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剑鸣：戈登·伍德和他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
本文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剑鸣教授为《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1776-1787》中译本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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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国内史学界对“剑桥学派”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很有兴趣，不少人写文章介绍和讨论他们的“语境主义”方法；政治学者则热衷于谈论共和主义理论，一时间使得波科克、佩蒂特等人在中国学界声名大振。其实，无论是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而言，还是在共和主义的“重新发现”方面，两位哈佛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和戈登·伍德，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两人是“师徒”关系，而且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和伍德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在内容和思路上都是前后衔接、相互发明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并没有充分重视他们的研究。数年前，贝林的书出了一个中译本，可是似乎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现在，伍德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期待这一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
戈登·伍德于1933年出生在马萨诸塞的康科德，1958年进入哈佛大学，随贝林研究美国早期政治史。1964年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他先到密西根大学执教，后来转到罗得岛的布朗大学，一直工作到退休。伍德和贝林一样，著述不是以量取胜，迄今出版的著作不到十种，其中两种还是已刊文章的结集。他的成名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以下简称《缔造》）获得了美国史学界的最高奖项“班克罗夫特奖”；第二本书《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有中译本）则荣膺“普利策奖”；其他著述如《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美利坚化》、《自由的帝国》、《美利坚的理念》和《过去的用途》等，也受到美国史学界不同程度的重视。
《缔造》是伍德的第一部重要著作，目前看来也可能是他治史生涯的颠峰之作。这本书的基础是他在贝林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原标题为《革命时期美利坚政体的缔造》（The Creation of an American Polity in theRevolutionary Era），5年后正式成书出版时，标题改作《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这一改动不仅使文字更加简洁，而且使主题更加明确，气势更加宏伟。这本书涉及的问题甚为庞杂，而基本的立论则具有突出的宏观性和概括性：在1776－1787年间，美国革命一代人不仅构建了一种新的政府体制，而且形成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观念，这就是独具特色的“美利坚政治体系”。伍德的本意是通过比较1776年各州立宪中的争议与围绕1787年宪法的辩论，以凸显这十余年间美国政治文化的巨大转变；但随着论述的展开，触及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涵盖美国政治思想的所有主题。结果他就把《缔造》写成了一个鸿篇巨制，展现了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气象宏伟而色彩驳杂的画面。
伍德研究的起点正是贝林止步的地方。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探析了殖民地反英话语的来源和转化，在18世纪英国反对派思想与革命初起时的意识形态之间，建立了富有新意的事实关联。伍德沿着这一思路来讨论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根据他的论述，美利坚人在革命初期接受了英国辉格派的“政治科学”，抱有“自由－权力”二元对立的观念，力图借助英国的宪政资源来抵抗英国的“暴政”，重建在英国已被腐败和压迫所破坏的政治秩序，以维护人民的自由。但是，随着这一重建过程的展开，美利坚人对政治世界的理解和想象逐渐与英国人分道扬镳。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绝无可能简单地移植英国宪政，“美利坚的事业”注定是一种创举，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主义世界。这种共和主义既是一套政治原则和一种政府框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社会理想；而且，这些不同的层面和维度乃是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
在革命的进展中，美国社会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美德的脆弱和腐败的滋生引起了革命者的深切担忧。他们开始剔除共和主义蓝图中的乌托邦色调，进行新的政治探索，并用新的观念来看待和理解这种新探索的意义。这一过程始于各州的制宪，完成于联邦立宪。革命者一面进行体制上的摸索，一面进行观念上的推敲。一开始，他们着力于削弱和限制行政权，淡化甚至取消议会上院，并追求司法权的独立，其目的都是削弱和限制殖民地时期受人憎厌的总督主导的权力格局。
可是他们慢慢就发现，共和政府的构建并不只是抛弃君主制和贵族制的遗产，而且还要对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做出全面的、深刻的重新界定，其中涉及立法机构的性质、代表制、混合政府、两院制和宪法等一系列问题。他们开始质疑英国的议会主权论，强调人民主权，特别是人民制定和批准宪法并创设政府的权力，开始把政府各分支的成员都视作人民的代理人，并力图制约他们代表民意的程度和方式。到1787－1788年联邦立宪时，利益和观念的交锋更加激烈，联邦主义者追求的体制及其相应的政治观念最终得势，“美利坚政治科学”的框架也就基本确立。
具体说来，在政治原则的层面上，革命初期美利坚人通常把作为同质整体的人民与政府对立起来，相信只有抑制和防范政府权力的专断和扩张，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到了联邦立宪时期，人们发现美国社会的构成十分复杂，人民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包含许多不同的利益群体；再者，政治世界的斗争主要不是发生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存在于人民之中；人民的美德不再是共和政府的可靠保障，必须借助适当的制度来防止共和制的腐败和衰朽；这时，关键问题不再是保护人民不受政府的压迫，而是防范人民中的多数人对少数人加以侵害，因之必须对人民的权力以及人民授予代表的权力加以提防和限制。
在制度设置的层面上，美国革命者普遍相信，唯有民主共和属性的政体最适合美国，而这种政府的基石和轴心乃是代表制；由于契约不再是在人民与政府之间、而是在人民中间订立，因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已被打破，政府不再是嵌入社会而专属某一阶层，而成了超脱于社会之上的利益调节器，因而须以功能性分权取代等级分权，以实现对人民代表的权力的防范和制约。这样一套政治理念具有突出的美国特色，也显现了鲜明的现代性；它吸收并改造了来自英国的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超越了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政治理论。
这就是说，革命期间美国人的政治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政治文化的面貌也已焕然一新。然则这一转变的动力不是来自书斋里的思想家，也不是某一套政治理论在美国社会传播的产物，而是许许多多政治人物的行动和思考逐渐累积的结果，并且他们的行动和思考深深地嵌入了复杂而剧烈的现实政治变动之中，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和观点的博弈与交锋。
可见，伍德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迁的阐释，与“经典的”政治史、特别是“经典的”政治思想史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仅仅把《缔造》看作是对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的阐述，可能会遮蔽其更为重要的意义。伍德的论题是整个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涉及革命一代关于政治合法性、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权力与自由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文化转变的复杂性、曲折性和渐进性。伍德后来在回应外界的批评时谈到，他反对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视为截然两分的不同传统，“建国之父”的思想是复杂多样的，他们不需要在马基雅维里和洛克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在关注美德、忧惧腐败的同时，也重视个人权利，鼓励商业发展。这表明在伍德的眼里，革命时期的政治文化是丰富而驳杂的，不能笼统地置于“共和主义”的标签之下。
《缔造》于1969年出版时，伍德还只有36岁，算是一个学术新人，居然写出了这样一本足以跻身经典之列的著作，不免令人惊叹。有论者指出，伍德的书是新旧结合的产物：他在“新”社会史兴起的时代研究“老”政治史和思想史，采用“新”方法和“新”路径来探讨“老”题目，这种新旧的冲撞和结合，使他获取了意想不到的学术能量。的确，伍德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史学范式变革的时期，一方面，传统的课题和材料还没有被彻底耗尽；另一方面，相关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初露端倪，为处理旧题材提供了新工具。在《缔造》中可以看到许多当时还很新颖的理论的痕迹，其中包括政治学的政治文化理论，人类学的文化概念和意义阐释，心理学的观念与行为关系的理论，以及现代化理论中传统与现代两分的观念模式。
当然，伍德还得益于贝林的影响和指导。伍德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正在构思和写作《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将在美国革命史和政治史的范式转变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伍德的选题和思路无疑受到了贝林的启发，在写作中也得到过贝林的点拨。而且，在《缔造》成书之前，伍德又读到了贝林的新书。贝林似乎也把伍德视为自己的得意弟子，后于伍德进入贝林门下的另一位普利策奖得主杰克·雷科夫，在若干年后还记得，他入学后不久，贝林就要他去哈佛档案馆调阅伍德的博士论文。
伍德个人的禀赋和努力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没有数据库、缺乏电子检索手段、许多资料尚未整理出版的时代，伍德依靠实地寻访和手工操作，几乎搜罗了涉及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所有重要文献。《缔造》一书所用材料之丰富多样，常令读者惊诧和叹赏。更重要的是，《缔造》讨论的问题十分庞杂，头绪至为繁多，如果没有高超的驾驭本领和缜密思考的能力，恐怕很难构筑出一个如此庞大而条贯的论述体系。
关于《缔造》的书评数量之多，评论者的学术地位之高，书评分布的刊物之广，对于一部新手的“少作”而言，都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当时许多活跃的早期史名家，不论其学术路径和观点如何，也不论他们对这本书持何种评价，都不吝笔墨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梅里尔·詹森、佩奇·史密斯和J·G·A·波科克等人。将近20年后，在美国宪法制定200周年之际，美国早期史权威刊物《威廉－玛丽季刊》组织一个专栏，集中讨论伍德的《缔造》。该刊编者在按语中谈到，《缔造》自出版后就成了探索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思想的“航标”，为此后的研究“设定了步调，提供了标杆，充当了讨论的目标”，堪称“一部现代经典”。为这个专栏撰文的作者，大多是美国早期史领域的一流学者，他们虽然对《缔造》提出了各种批评和商榷，但没有人否认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缔造》的首要的学术意义，在于拓展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路径。美国革命是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在一定程度上说，一部美国革命的史学史，能够反映美国整个史学演变的历程。在长期以来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中，形成了两条很不一样、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路径。
第一条是政治经济研究的路径。20世纪初年，美国史学中出现了第一个专业史学流派，即“进步主义学派”。进步主义史家把眼光集中在革命时期社会内部的变动上，从经济、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冲突着眼来讨论美国革命的起因及其所造成的变化，力图为理解美国革命的意义找到一条拨云见日、鞭辟入里的途径。梅里尔·詹森及其弟子发展和深化了进步主义的冲突主题，通过对革命中各种政治派别和政治主张的阐述，进一步凸显了美国革命作为一场“内部革命”的意义。他们的研究旨在探明经济地位、职业、居住地点等要素与革命起源和进展之间的关系。
另一条研究路径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意义，其代表人物就是贝林和伍德。他们真正开始把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对待，其著述在很大程度上“重新界定”了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首先，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思想革命，在以往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讨论之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揭示了美国革命对美国乃至世界政治思想的影响。其次，他们就美国革命的思想来源做了新的探讨，不再简单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启蒙思想的产儿，也不再把约翰·洛克当成美国革命的“教父”；他们发现，美国革命者的思维方式和核心范畴同英国的政治反对派传统有着直接的关联，革命者理解当时的政治世界的主要理论资源来自辉格派思想。
第三，他们对美国革命的性质有新的理解，认为是共和主义赋予美国革命及革命时期的美国以显著的特征；这就意味着他们在自由主义的解释范式之外，创立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共和综论”。最后，他们开辟了解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关注观念和行为的关系，通过对革命者的思想世界的探讨来理解革命的兴起、过程和后果。这也就是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意识形态路径。
这种研究路径并不是贝林的首创，但贝林不仅以精深的研究提升了美国革命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而且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方法论，展示了这一路径的魅力和潜力。在讨论这一研究路径时，人们通常把贝林和伍德并举，而且把伍德的研究看作贝林路径的延伸。其实，在新的美国革命史研究范式的形成中，伍德所起的作用和贝林一样也是不可替代的。
贝林着重探讨的是美国革命的思想渊源。在《美国政治的起源》中，贝林讨论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和相关的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了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思考，殖民地居民又如何在自己的政治思考中悄然不觉地改造了英国的制度和理念，并最终使之变成了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稍后贝林又进一步阐述道，美国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观念，都与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反对派思想有直接关联。贝林也曾谈到美国革命的后果，并从思想革命的角度做了强调：“美国革命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国族（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国族中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他这里提到的“政治国族”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分享某些政治价值、政治认同和政治权利的共同体，它不同于“政治国家”（political state），侧重的不是制度，而是价值、情感和态度。显然，贝林从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美国革命，与传统的政治史家具有很不一样的眼光。
但是，贝林关于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的判断，只有在伍德的《缔造》问世后才变成了一个得到实证研究支撑的结论。在伍德看来，美国革命所留下的最大遗产是思想性的，而不是制度性或物质性的。革命推动了美国核心价值的形成，塑造了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特征。伍德后来谈到，美国革命为美国人的自我界定和身份认同提供了不会耗竭的资源：“由于合众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身份往往是流动和难于捉摸的，因而我们美利坚人不得不反复地回顾革命和建国时期，以便弄懂我们是谁。”
伍德觉得美国革命是一种阿伦特式的“开端”，它不仅构成美利坚人国民意识的来源，而且是他们进行国家身份的界定和重新界定的指路明灯，因为“做一个美利坚人，不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要信奉点什么样的东西”；而且，“我们关于自己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观念，始于1776年”。作为一场思想革命的美国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乃是“共和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超越了一般的殖民地反叛；也因为有了它，美国革命才创立了一种以追求自由为精髓的“美利坚理念”。
伍德不仅继承和拓展了贝林的论题，而且在学术和思想上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贝林的特点。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他对美国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看法与自己的老师大相径庭。贝林针对进步主义史家、特别是J·富兰克林·詹姆森的说法，突出强调美国革命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任何明显的意义上说，美国革命都不是按社会革命来进行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刻意采取行动去摧毁、甚至去实质性地改变他们所熟知的社会秩序。”显然，贝林为了强调美国革命的思想意义，不惜采用一致论学派的语调，刻意抹去它的社会内涵。
伍德却认为，“革命不是单纯的殖民地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造反。它意味着一场至为深刻的社会革命。……转而崇奉独立和共和主义的所有美国人，不可避免地受到推动而期待或希望对美国社会进行至少是一定程度的改革”。在伍德看来，“信念和态度的领域”也并不是孤立自足的，它与社会领域发生交叉混合：观念的变化与社会构成的变化密切相联，观念的变化赋予社会变化某种特征。
贝林、伍德以及其他一些从意识形态着眼解释美国革命的学者，有时也被称作“贝林学派”。他们一直受到詹森及其弟子的质疑和挑战。“詹森学派”并不否认意识形态的作用，只是更看重收入来源、职业认同、地理位置和实际经济问题对于社会态度和政治行为的决定性作用。在几次纪念美国革命200周年的学术会议上，两派的辩论和交锋趋于激化。虽然“贝林学派”和“詹森学派”的争论涉及理念、路径、材料和方法等各方面的分歧，但在外人看来，这两种研究路径其实各有侧重，对于理解美国革命及其意义有着显而易见的互补性。而且，正是两派的竞争推动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不断深化。
毫不奇怪的是，贝林和伍德的意识形态路径在美国史学界招致了广泛的质疑和批评。有不少学者认为，贝林和伍德夸大了北美意识形态的统一性，用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甚至抹煞了其他并存或共生的意识形态。有的学者否认革命前夕的北美思想中存在一种单一的、铁板一块的政治意识形态；而且，在革命时期也没有一种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某种意识形态的单一而统一的文化。英国学者J·C·D·克拉克进而提出，在革命中发挥动员和引爆作用的观念来自多样化的教派话语；法律和宗教是革命的中心议题，两者通过宗教而结合在一起，自由的语言即来自这两个彼此联系的领域；因之美国革命没有统一的思想渊源，共和主义并不是美国革命的思想旗帜。
乔伊斯·阿普尔比则从方法论的角度质疑贝林和伍德的研究。她觉得革命者的行动来自一种革命的意识，一种特定的心态，它使人放弃常规的行为准则，而把非常之举视为正常；但共和派传统本身并不具备产生这种反应的力量。因此，必须考虑究竟是什么社会境况使很大一部分殖民地人觉得，他们对确切恐惧的反应是正当而合法的。
弗里斯特·麦克唐纳则对意识形态学派提出了更全面的批评，指责他们未能区分各色各样的美利坚人所信奉的各种不同的共和主义，也不明白这些共和主义在总体上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社会和经济规范的差异；片面注重公民人文主义的传统，完全没有考虑苏格兰思想家的影响，而且在贬低洛克的影响时又忽略了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理论的影响，也不太重视法律和合法制度的作用；很少提及通常所说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实际”，也淡化了华盛顿、罗伯特·莫里斯这样的实干家的作用；虽然指出了共和美德与奢侈（邪恶）之间的紧张，但没有充分讨论“社群共识”和“占有性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此外，还有一些史家力图打破“共和综论”，还原被贝林和伍德所边缘化的洛克的地位，从新的角度论证洛克对美国革命的影响。
对意识形态学派的批评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新近出版的一本讨论革命时期公民权的著作中，其年轻的作者又把意识形态学派抬出来作为立论的靶子。他认为这些史家贬低了围绕“国家工具”的斗争的决定性意义；而且，他们经常采用一些很大的比喻（如“contagions of liberty”之类）来表述独立后革命的影响，但这些比喻在揭示一些东西的同时，也遮蔽了不少；它把革命“拟人化”，而忽略了革命中各色各样的行动者。不过，这类批评从反面表明，意识形态学派研究美国革命的路径和方法，至今仍能给学术灵感带来某种刺激。不论是追随者还是挑战者，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意识形态范式的启发。
从更广阔的学术语境着眼，《缔造》对政治史研究的重新定向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从总体上说，《缔造》发展了贝林在《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开创的路径，把陷入困境的美国政治史研究引领到了政治文化的路径上，推动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式转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范式转变一度给早期政治史研究带来了勃勃的生机。
“政治文化”一词最初出现于1956年，经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加以界定，遂成一个常见的政治学概念。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某种政治系统根植于其中的“为政治行动定向的具体模式”，并强调它与“政治态度”、“政治价值”、“国民性格”或“文化精神”并不是一回事。塞缪尔·比尔和亚当·乌拉姆在1958年对“政治文化”做了不同的界定：“在一个社会的一般文化中，有某些方面专门涉及政府应当如何办事和应当办什么事。我们把文化的这个部分叫做政治文化。如同社会的一般文化一样，政治文化的主要成分包括价值、信念和情感态度。”1965年，政治学家悉尼·维巴进一步把政治文化中的“定向”分解为“认知定向、情感定向和评价定向”，或简化为“认知、情感和评价”。美国政治史家受到政治学理论中这种新发展的启发，把“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历史研究，并吸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开始探讨过去世界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态度的变化。
贝林在这方面有开拓之功。他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政治的渊源》中，用了“政治文化的来源”这样的标题，意在把对美国革命的背景和起因的解释引向革命发动者和参与者的内心世界，探讨他们看待和思考当时政治世界的方式，理解他们反英和革命的动机与诉求。在贝林看来，以往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基本上遵循的是制度史和注重外部条件的路径，未能充分理解革命运动的内在动力；实际上，革命者对当时的形势有自己的判断，对革命的动机也有自己的说明；因此，后世史家应当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解释。
在随后出版的《美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中，贝林把这种理念贯彻到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实证研究中，开创了从政治文化着眼来阐释美国革命的新路径。这在当时的美国政治史领域，无疑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当然，贝林这样的历史学家所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同政治学家相比有很大的模糊性和扩展性，正如新政治史名家罗纳德·佛米萨诺所说，许多政治史家在面对“定义难题”时，往往巧妙地采取不讲定义的策略，而通过用法和潜在的解释框架来显现他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
伍德在谈到自己研究的主要考虑时说，他发觉在解释美国革命和制宪时涉及的许多“史学问题”，均缘于未能很好地把握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这表明，“政治文化”乃是他切入美国革命的基本路径。较之贝林的开拓之功，伍德的发展首先体现在题材的扩展上。他沿着贝林的路径来讨论整个革命期间政治文化的变动，发展和完善了共和主义的解释范式。同贝林一样，伍德把关注的对象由政治理论家转向了政治行动者，于是就使研究路径和论述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预设：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人不仅在行动，同时也在思考；他们对行动的理由和目标的表述，决不仅仅是一种表演、辩解或宣传，其中包含了真实的想法，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的希望、理想、担忧和焦虑；考察他们的想法、态度和诉求，有助于理解其行动。
相对说来，贝林在《起源》中关注的只是若干个小册子作者，而伍德的《缔造》所涉及的人数量更多，身份更为复杂多样。讨论对象的增多，导致材料更加繁多和驳杂。跟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相比，政治文化研究所处理的题材具有“众声喧哗”、“变动不居”的特点。对同一个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也有不同的说法。这就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难度，对史家的学术能力和历史意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美国革命时期留下的文字材料极为丰富，从《缔造》的脚注可以看出，伍德的材料来源几乎涵盖革命时期所有重要的文本。
题材的拓展和材料的发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往往同史学理念、特别是方法论意识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典的”政治思想史通常以“思想传记”的方式，解读若干经典的思想文本，论述精英政治观念的形成、内涵、传承、发展和影响。这种写法类似于政治学领域的“政治学说史”或“政治哲学史”。它的局限在于，预先假定不同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是对若干基本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解答，诸如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等核心概念拥有某种固定不变的“定义”，一种政治学说从形成到传播有着某种或明显或隐含的逻辑和体系，而史家的任务就是要阐明或揭示这种逻辑和体系。具体到单一某个作者的思想，更是存在着连贯一致的逻辑和系统，研究者一般不去考虑他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思想变化。
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来探讨美国革命，一方面，他把关注的焦点从少数几个建国之父，扩展到革命时期留下了政治言论的各界人物；另一方面，他把讨论的范围从少数几个核心政治观念，推广到革命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议题。这些议题所涵盖的内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观念”（ideas）、“思想”（thought）或“理论”（theories），而是“共同的假定”（common assumptions）、“信念模式”（pattern of beliefs）和“态度”（attitude）。
伍德沿着贝林的路径，借鉴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定义，把所有这些东西统称为“意识形态”（ideology），并且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能够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力量。不过，贝林在《起源》一书中并没有很好地落实这一方法论意图，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观念，未能充分考虑观念的社会政治语境，而且对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实际关联也没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伍德从贝林没有做或未能做到的地方向前推进，基于更加自觉而明确的方法论意识，把纷繁多变的观念置于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语境中，力求立体多维地展现观念与行动的关系。
相较于贝林，伍德更积极主动地引入了人类学和文化史的理念与方法，对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做了更为自觉而系统的方法论思考。在伍德看来，研究思想观念的意义，并不在于单纯描述观念的内涵及其变化，也不是要阐释观念和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要把观念和事件置于一种更为复杂和交互的语境中考察，通过观念来理解事件，通过事件来理解观念。在这里，伍德显然受到了20世纪中期以来人类学和心理学理论的启发，把理解观念和行为的关系视作思想史研究的核心。他批评以往政治思想史家简单地看待观念与行动之间的关系，反对把观念视为一种分离的、可以“引起”行动的实体。他认为，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不可排斥社会和经济研究的路径，而需要把观念主义（idealism）和行为主义（behaviorism）结合起来。
在以往的美国革命史学中，有的史家忽视观念的作用，有的史家则把美国革命看成是一场“观念的斗争”；进步主义史学侧重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解释革命，反对把观念作为革命的重要原因；埃德蒙·摩根复活了观念在美国革命中的角色，革命再度被理解为“关于抽象的政府权利的大辩论”；贝林则把美国革命史的“观念主义路径”推向了高峰，同时也意味着按这种路径来解释美国革命已是题无剩义。伍德肯定了贝林路径的创新性，称赞他力图从革命者思想的内部来理解其观念，认为观念不仅涉及革命，而且关乎美国社会特性的转化，其研究凸现了观念变动不居、难以把握的特点，把对革命的解释带出了追索动机的藩篱。在贝林的研究中，行动不仅仅是理性的、有意识的思考的产物，也是模糊不清、急速变动的思想和境况的结果；人主要不是观念的操纵者，而是其受制者（victim）。
伍德同时也指出了贝林的局限性。贝林论证了观念作为现象具有自主性，它能够控制其参与者的头脑，把他们引到他们所没有预见的方向，这种讨论带有决定论色彩，把观念在革命兴起中的作用强调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虽然在他这种完全彻底的观念主义解释中，可以看到一种对革命原因的行为主义的解释方式，但把观念与行为的关系引向因果模式则是比较可疑的。伍德声称，必须看到美国革命中的言词和观念是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结构之中的，讨论观念的作用，应当像进步主义史家那样关注内部社会问题，同时又突破他们那种简单的阶级冲突说，富于想象力地解读观念，并把它们嵌入客观的社会世界，也就是把观念主义和行为主义真正结合起来。观念和言词并非与政治和社会实际相分离，而是理解实际的最佳通道：观念总是有相关性的，言词反映了实际。
可见，伍德在这里触及了界定政治文化研究路径的几个核心理念：观念在社会实际中具有自主性，不能把观念视为利益和行动的掩饰或辩护；观念与其产生的社会语境有着复杂的关联，脱离具体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互动，难以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观念作用于并塑造行动，阐释观念有助于理解行动。
随着年龄和学力的增加，伍德对政治文化路径的方法论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87年，伍德在回应对《缔造》的各种批评意见时，似有知音难遇之憾。他说，自己决不认为观念乃是行为的“原因”，也反对把观念与社会的、经济的、心理的等各种因素并列，以找出在某个特定时刻哪个因素最为重要。他把观念称作人类行为的常量，它不能引起行为，但没有它也就没有行为。那种对于“过重的意识形态路径”的担忧，实际上源自一种误解：似乎讨论观念就是旨在强调观念引起行动。这种把观念和行为的原因联系起来的做法，无助于理解观念的真正意义。
伍德用一种格尔兹式的语气指出，观念确实不能引起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就无足重轻，或与行为完全无关；观念不能作为行为的动机，但却时刻伴随着行为，因为“一切行为都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意义在于赋予行为意义，而人类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赋予意义的，正是这些意义构成了人的观念、信念、意识形态和文化。因此，不能认为观念和社会情势在空间上是分离的；观念并非外在于“实际经验”，观念是人看待、理解、判断和操作经验与生活的方式；观念不仅仅使社会行为更好理解，而且使它成为可能。
人类赋予行动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随意赋予的，它是公共意义，受到一个时代文化的习惯、语言的界定和限制。在美国革命时期，诸如“自由的”、“专制的”、“君主制的”或“共和制的”、“民主的”或“贵族制的”这些词的含义，是由当时的“意义的文化结构”所决定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或意识形态创造行为”。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伍德有意借助人类学而不是政治学来改造政治思想史。伍德说这番话时是在1987年，比林恩·亨特所编新文化史的号角之作问世要早两年。这说明他在方法论方面具有某种前沿性和前瞻性。
在贝林和伍德从政治文化的路径研究美国革命的同时，政治学家运用这一范式研究现实政治，也取得了不少有影响的成果。贝林和伍德与政治学家的区别，不仅仅在于研究的题材和材料不同，更关键的是他们具有强烈的语境主义意识，在采用新路径的同时极力保持和提升其研究成果的历史学品质。而且，他们通过从文本分析转向语境分析，革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在以往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的学者强调细读经典文本，力图从字里行间窥得前人言论的微言大义；也有学者主张用现代理论来诠释前人的作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当前的观点来阐述和改造前人的思想。这些学者虽然具体方法和观点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思想文本当作观念的载体，把观念视为抽象的存在物，而没有把思想文本与特定的语境联系起来，没有考虑到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从而忽视了思想观念的复杂性和变动性。进步主义史家虽然把政治思想视为社会政治和利益博弈的反映，强调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着眼来理解政治观念，但他们抹煞观念的自主性，单向地强调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的决定作用，不考虑观念与语境之间的复杂勾连和微妙互动。
贝林和伍德吸收了进步主义史学的长处，关注观念与社会的联系，又采用语境主义方式来处理思想文本，这样就有助于把握观念的“原意”。伍德谈到，今人对于18世纪的语汇固然熟悉，但其中许多词的含义却是陌生和独特的；只有从语境着眼，才能准确把握这些看似熟悉的语汇的含义。在评论《缔造》时，确有学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方法论取向，赞扬他不以简单的、直线式的眼光看待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而是着力展现政治辩论的模糊性，以及当时人心理和观念的混乱和不一致性。还有学者称赞道，伍德的分析“既辨证又富于历史内涵”。
而且，贝林和伍德的语境主义史学，与同样重视语境的“剑桥学派”也有显著的不同。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剑桥学派似乎更偏向于哲学和语言学，而贝林和伍德则更接近人类学和心理学。“剑桥学派”讨论的是核心理论家和经典文本，在他们的笔下，马基雅维里、圭恰尔迪尼、霍布斯、洛克乃是主角；贝林和伍德则重视政治行动者的思想观念，更关注观念和行动的复杂关联。
另外，“剑桥学派”所强调的语境，主要是思想和知识的语境而非社会语境，侧重从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来理解思想。这可以说是一种“文本间”或“互文性”的取径。贝林和伍德则不仅重视思想语境，更关注社会语境，力图在两者的结合中考察思想观念的意义。当然，贝林和伍德对语境的把握也不尽相同。贝林偏重文本形成的思想语境，更为关注言说方式、用词习惯、言说对象以及核心语汇的含义；伍德则更重视社会语境，力图通过观念与行动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交汇，来理解观念的意义和影响。
当然，政治文化研究的路径也遇到了不少问题。政治世界毕竟是由行动、事件、制度和观念所构成，那么四者之间、特别是观念同行动、事件、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意识形态与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社会语境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如何通过历史的方法来梳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近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传统的建国精英愈益遭到边缘化，而印第安人、黑人、妇女的经历受到愈益强烈的关注；政治的维度也不再是讨论的焦点，社会和文化引起了研究者更大的兴趣。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沿着政治文化的路径究竟还能走多远？
美国史学史的突出特点是“趋新求变”，在这种学术传统中，一本书和一个史家的生命力，不在于提供某种“不刊之论”，而取决于能否引发激烈的学术争议，能否在较长的时段成为同行讨论和批评的对象。伍德的《缔造》自问世后的几十年间，长期是商榷和批评的靶子。直到当前，对于那些力图促成“美国革命史的重生”的学者来说，走出贝林和伍德的影子依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缔造》仍是一部“活着”的著作。
对《缔造》的第一类批评意见，涉及研究的路径和主题。有评论者说，《缔造》带有进步主义史学的特征，把革命视为一场民主运动，把宪法视为精英主义的反动，而新宪法之获得批准则意味着精英的胜利。另有评论者指责伍德采用“比尔德取向的著述体裁”，错误地把宪法危机理解成“阶级冲突”，而忽视了联邦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更有意思的是，当时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几位成名大家，不约而同地对《缔造》采取求全责备、基本否定的态度。
佩奇·史密斯在《美国历史杂志》发表书评，批评伍德的基本主题并不清晰，判断也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关于联邦主义者是贵族派、反联邦主义者是民主派的习见，忽视了1776－1787年间政治观念变化的复杂性和微妙性。英国知名历史学家J·R·波尔也认为，伍德在许多情况下过于强调动机和信念，以致在解释事件时带有过度思想化的倾向，某些概括性的判断也失之简单化。他甚至说，在伍德对“思想自足性”的偏见中，混合了黑格尔式的历史过程观念。罗伯特·E·布朗早年曾提出，美国革命乃是“维护殖民地时期民主和平等社会”的保守之举；他从这种思路来评判伍德的研究，认为伍德是在“阶级冲突”和“革命－反革命”这种进步主义史学的老套路中讨论美国革命，因而是一本寻常的关于美国革命的政治史著作。
杰克逊·特纳·梅因则从他的社会经济路径出发，称《缔造》是一个出名的古老传统（指以精英为中心和片面强调观念作用的政治思想史——引者）中的一个“出色样品”，虽然写得不错，但终究走到了终点；新的形势和新的技巧要求研究各类人的思想的各个方面，要求重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种力量的作用，因为美利坚共和国不仅仅是辉格派的创造物，而且是人民和时代的产物。
他们的看法牵涉到伍德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有效性，不可谓不尖锐。这里引出了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缔造》的主旨。《缔造》讨论的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是革命时期各州宪法的演变和联邦宪法的由来吗？是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较量吗？《缔造》当然涵盖了这些问题，可是如果仅限于此，那么它的确只是一本普通的政治思想史著作。
然而伍德关心的是美国革命的一个中心议题：在1776－1787年间，美利坚人在没有先例可寻的条件下是如何创建现代共和政府的？要把握这一问题，必须深入理解革命时期美利坚人关于人性、社会、政治正当性、政体、利益、权力和自由等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的社会政治语境。在伍德看来，“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并不仅仅是一种制度建设方面的创举，更是一种政治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它意味着古典政治思想的终结和现代“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才是美国革命最为突出的历史意义。
伍德讨论的重点固然是精英观念，而且把宪法的制定及其批准视为联邦主义者的胜利，但他关注的并不是联邦主义者的观念本身，而是这一套观念是如何在革命时期复杂多变的事态和情势中形成并脱颖而出的。关于联邦主义者获得胜利的意义，伍德写道：“为了要形成一种政治理论来反映当时的现实，1787年的美国人打碎了1776年的经典的辉格世界。”这就是说，1787年并不是对1776年的反动和倒退，而是突破和发展；是1787年提升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不过，在当时只有个别评论者看出了伍德的这种用心，称赞他揭示了美国革命期间美利坚人思考政治的方式，以及他们对政治的思考和理解发生变化的方式。
第二类批评意见指责伍德忽视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声音。早期史名家梅因指出，研究政治思想的史家总是面临一大难题：关于“人民的思想的信息”大多来自少数受过教育的精英，如果不加考辨地采用这种资料，就容易形成一种基于统治者立场的保守的偏见，而且可能描绘出一幅思想一致的画面，忽略实际存在的多样性和争论。
梅因批评《缔造》一书使用完全是来自“牧师和律师”的材料，伍德虽然明知这些人不能替那些小店主、工匠和农场主说话，却不去考察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问题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材料，而是伍德根本没有重视和使用这类材料。这种材料上的选择性限制了本书的范围，可能导致对过去实际的扭曲。例如，关于“危急时期”，如果采用大众代言人的说法，问题可能就不是“民主过度”，而是民主没有充分实现。将近20年后，梅因撰文再次对伍德的研究取向提出批评，称伍德所利用的意识形态资料，大多是那些经济上和社会地位上居于上层的少数人留下的，而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并未受到重视和考察。梅因认为，普通的投票者是不是相信领导人所说和所写的东西，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另一位早期史名家加里·纳什也说，《缔造》在出版18年后暴露了鲜明的局限：它尽管丰富而精微，但仍不完整，而且过于同一和静止，没有深深植根于社会经验当中，尤其是未能重视和阐述底层人的政治文化；仅仅依靠小册子和精英文集，是不可能描绘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全貌的。纳什沿袭了梅因的思路，强调应当钻研伍德所忽视的报纸文章、议会请愿书和辩论资料，以发掘“劳动人民的声音”。纳什相信，这些“靠手劳动”的中下层民众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称之为“小生产者意识形态”，其内涵与伍德的共和主义并不吻合，而更注重经济平等和经济公正。这样就打破了伍德所强调的革命意识形态的共识性特征。另外，革命时期普通人的意识形态，对于内战前美国普通劳动者的思想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
梅因和纳什的这些意见，大体上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和研究取向，并且以美国史学后来的发展来要求多年前的伍德，不免有失公允。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梅里尔·詹森、杰克逊·特纳·梅因、杰西·莱米什、阿尔弗雷德·扬、加里·纳什和伍迪·霍尔顿等学者独张一军，坚持以社会经济为重点，重视下层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对于建国精英和关于建国精英的研究深为不满。他们受到新社会史潮流的强劲推动，极力把底层群体推到革命舞台的中央。在他们看来，即便要讨论革命中的意识形态，也必须重视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诉求，以及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和冲突。
梅因和纳什的批评表明，他们实际上是要求伍德跟他们采取同样的思想倾向和研究路径，这当然是强人所难的。边缘群体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固然重要，但并不等于精英观念就可以忽视；从下往上看美国革命诚然是一种有意义的视角，但并不意味着精英就必定总是与民众处在冲突之中。如果把《缔造》当作关于精英思想的专论来看待，它就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最佳文本。至于梅因和纳什所提倡的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研究，虽然在最近几十年里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上并不理想，论题的宏大与材料的单薄形成强烈反差，讨论的系统性和整体感都有明显的不足，在细致和深刻方面与《缔造》有着不可以道里计的差距。
第三类批评意见则关乎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把握“众声喧哗”与整体趋向之间的关系。《缔造》讨论的是1776－1787年间美国政治文化演变的整体趋势，而使用的证据却是出自许许多多个人的言论，这就引出了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若干个人的言论具有多大的代表性？或者说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代表性？不同的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场景中发表的言论，是否能被置于同一思想脉络中而构成某种累积性和递进性的演化趋向？能否把若干相近或相似的观念元素集合起来，绘制成特定时空中的整体思想图景？
这些问题在“经典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固然存在，但并不十分尖锐，因为“经典的”研究路径以经典的思想家及其著作为对象，其本身就是个体性的，而且其中包含的观念也具有个体性人格化表达的性质。然则在政治文化范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要处理的是众多言说者的众多言论，这就必须首先把这种“众声喧哗”的思想表达设定为一种“社会事实”，把众多的言说者虚拟为一个集合性的个体。
也就是说，要把某一类发表政治言辞的众人假定为一个具有共同理性的个人，借助从他们的纷杂言论中清理出来的关联性，人为地构筑一个思想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逻辑，以此展现特定时代的思想观念变化的大趋势。但问题是，同一时空中的众人在观念上可能缺乏足够的同一性，而不同时期相续出现的政治见解也很难说必定有明晰的演进脉络；于是，要把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的见解整合在同一个系统中，总不免带有“发明”和“想象”的性质。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的确是伍德在写作《缔造》时难以摆脱的困扰。他不得不虚拟一个用同一个大脑思考的“美利坚人”，这个“人”遵循某种逻辑进行思考，其思考的结果就是“美利坚政治科学”的形成。这种用有限的个体言论代表社会思想倾向的写法，确实难以经受历史主义方法的细致推敲，因为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材料纷繁驳杂，如果出于呈现整体趋向的意图而选取那些适合论题的材料，在梳理历时性维度上的演变脉络时牺牲共时性维度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描画的思想图景不免因过于清晰而失真。爱德华·康特里曼敏锐地看出了伍德的难题，称他写作的路子有点接近思想史大家佩里·米勒，把所引材料的作者假想为同一个人。可是，如果抛弃了这种存在明显弊病的写作方式，又怎能有效地处理纷繁驳杂的政治思想素材呢？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指出了《缔造》中存在的某些具体的“欠缺”。伍德的“师妹”波琳·梅尔批评他在讨论1776年的政治观念时，为了强调它与英国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大量使用了1774、1775年的材料，而忽略了潘恩在1776年初发表的《常识》。她认为，如果考虑到潘恩的思想，就很难说1776年美国政治思想与英国有那么大的共性；讨论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应当以潘恩的《常识》为起点。这种看法似乎有些胶柱鼓瑟。伍德所说的1776年只是一个取中的约数，使用1774年和1775年（此时反英运动正急速向独立运动演化）的材料并不存在年代错误。而且，伍德也没有忽视潘恩的重要性，书中论及了《常识》的核心思想及其所引起的激烈争论。可能伍德觉得潘恩的思想只是少数激进派的主张，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而没有把它作为革命时期政治文化变动的起点。
伍德的“师弟”杰克·雷科夫则说，《缔造》的真正缺陷在于，作者在讨论各州制宪时没有意识到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对共和美德的真正检验并非来自平常的利益互动，而是战争加之于整个社会的特殊要求。其实，伍德在论及各州制宪中出现的观念碰撞时，并没有脱离战争的语境，只不过他把外在的战争形势转化成了时人对战争的感受和认知。
历史学家拉尔夫·凯查姆谈到，伍德夸大了联邦主义者的政治观念与古典政治理论的区别，夸大了联邦主义者与反联邦主义者的分歧，也夸大了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立，因此未能充分认识联邦主义者思想的意义。他认为，不能用民主和反民主这样的范畴来看待制宪，1787年不是对1776年的倒退，而是1776年精神的实现。这种意见可从三方面略作推敲。首先，伍德的着眼点在于寻找1787年的思想中哪些方面与古典理论发生了分离，而并不是说古典理论的影响已经彻底消失；其次，虽然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思想后来经过改造都融入了美国民主的意识形态之中，但两者在1787－1788年的具体历史时空中却是相互对立的；最后，伍德并非简单地把1787年视作1776年的倒退，他强调1787年是从1776年发展而来的，1787年是美国革命结出的硕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1776年精神的实现。
此外，约翰·豪批评伍德忽略或轻视宗教在革命时期政治文化中的意义，未能看到当时人对经济因素在塑造共和制基本特征方面的作用的重视，没有注意到当时人把政府视为营造共和主义的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工具，也未能很好地阐释共和主义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及政治语境之间的互动。很少论及宗教确实是《缔造》最触目的缺陷，英国历史学家J·C·D·克拉克为此专门著书，对共和综论提出挑战，深入阐述了宗教因素、特别教派话语在18世纪英美政治文化变迁中重要性。至于社会经济、政治语境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伍德并没有轻忽，而是另有方法论方面的考虑，这一点在前文已做了讨论。
用实证研究来质疑、挑战和校正伍德的结论的事例，在美国史学界也可谓比比皆是。前面提到了纳什的批评，他在文中列举了若干种关于底层民众意识形态的论著，以反衬伍德研究的欠缺和弊端。就关于精英政治理念的研究而言，也有学者不同意伍德的立论。马克·克鲁曼在探讨1776年前后的宪政思想时发现，伍德认为到1787年才形成的政治观念，在1776年即已出现。不过，克鲁曼所说的1776年与1787年之间的相似性，仅只涉及个别的观念，而不是整个政治思维方式，因而其说尚不足以颠覆伍德的结论。
在今天看来，美国史学界对《缔造》的反响，无论是即时的评论，还是后来的商榷，其中都不乏误解和偏见，反映了不同史家在思想倾向和治史路径上的分歧。所有的批评似乎都没有撼动《缔造》作为美国史学经典的地位。
在最近五十多年里，美国史学经历了几次重大的“转向”。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社会转向”，历史研究的重点从政治转向社会，日常生活取代政治事件成为主要题材，社会学理论和统计学方法被大量引入史学领域。第二次是80年代以来的“文化转向”，史家的眼光从社会转向文化，以往被史家用作事实性信息来源的史料，变成了阐释意义建构方式的文本，过去人们的语言、记忆、情绪、感觉、价值等内在经验，变成了研究的主要题材。
在这些“转向”的同时，史学观念也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精英主义受到挑战，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被史家请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从下向上看历史成了一种主要的视角；后现代主义所包含的去中心化、碎片化、不确定性、建构和想象等理念，不仅影响了史家对题材的选择，而且在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当今的美国史学出现了高度多样化的局面，许多史家在观念和方法上具有鲜明的混合性，那种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不足以理解现在这种复杂斑驳的学术图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或“后”后现代主义之类的标签，也难以准确标识史家在观念和方法的多样性。
伍德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亲身经历了这几次史学转向，而且他在学术上的成长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社会史和文化史交替引领美国史学的潮流的格局中，长期雄踞史学高地的政治史沉浮不定，处境显得很尴尬。不少学者有意避开政治，政治史的意义、地位和学术合法性都成了有争议的问题；许多陆续加入史家行列的新人，对于重大的政治题材缺乏兴趣，乃至十分反感。面对这种史学风气，美国政治史家一面大力声张政治史的重要性，一面革新政治史的研究范式，力图以有新意的研究和有分量的论著来提升政治史的地位。在这些史家中，伍德无疑是一员主将。从一定意义上说，伍德及其《缔造》在美国史学中的经历，可视作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史兴衰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