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以言

这几天，早晚捧读钱穆先生的《中国史学名著》。
虽然通过余英时先生的介绍，已经很景仰钱先生，但本来对这本书的期待也不过是一般的“深入浅出”而已，预期的目的还是在获得一些“常识”。
然而，真正读下来，才发现此书非同小可，里面蕴涵着许多深刻、新颖的思想，绝非一种简单的“知识”的传授。
说深刻和新颖绝非泛泛而谈，虽然钱先生并未采用西方式的概念密集型写作法，但要说这本书表达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我觉得也不为过，而这种历史哲学在数十年后的现在，听起来还是那么的新颖。
这本书来自于演讲，所以比较口语化，看起来颇为浅白的样子，但细细咂味其中的思想，却真是“精义迭出”！其实，要把它重写成看起来很“哲学”的样子不是什么难事，但要真正领会其中的“精义”却绝非易事。
书还没看完，还不是全面汇报心得的时候，但心情激荡，有点儿不吐不快。单说说钱先生对读书的看法吧。
钱先生在书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到读书的重要性，真可谓是“念兹在兹”，对青年人叮咛嘱咐，也真可谓是一片“苦口婆心”。
他反反复复地告诫大家：一定要读书，书要一本一本地读。
那大家一定要说了，这不是废话吗？其实不是的。钱先生此言有其特定的针对性，他针对的五四新学（整理国故）中的一种不良的风气。即：盲目崇洋，把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观点奉为至高，把中国的一切古书看作“材料”，只管凭着西来的观念到里面去找证据。而钱先生强调的是，要把古人的著述要当做著述来看。这里面首先就有一种尊重在。钱先生举了个例子：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集乾嘉以来《水经注》研究之大成，为近百年来的独特通行之作。在赵东潜同时，全祖望也曾七校《水经注》，后来他把那项工作让给赵东潜去做。在抗战时期，胡适之先生发表过文章谈到他的朋友丁山告诉他全祖望七校《水经注》不可靠。事实上，在王先谦《合校水经注》的例言中就说过了，所以在王先谦的书里全没有引用到全祖望。王先谦早已经说过了，何待胡适之先生的朋友丁山？可见胡适之先生和他的朋友丁山读书粗心，实远不如上一代的真正学者。”

这个故事，如果只解读为钱先生对胡适的私人偏见，就浅了，从钱先生学问的整体，可以清楚的看到钱先生读书之细和对前代学人之尊重——尊重是因为有理解，反过来，没有尊重也无从理解。
新史学的激进言论（见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史料而无史学。在钱先生看来，这实在是厚诬古人，是现代人的“无端骄傲”。钱先生在讲《史记》的时候，就从其书的体例中见出太史公的史识，比如，将孔子列入世家，在当日看来颇不近理，因为孔子并非诸侯，但是，两千年下来，竟然只有孔氏的“世家”一直不绝如缕的传承下来，这样的识力和预见力难道不算超绝？
钱先生还强调，读书不能只读内容，更要读书背后的那一个人，读书不知其作者，则不能算知书。这个观点与上述的思想是相通的。把书当书，也就是把人当人，钱先生于史学中最重视的就是人的精神，如果没有精神，则史学不过是死学。在谈到清代考据之学时，钱先生就指责道，乾嘉学者自称承继汉学，但对于汉代的学术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却茫然不知，其实汉代经学的最重要一点就在于“通经致用”，经学为政治服务，不懂得这个道理，则清代所谓汉学，也只是“死汉学”。当然，对于清代学者在史料方面所作的工作，钱先生还是很佩服的，他呼吁新派学者要重视这些人的成绩，要仔细读他们的书。
胡适之是读书不够细的例子，善读书的例子，钱先生则举了汤用彤先生。对汤先生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钱先生颇加推许，认为是一部杰作。钱先生告诉我们，汤先生无论走到哪里，一部《高僧传》永远在手边，随时翻阅，正是因为一本书读得如此的“熟”，他的学问才能做得如此的炉火纯青！
孔子说过：“不读书，无以言。”我今天读了一点书，所以就说这么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