而是时刻发今人深省，在学问中砥砺志行，完成理想中知识分子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