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专制政治基础是人的意见

（这是给编辑朋友的一封信，通篇便是读完此书的想法，作为非正式的书评。详见单读公开信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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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匆匆的信，感觉你今年比往年忙。

我们趁着活动交流，利用公事聊天，不尽兴，刚聊开，活动就要结束，要卖书抽奖什么的了。美国朋友跟我说一个词，“社交时差”，social jetlag，朋友散得开，平时又忙，好不容易碰上，把自己遭过的事补上，正要讨论现状，就没时间了。就琢磨着，给你写点东西，补补空缺。

这次动笔，因为看了丸山真男，联及我们落下的话题，丸山是日本战后重要的政治学家，开创了丸山学派，这次读他，除了补课，也带私心。读罢三岛最后的大河小说《丰饶之海》，我便想看看日本右翼运动的研究，丸山的立身之作就是讲超国家主义。智识上收获不少，比如讲最初法西斯运动中，有强烈农本思想，着眼农村自治，后来运动分化，农本主义像权藤成卿一类的人物分化出来。

组织上，德国意大利的运动利用民间动员来获得国家权力，日本则不是大众组织，而是“志士运动”。知识阶层没有成为法西斯运动的承担者，也没有那种从街头成长出来的掌权者，倒是原本的精英，以法西斯意识形态巩固了权力。到了战争末期，民间右翼组织以批判者的面孔出现，攻击东条英机的独裁和官僚体系，这是日本右翼运动棘手的一点，战后的清剿也不涉及民间这些组织，战时的批判状态让他们在战后以民主主义者的身份出现。

这些我就不展开去说了。丸山另提及的问题，和我们之前的讨论更紧密。

一是小共同体。你那本项飙访谈也提到过，并且带动些乡绅的讨论。我对小共同体的想象，以及当代乡绅的提法，总是迟疑的。丸山在《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里特别提到：比起那些显著的独裁型领导，更要警惕的是那种“当头儿”的人。独裁者对民主主义从外面公然地破坏；而当头儿的则是从内部悄然地腐蚀。有脸面的、师傅、掌柜的、理事、老师等，不管用什么名字来称呼，当头儿的都是利用模拟家庭关系及成员的心理惰性来加以支配......头儿的支配为社会日常的传统价值和习惯性思考模式所支撑，不需要特别的“鼓动”和“宣传”。部下及被支配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指使，当头儿的会不停地搞些小动作来欺负你，或者总爱给人穿小鞋。

我们回想一下，近来骚扰、性侵、职场PUA，哪一件不是发生在“小共同体”里。丸山说要警惕这样“小宇宙”的统治者，他引用了休姆的话说，“任何专制政治其基础是人的意见”——再专制的政治，如果没有被统治者的最低程度的自发性协助是无法存在的。

这句话说的是挺狠，我们回顾历史和剖析当下，形成的习惯叙事是“无辜和受苦”的人民，无力政治的走向，由此成了受害者；有时说，基层形成了自治空间和余地，消解和抵制了国家的权力和侵蚀，乡绅和社区，弱者的武器。我原本也倾向后一种说法，拒绝大一统的方式概括充满矛盾和缝隙的生活。

可惜，小共同体不是道德标兵，也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我把政治的体现视为生活，那么所要抵制的权力逻辑不仅在上层，也游走在日常生活的各处。丸山说：大家不要以为政治行动这种说法，好像是普通人够不着的云彩上的特殊组织内由一些稀奇古怪的人所做的工作......如果我们讲政治活动仅限于直接以政治为目的的人，或政党那种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团体，那么即刻民主就死掉了 。

如果我们不对生活中随时出现的小宇宙统治者发难，我们便难以抗争意识形态的全面展开。

第二个问题，涉及知识分子的表态。知识分子，我一向反感这个带有阶层从业感的词汇。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污名的词（至少在我的生活圈子里），我倒想出来保卫一下。要是脱掉了不必要的光环，又能去除假惺惺的犬儒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知识的生产和用处。

你们知识前线的人，总喜欢自称边缘，“哎，我们就是在边缘”、“我们是主流之外的声音”，但如果说主流是官方或是流量，你们又不甘心或是百分百同意，露出戏谑的神态，带着精神流放的身份，却没人占据中心。我想总不会是去中心化社会的乌托邦先在文化界实现了吧。

自视边缘，一定程度上是不想被迫表态，降低自己的重要性以回避立场问题。我们讨论过，如今的舆论环境，迫不及待地让人下判断、表明立场。先天的辩护或是打倒，都会丧失知识分子的自由的批判精神。这样表态的方式，难道只是公共舆论的问题？知识分子的“公式化”，用抽象的意识形态和先设框架来考察现实问题的做法，甚至先于公众了。

丸山生前受到自由派和左派的夹击，说道，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和客观行动的鸿沟大于普通民众；大家聚到一起才能各自知道是和什么人、什么团伙在哪一点上一致，哪一点上有分歧。这样不断面对现实政治问题才能有一个预测：在多大程度上和深度上得以携手共斗。然而， 至少在我们知识分子之间，除了一小部分标签色彩极为鲜明的人以外，基本上没有这种可测性：说着同样的话，但莫名其妙的不安和猜疑总是难以消除。这使我们更为孤立、更为隐遁。

我想到你在这里会说什么——“所以，我们要慢下来，不要过急表态，保证反思的警觉”。但我们进一步说，这样的非立场姿态，在剧烈的变化中又是可行的吗？表态的问题，贯穿了丸山的数篇长文：《致一位自由主义者的信》，《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现代政治运动中的表态行为》、《现代社会的人与政治》。

在拉斯基《信仰、理性、文明》的书评里，丸山引用了这个为苏联模式辩护的思想家的例子，没有批评拉斯基丧失自主，反而是认可了他表态中的精神气质。拉斯基把对两战期间（1919-1939）文学的批评推到知识界，指出学术界过度的专业化和崇尚中立（cult of impartiality），逃避社会斗争，“在切尔西优雅的工作室或牛津大学光环的照耀中”，认为大众生活是多么丑恶，他们沉浸在只相信自己才会有的审美意识的理念之中。如此的中立其实是一种表态，因为对社会革新的不关心，知识分子逐渐堕落为统治阶层的附庸。

丸山写到政治学者时继续说，“严守中立”是一种政治立场和实践，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闭目养神，装出一副好像自己是唯一观众的样子，这不仅是自欺欺人，甚至会贻害众人，他起到的作用不过是用貌似的“客观”态度时常传播些诸如“成者王侯败者寇”式的机会主义。所以，对于政治学者，或普遍意义的知识分子来说，他的内心一定存在理念的客观性和作为事实的存在制约性的紧张：他究竟是随波逐流堕落到学术作为政治势力的手段和纯粹的意识形态呢，还是对一切具体的政治现状熟视无睹，索性回到过去那种抽象的书斋政治学上呢？丸山准确描述了这样的紧张，把两种选择和行径都斥为是不负责任。

我这里说的严守中立，不仅说退回书斋的表现，还有“历史体谅”和“批判思维”。我们谈及历史，有一种重要的训练，是理解那人当时为什么那么说那么做，理由是什么，这样的共情中，我们可以理解当事人的选择，不是简单地从当下出发做判断。这种“历史体谅”对待过去可行，要是迁移到对待我们现实的方法，就容易变成对各方行径的“充分理解”，为不做判断和表态留下足够的借口空间。

还有一种“批判思维”，是倾向对没法下定论和没法继续讨论的事件作出超越式的或是另类的解读，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看似是学术的中立，从另个角度出发，重新解释，但我们清楚地知道，这极有可能是主流解释没法展开和进行的结果，只得从理论唇语中获得胜利的快感。这样的批判性是借来的，仿佛是在无法抗议的环境里，争论我们究竟是该用齐泽克还是格雷伯的思想路线作为指导。我对让人即刻摆明立场的氛围保持警惕，也同样警惕不做判断或是把“历史和批判的眼光”直接用于现实的考察。

认识事物是无限的过程，又对自己的定论不断怀疑，检讨先入为主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就如丸山说的，该做出决断就是将这无限的认识过程在某一时段切断，只有这样决断才能产生出行动来。那么，独断主义和忘记认识的肉身行动之间，是否还有知识分子的空间？

我们回到“边缘”这个概念上：知识分子没有生活在正统世界或是异端世界的中心，他们在生活的边缘上。这和之前提到的自认的话语边缘不同。丸山说，生活在边缘区域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和内部的人共享一种生活的“实感”，同时也会试图保持和外部的持续交流，并因此而不断地打破来自内部意向的自我积累所导致的固定化趋势。强调中心和边缘之问题的现代性和普遍性，绝不意味着对各种思想和信念不加区别地采取怀疑主义的态度。如果说怀疑，那应该是对把一切都托付给意识形态的伟大理念和自我常识的那种导向懒惰思维的怀疑，而不是把现代的政治判断当作处理我们每天面对新问题的选择和决断来对待......当今知识分子的艰难而光荣的任务，不在于避免这个（内在和外在）悖论，而是要站在彻底参与和彻底不负责之间，为做出通过内部而超越内部的展望而努力。

所以这样的边缘感，不是说失去了某种权力的怅然或是清高，而是因为不属于某种固定的观念宇宙。怀疑和摇摆是知识的常态，它要面对时刻变化的现实做出回应，游走在理念之间。要是用左右或一个流派就能完整地概括，或拥有始终如一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也许要再做审视了。理想的知识分子状态恐怕像是平时听的播客名——“忽左忽右”，切实地联结本来被视作分开和隔绝的不同世界，带来持续的意外违和。对话，在这里又有了深远的含义。

对知识的贱视和渴望是同等强烈地存在。以至于你看，稍微出圈的知识分子，会被立马视为上师，观众急切地从他们那里获得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应对生活困境的一致方法。有时候，感觉是秃鹫一拥而上要片甲不留的场面。希望你在当下和未来的饕餮盛宴中能保住肉身和立场。因为出书引起的争议，上次我们说到时，看法一致，传播就要对必要的误读做好准备。有人说，知识分子本来就边缘脆弱，不要再进行内部分裂互撕，要团结为先。这也把知识体想得太脆弱了，岂能是吵吵就能终结的。

Take care，

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