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生之嗟与审美的转化
今日感冒，无聊中不去自习，便索性随手整理一下“六朝美学与文学”第一节课的笔记。
本文的资料是根据袁济喜老师“六朝美学与文学”课堂讲授及PPT总结出来的，主要是关注主线（而所谓的主线，是本人对于老师授课内容浅薄的理解，其中难免有失偏颇，请原谅）。然而对于其他的事例和绝大部分古诗词却有所选择，并未全部摘录，如有兴趣，可购买袁济喜《南朝美学》。
由于本人并非主修国学，并且文字功底有限，国学基础薄弱，未能将袁济喜老师授课中深厚的国学功底及严谨的学术作风表现于黑纸白字间，请见谅。
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慷慨无私地将其教学资源给全校师生分享。
忧生之嗟与审美的转化（袁济喜之六朝美学与文学第一节课总结笔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正如蔡琰的《悲愤诗》开卷即描写了汉末动乱的图景：汉末宦官与外戚争斗不息，外戚何进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帮助自己消灭宦官集团，结果引狼入室，残虐的董卓趁机作乱，以袁绍为首的豪强官僚召集各地军阀讨伐董卓。董卓遂焚掠洛阳，裹挟民众西迁长安，董卓部众中多胡羌少数民族士兵，他们野蛮嗜杀，中原人不堪其虐，惨遭蹂躏。诗中所言“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刻画了胡兵屠戮中原人民，掳掠妇女的野蛮情景，也道出了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
在这混乱之世，人生的种种悲剧以此为背景上演着。
第一种人生的悲剧为战争。频繁的战争，屠戮着生灵，泯灭了人心。战争的惨烈与残酷，于诗赋中可见一斑。“天道如何? 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陉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鲍照客居江北 ，登上广陵城楼，面对荒城的野草，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以吊之。遥想当年那些王公贵族在歌堂舞阁中欣赏歌舞，走马玩狗，偎玉倚香，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如今却在突如其来的兵祸中“埋魂幽石，委骨穷尘”，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人生于兵祸面前如此脆弱，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六朝中所展现了的人生的第二种悲剧为疾病死亡。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曹植《说疫气》有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瘟疫肆虐，吞噬了无数人的性命，甚至整家整户地死亡。尤可痛者，死的人大多为草莱之民，钟鸣鼎食之家则鲜有罹难者。大批大批的生命倒下，使人们痛感天地无情，人生无常，孤凄紧紧地攫住了人们的心灵。
第三种的人生悲剧为政坛横祸。士人们的所遭遇的政坛横祸，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参与了上层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如杨修、丁仪等参加了曹植与曹丕争夺帝位的斗争，为曹操所疑。曹操杀杨修，曹丕即位后，杀丁仪等人。这类士人死得最多，然而却死得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多少要为自己的后果负上一般的责任。如“太康之英”陆机，参与“八王叛乱”，失败后被终被夷三族，死时叹息“:华亭鹤映,岂可复闻乎?”。这种后悔，可见于秦朝之李斯临刑时和他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其实，这种政局的险恶，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止足》便可见之：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然而，却有一类，是死的十分悲剧的。他们多为一些鲠直之士，因不愿与统治集团合作而被害。如嵇康。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南北朝所以被后人称作最为黑暗，一个不能不说的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军阀和分裂政权的魁首疯狂屠戮士人，尤其是名士。（比较明末清初时那些思想家的境遇，便可知较之六朝，清政府还是比较包容的）。还有一类士人，则是在兵乱中死于非命。如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为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刘子顼叛乱兵败，鲍照被乱兵所杀。
“人穷则反本”。面对面对天翻地覆、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士人心中的悲伤和孤哀是可以想见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建安文学中，这种哀悯之情是很普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汉末士人处在生命纷灭、战火肆虐的年代，内心的忧患强烈真挚。与此而来的则是对人与天道的重新思索。蔡琰的《悲愤诗》悲叹自己与被掳百姓在沿途中所受的非人待遇：“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慨叹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辜百姓遭受不幸与苦难？庾信在晚年所作追思梁亡的诗赋中，也一再对天道错乱发出悲呼。
然而，面对这些，儒学、经学是显得那么的无力。它们教导着人们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积极的入世却不能正面回答人生的问题，改变这纷乱的世事。
于是，许多的士人求助于佛教。如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 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然而更多的士人，更是由于悲剧的刺激，久而久之，变得多愁善感，性格孤僻，许多人行事乖张，经常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就同这种长期积聚而成的社会心理有关。正如明代文士李贽所说：“蓄极积久，势不能遇。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杂说》)当时以兴为美的风尚，其实是这种悲剧心理的深层绽放。因此，我们可以说，崇尚逸兴是审美现象，而其底蕴却是内里的忧生之悲，故与逸兴相联的却是挽歌风尚的流行。
这些，标志着六朝的审美的转化。
本文的资料是根据袁济喜老师“六朝美学与文学”课堂讲授及PPT总结出来的，主要是关注主线（而所谓的主线，是本人对于老师授课内容浅薄的理解，其中难免有失偏颇，请原谅）。然而对于其他的事例和绝大部分古诗词却有所选择，并未全部摘录，如有兴趣，可购买袁济喜《南朝美学》。
由于本人并非主修国学，并且文字功底有限，国学基础薄弱，未能将袁济喜老师授课中深厚的国学功底及严谨的学术作风表现于黑纸白字间，请见谅。
最后，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慷慨无私地将其教学资源给全校师生分享。
忧生之嗟与审美的转化（袁济喜之六朝美学与文学第一节课总结笔记）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正如蔡琰的《悲愤诗》开卷即描写了汉末动乱的图景：汉末宦官与外戚争斗不息，外戚何进召西凉军阀董卓进京帮助自己消灭宦官集团，结果引狼入室，残虐的董卓趁机作乱，以袁绍为首的豪强官僚召集各地军阀讨伐董卓。董卓遂焚掠洛阳，裹挟民众西迁长安，董卓部众中多胡羌少数民族士兵，他们野蛮嗜杀，中原人不堪其虐，惨遭蹂躏。诗中所言“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刻画了胡兵屠戮中原人民，掳掠妇女的野蛮情景，也道出了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
在这混乱之世，人生的种种悲剧以此为背景上演着。
第一种人生的悲剧为战争。频繁的战争，屠戮着生灵，泯灭了人心。战争的惨烈与残酷，于诗赋中可见一斑。“天道如何? 吞恨者多，抽琴命操，为芜城之歌。歌曰：边风急兮城上寒，井陉灭兮丘陇残。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鲍照客居江北 ，登上广陵城楼，面对荒城的野草，抚今思昔，感慨万千，写下了《芜城赋》以吊之。遥想当年那些王公贵族在歌堂舞阁中欣赏歌舞，走马玩狗，偎玉倚香，享尽人间富贵荣华，如今却在突如其来的兵祸中“埋魂幽石，委骨穷尘”，昔日风流皆作幻梦一场。人生于兵祸面前如此脆弱，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六朝中所展现了的人生的第二种悲剧为疾病死亡。汉末以来，连年征战，时疫不断。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曹植《说疫气》有言：“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瘟疫肆虐，吞噬了无数人的性命，甚至整家整户地死亡。尤可痛者，死的人大多为草莱之民，钟鸣鼎食之家则鲜有罹难者。大批大批的生命倒下，使人们痛感天地无情，人生无常，孤凄紧紧地攫住了人们的心灵。
第三种的人生悲剧为政坛横祸。士人们的所遭遇的政坛横祸，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参与了上层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如杨修、丁仪等参加了曹植与曹丕争夺帝位的斗争，为曹操所疑。曹操杀杨修，曹丕即位后，杀丁仪等人。这类士人死得最多，然而却死得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多少要为自己的后果负上一般的责任。如“太康之英”陆机，参与“八王叛乱”，失败后被终被夷三族，死时叹息“:华亭鹤映,岂可复闻乎?”。这种后悔，可见于秦朝之李斯临刑时和他儿子说:“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史记•李斯列传》)。其实，这种政局的险恶，于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止足》便可见之：自丧乱以来，见因托风云、徼幸富贵，旦执机权，夜填坑谷，朔欢卓、郑，晦泣颜、原者，非十人五人也。然而，却有一类，是死的十分悲剧的。他们多为一些鲠直之士，因不愿与统治集团合作而被害。如嵇康。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南北朝所以被后人称作最为黑暗，一个不能不说的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军阀和分裂政权的魁首疯狂屠戮士人，尤其是名士。（比较明末清初时那些思想家的境遇，便可知较之六朝，清政府还是比较包容的）。还有一类士人，则是在兵乱中死于非命。如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为临海王刘子顼的参军。刘子顼叛乱兵败，鲍照被乱兵所杀。
“人穷则反本”。面对面对天翻地覆、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士人心中的悲伤和孤哀是可以想见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建安文学中，这种哀悯之情是很普遍的。“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汉末士人处在生命纷灭、战火肆虐的年代，内心的忧患强烈真挚。与此而来的则是对人与天道的重新思索。蔡琰的《悲愤诗》悲叹自己与被掳百姓在沿途中所受的非人待遇：“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慨叹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让这些无辜百姓遭受不幸与苦难？庾信在晚年所作追思梁亡的诗赋中，也一再对天道错乱发出悲呼。
然而，面对这些，儒学、经学是显得那么的无力。它们教导着人们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积极的入世却不能正面回答人生的问题，改变这纷乱的世事。
于是，许多的士人求助于佛教。如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分析汉末佛教兴盛时说：“当民生涂炭，天下扰乱，佛法诚对治之良药，安心之良术，佛教始盛于汉末，迨亦因此欤?” 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里更一针见血地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然而更多的士人，更是由于悲剧的刺激，久而久之，变得多愁善感，性格孤僻，许多人行事乖张，经常做出莫名其妙的事来，就同这种长期积聚而成的社会心理有关。正如明代文士李贽所说：“蓄极积久，势不能遇。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杂说》)当时以兴为美的风尚，其实是这种悲剧心理的深层绽放。因此，我们可以说，崇尚逸兴是审美现象，而其底蕴却是内里的忧生之悲，故与逸兴相联的却是挽歌风尚的流行。
这些，标志着六朝的审美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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