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唯一可行的tim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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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春夏之交，一个刚考上北大哲学研究生的青年，独自从北京坐火车出发，由陕入川，游历云贵，在广西改换轮船去往广东、福建，又北上江浙，最后从青岛走海路返京，历时两个多月，沿途寄给父母与兄弟的家书，汇集成为一本小书《旅行人信札》。 40年后，这位叫陈嘉映的青年已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和哲学家，2017年在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里还小小地出了圈。他的新书《走出唯一真理观》在多抓鱼上很受欢迎，但我下手的却是《旅行人信札》。这首先是职业病，而且看过目录后，发现有一章写到了我家乡，起了好奇。
学者写旅行，多是偶尔为之，可专业和文采摆在那里，一旦写得好，就是碾压式的，比如2016年英国旅行文学畅销榜第一名的《古道》，便出自剑桥大学院士罗伯特·麦克法伦之手。北大历史学者罗新写过一本《从大都到上都》，在行走中讲述了半部元史。可陈嘉映这本书有点不同，成书时他尚未成名成家。
如今看来，当年他这趟big trip时髦得很，集独自旅行、毕业旅行与慢旅行于一身，而且纯粹是漫无目的的穷游，走哪算哪。如果说“穷”与“慢”还算时代的常态，那“独游”与“无目的”在当时绝对算特别。
（以下严重剧透！）
40年前，谁在旅行？
1980年代在路上奔波的人，有探亲的士兵，有采风的学者，有出门跑业务的办事员，有单位组织结伴出游的工人，有旅行结婚的情侣，但无论是谁，出行总有个目的、有个组织或至少有个伴侣。在那个集体主义刚刚开始松绑的年份，散漫的独行客就像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一样，是很少见的，留下文字记录的就更少了。因为不隶属于任何团体，也无需照顾任何人的想法与情绪，所以在看待事物与记录见闻时，得以更私人化，更真实与锐利。
20世纪80年代关于中国的独立行记，大多由外国人写就，除了Lonely Planet的指南书，最有名的大概要数保罗·索鲁的《骑乘铁公鸡：搭火车横越中国》，记述了他1986-1987年间的游历。（近期后浪出了简体中文版）
中国人写的，我想了半天，想出一本余秋雨《文化苦旅》，可《旅行人信札》并没有那般宏大的家国命题，就是琐碎的旅途即景，而且因为第一读者是家人，有话直说，不乏尖酸刻薄之语，属于断章取义放到网上能被口水淹死那种。2005年书出版，2015年再版，陈嘉映在小序中明言几乎一字没改，基本是40年前原貌。这大概就是哲学家身体力行的“求真”吧。这种对真实的担当，让我们看到了一份珍贵的80年代私人旅行记录。
已成旧事的新闻，走过路过的记忆
陈嘉映比我爸爸大一岁，也比我爸幸运些，内蒙插完队后有机会进入北大，我爸去插队的年纪比他还小，回城后只读了个电大。1981年当陈老师横穿中国打望各省佳丽时，我爸已经在苦哈哈上班且准备结婚生我了。爸妈也是极爱玩的人，我能记起许多童年时跟着他们到处旅行的事，彼时时间的车轮已驶入90年代，但回到《旅行人信札》，我还是读到了好些熟悉的场景，比如印象最深的挤火车：
现在可难以想象这一夜竟熬过去了。……曾努力把货架清出一小块地方，缩身上去，还未睡着就被乘警请下来了。（宝成线上）
在邻行李车的洗脸室摆下提包，坐在上面，暗喜没有人来同我分享这方宝地。可惜开车以后，洗脸室还是来了不少客人，其中还有一个伤风小伙，真可怕，虽然人不错。
（昆明-贵阳火车上）
我爸年轻时十分擅长挤火车，不管人再多，他都能挤上去，好像也是在昆明，我妈把我从车窗里塞进车厢给我爸后，发现自己挤不上去了，带着哭腔喊道“你们先走吧”——但最后还是成功了。以前人没那么娇气。
（在梧州）上了红星327号。仓房里的Lebensraum【生存空间】是充分利用上了：上下两舱，每舱又两层床，是把通铺稍稍隔一隔，那宽度容不下比我宽的，幸好本地多瘦人。
这个船我也记得，直到1995年还坐过去广州。铺与铺之间的隔板是可以拿开的，有些人全家大小上船，拿开五六块板后其实挺宽敞，但对于独行的人，的确翻身都难。记得总是在下午上船，第二天早上到广州天字码头，夜里在马达声中醒来，窗外有模糊的山影和渔火。
他多次提到物价，比如汕头的炒菜索价两三元一盘，让人瑟瑟发抖（1981年全国职工每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8元），而川西的鳝鱼面只要两角一碗，碗里还有十段鳝鱼。没想到在1981年，沿海与内陆就已经拉开这么大的物价差距，这大概是一个从西走到东的人对新时代最直接的感受了。书里自然也记录了不少新鲜事物，比如温州街头卖水货的人，广东人男女难辨的花衬衫。当然这些事情现在也都成了旧的事：
赶回汽车站。车上几台录音机播出“黄色小调”，交响震彻车厢，青年男女，搂作一团。在中央首长眼里，半座贵阳的青年可谓流氓，正如半座北京的青年可曰反革命。他们当然不妨碍我，靡靡之音也比红色样板音乐来得顺耳些哩。
爱听靡靡之音是时代特点，而北大的青年学生暗戳戳讽刺首长，更是时代特点了。 在黄山他还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大哥，带着愁眉苦脸的新婚妻子，居然向他出柜了，觉得被家人逼着结婚，“平白耽误了一个女人，恐怕只有一死才能解脱”。陈嘉映平和地劝他说：
只要不损害别人，就和道德无关；即使无法对家人说，也必须向夫人坦白，编个借口，坚决离婚坚持独身，而且挺上几年，社会也许会变得开明一些。
在1981年一个年轻人能说出这番话，不容易。毕竟直到1989年，王小波与李银河才首先开始做关于中国男同性恋的研究。同性恋不算新鲜事，但浮出水面的同性恋，也是被时代推动的吧，这一笔他也闲闲记下了。40年后，社会看上去的确开明了些，只是因为同样的境遇而痛苦的男性与女性，依然不少。
文明与“蛮荒”
贵阳处处给人愚不可及的印象，……破破烂烂，到处有没受过教育无所事事的青少年闲逛。老年人无能，青年人无聊，不知还有什么能让这个老大民族振奋起来。（贵阳花溪）
这是我到过的第一个不在铁路线上的大城。人口众多，挺破烂。……梧州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闷热，远胜过桂林、柳州等地。男人们都赤着上身。在我所到的几个城市中，梧州人是最不讲究衣着的。第二个印象是拥挤，房子很小，只够祖父祖母住，现在可是子孙满堂。（广西梧州）
广东人骨头支棱着，个个身瘦如柴。都很爱讲话，用一种生番的声调，问我几点钟，说是geidiezongla，好容易才弄得懂。绝不能相信大唐人用这样的调子说话。（肇庆星湖）
像这样的“地图炮”，书里俯拾皆是。上面的引用算温和，还有更劲爆的，近乎人参公鸡。我把他关于梧州的差评发给爸妈看，问当时是不是这样，他俩齐翻白眼。我又给同为北京人的我先生看，他笑说这哪里去的是梧州，简直跟去了印度似的。我觉得他这比喻有意思，当时一个北京人对梧州的了解，可不就跟如今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差不多嘛——其实根本不了解，但心中早已定性，因此绝大部分人的旅行见闻，都只是在印证已有的观点。加上的确是语言不通，水土不服，造成许多不舒适的障碍，于是气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
我想数十年后修订此书时，他一定看出来了（我都能看出来），既然做出不改的决定，自然有他的道理。我倾向于认为，他把读者看作成年人，认为大家足够理性，可以根据这些言论产生的年代与背景，了解其成因。对此，我像成年人一样警惕，也打算像成年人一样去宽容——毕竟我也是被轰的南蛮哩。
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看地儿下菜碟”：每当游到名山大川，如峨嵋、青城、雁荡、九华，就会开启优雅的文言模式，有些片段单抽出来，还以为是某篇明人山水小品；而每当需要吐槽化外的瘴疠之地，就会轮到铿锵有力、简单粗暴的白话文登场。
有意或无意地，他在随着境遇切换叙述语言。当面对自古被诗歌滋养的山水名胜，虽然之前从未涉足，但心情是毫不陌生的，因为早就在诗词文章中“见”过了。所谓素未谋面，神交已久，这种体验如果要选择一种语言来描述、重现，最贴切的无疑就是传统的古人语言；反之，当他来到不在这套语言体系内的陌生之境，对眼前的一切便失去了理解力。这种Culture Shock（文化冲击）本身就是现代经验的一部分，此时现代白话文很自然脱口而出。
然而，那些无法用优美的中原语言讲述的地方，难道就不存在美感么？没有被熟知的语言和文学加持过的风景，难道就不值得一看么？即便暂时超出了认知范围，但它们依然是这个广袤国家的一部分，难道真有那么难以理解？如果仔细想这些问题，答案恐怕都是否的。可睿智如青年陈嘉映，或许也没有如此问过自己。
话说回来，虽然如今岭南人摆脱了食人生番的形象，可还有别处、别国的人被推出来做生番啊！要想突破自身知识与文化的局限（哪怕光辉伟大的传统，依然是局限），真正平等、平和地去看世界，哪儿有那么容易。
最后的浪漫与冒险
如果饱览群书、来自首都相对见多识广的陈嘉映，尚且难以勘破，不难想象当时的中国对几乎所有国人而言，都依然是新鲜陌生之地。今日可能要远涉重洋或深入无人区才能体验到的震撼、浪漫与冒险，当时跨个省、爬座山就能满足。或许是“无知”带来的无畏，以前的人想看日出就半夜摸黑上山，想去游泳就攀上绝壁深潭，只以尽兴为念。
书里有两处地方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在北雁荡山的大龙湫，当时陈姓青年已经爬了一天一夜山，又在瀑布下的石壁上像壁虎一般被困近两个小时，幸亏得了村民解救才脱险。热情的老乡留他住一宿，可他不愿打扰，竟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立刻要问清路线夜登主峰，重返险境。看到这儿我都惊了，需要这么拼么？如此蓬勃且“不知好歹”的热情与游兴，今日懒洋洋、惜力惜命的游客（包括我自己）实难望其项背。
另一则冒险故事发生在桂林七星山。1982年漓江沿岸被列入国家首批风景名胜区，从此正式有了旅游开发，而在陈姓青年到访的1981年，桂林城里是一片草莽的混乱。一日午后他逛完七星岩，孤身上了七星山，一直爬到石径湮没的地方还不停下，改为手足并用攀援，不一会儿到了山顶：
正在想这样的好景致怎么倒没人来拍照，忽然闻到一阵恶臭，四下察看，却见岩缝间一具成人尸骨，将及烂尽。一面欲掩面遁走，一面又忍不住看，想看个究竟；白森森尸骨间虫蝇糜聚，又让人恶心得不能端视。进退之间，忽然风雨齐作，那些蝇虫轰然而起迎面乱扑，一个大男人竟登时惊怖，仿佛遭遇到什么邪魔，跌跌撞撞几乎吓得跳崖。
这般匪夷所思的事，竟然发生在今日桂林头号景点，人山人海的七星公园。当他没命地赶下山到派出所报案时，民警淡定地表示，那个人去年就死啦，估计是自杀，山路险恶，所以一直没把尸体弄下来。如此魔幻的剧情，亦是八九十年代专供，往后便逐渐绝迹了。
思维的乐趣
从庐山下来后，陈嘉映坐在离开的车上回望庐山，不由想起苏轼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于是有了书中这段我最喜欢的思辨。
我们必须曾在此山之中，勘踏过其中的草径，漱饮过其中的溪流，抚摸过其中的石和树，我们必须曾活在那里，才能真正看到。 惟曾在者能看。
这段话很美，也被印在了腰封上。世人都说要识得庐山真面目，就得跳出来离开一段距离，可他质疑说，这个远远看到的轮廓，难道就是庐山的真面目？如果没有身体发肤的接触，没有毛茸茸的细节，没有脚步的疼痛，没有声色的愉悦，如果没有这场纵身一跃，你同样是无法真正“看见”庐山的。
对于已经身在庐山的幸运者，适当的抽离或许能更好地观照与回忆，但世界上更多的是从未置身庐山的人吧，他们该如何去探索这座山、这段旅途、这份情感与这次人生呢？
所谓看所谓体验，都是以身在事中为前提的。身在事中，说的还不是“体验”，体验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认识为归宿的，在却是迷，身在庐山中就是迷在庐山中。
如何“看见”，他的答案是一个“迷”字。关于“迷”，他解释为一个纷繁的过程，因为人生无穷无尽，不能只算出了一个结果，就撂在那里不管了。今天若有所见，明天又陷入迷惑，总没有一个“定型的格局”，所以人的思绪无法安定，也不该安定。智者永远不安，永远在上下求索，即使因为云遮雾罩看不清楚，看成了差错，那也得“挺身立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任”。
还是职业病，我私心里对这“迷”另有一番认识，是从他提到“体验”二字得来的。因为在旅行中，“体验”的出现频率实在太高了，体验美食体验住宿体验当地生活……比起裹足不前的人，以及满足于浮光掠影的人，体验已经是种深度的沉浸，是难能可贵的向前一步。
可正如他所说，体验的出发点依然是自我，须得先有个“我”，才能有所体验。而这里的“我”是什么？是读过的书与走过的路，是爱恨过的人留下的印记，是过往经历与生活的层积。这一切塑造了我，引领我去体验我所能体验的。但这个“我”又限制着我的眼界，让我无法得见我未曾体验的。更糟的是，我脑子里只剩下“体验”，再无快乐。
不只是我，好些友人都曾面临这种旅行乐趣的边际效益递减。今年瘟疫带来的禁足，也许把这富贵病治好了一大半，余下的解药，或可求诸1980年代那些未惯世路、生机勃勃、偶尔冲动鲁莽、时常大惑难解、兴之所至不知东方既白的旅人，他们大概是懂得这“迷”字诀的。
（以上首发于个人订阅号“日行夜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