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祛魅却又返魅的过程

当我们说起现代性，它究竟是指什么？现代，顾名思义是与古代不同，似乎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如何界定这东西、这事物是属于现代的，好像我们都有一个一般的共识。现代就意味着“新”，在历史中从未发生的、从没有过的开端或事件。我们说自己是现代人，那是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看作是“新” 的，对自我的理解是发源于自我的，不可能隶属于谁，认为这种自我是具有创造性的，彻底自由的。现代如此有别于过去，这种“新”的自我理解几乎构成了现代人的价值体系，驱动并发展着整个社会。

如果我们真正严肃地追究起“现代性”这一内涵的起源，将发现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学界关于现代性相关的研究充栋盈车，研究对象涉及现代性之起源的也有不少结论。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Michael Mien Gillespie)的《现代性的神学起源》是一本探讨现代性起源的著作，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现代性”这个人类从未有过的思想视域是如何出现并发展至今的。作者对于中世纪经院哲学背景、人文主义、基督教信仰、启蒙运动哲学等有着非常扎实的研究基础，对此相关领域可谓熟稔于心，囿于此，本书的叙述及观点才会如此精彩，值得回味。

延续三个世纪之久的大争论

在中世纪，以多玛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是一种实在论，即认为事物存在着共相。共相是经院哲学的专用术语，意指事物存在着其本质，而这种本质是这类事物所具有的且独立于事物而存在的，可谓事物的原型理念，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在多玛斯等经院哲学家那里，他们把世界体验为天主的理性范畴的示例，借此来理解天主创世的超自然目标。经院哲学以共相构建了精神实体，毫无疑问这个精神实体指向天主。但是唯名论者否认事物存在共相，他们认为事物都是个体的、感性的存在，唯有个别的事物才是客观存在的，除此之外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因此共相是一种虚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出，唯名论埋下了强调个体、特殊性、瓦解本质的后果。

在神学方面，唯名论认为受造物就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个体存在，所以不是目的论的。这样一来，人似乎无法用理性去了解天主，天主成了不可认识、不可想象的，对善恶也漠不关心。这种对天主的看法也把自然秩序视为个体事物的混乱无序。不过当时也确实经历了黑死病、百年战争、小冰期自然灾害等，世界充满了不幸和灾难。由于唯名论反对经院哲学的声势越来越强大，该争论历经三百多年，它终于摧毁了从教父时代开始把理性与启示相结合的巨大努力，并且引致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显然，这三大思想运动孵化并助推了现代性。产生现代性的那个世界不是经院哲学的世界，而是推翻了经院哲学之后的世界。

唯名论所影响的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最大的特征是其自我理解的方式。人文主义者相信人具有自我创造的意志，而这种意志是天主所赋予的。因此，人由于其个体性和独一的意志而身份高贵，这是某种全新的设想，明显不同于中世纪的认识。显然，这种人文主义是起源于唯名论，因为两者都主张个体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以为人文主义是与宗教对立的，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几乎都是基督徒。他们特别注重道德实践，重燃古希腊对英雄气概的追捧，认为人的目标就是荣耀而非谦卑。面对唯名论所理解的混乱世界，人文主义者不满于经院哲学的那套理性建构。他们借助古希腊文本，注重修辞，并不是要从这些古代异教学说中挖掘中世纪信仰的替代品，而是要从中重新发现一种基督信仰的形式。

近现代的人文主义已经不再基于基督信仰了，他们变得彻底世俗化。极为重视个体创造性的意志，也就容易忽略天主的幅度。在存在本体的角度，过于强调人的优先性，人文主义逐渐被引向了一条与基督信仰不相容的道路。在人文主义内部，关于天主与人的本性和关系也出现强烈的争论，究竟人更应该被看成是受造物的一种，还是人更接近天主本身呢？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取决于如何看待天主和理解天主。越往后，人文主义越多地否认天主的德能而强调人的意志，对人的神化似乎不可避免。

唯名论所影响的宗教改革

在马丁·路德看来，信仰是生动地领悟被知晓和接受的恩宠。因信称义，指的是人的称义不是靠他所做的任何事功，而只能是靠天主的恩宠。在路德的心灵世界里，他对天主的认识带有恐惧，天主是完全不可预知的，强调天主的全能。这种想法显然受到了唯名论的影响。既然天主掌管万物，那么世上的罪恶是否意味着天主也要对此负责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圣奥斯定论述了人的自由意志，对于人来说，他有选择善恶的自由，这也是天主所赋予人的。人因拥有自由的意志和创造力而显得更相似天主，不过天主也因此仿佛造了一块砸自己脚的石头，天主为了给予人自由的意志而甘愿背负着被人类背叛的风险。但是，在路德眼里，人根本无法为罪负责，人无法做任何事情来实现自己的拯救，因为拯救是恩宠的结果。对天主全能的过度关注导致路德神学走向一个隐匿的天主。新教使世界祛魅，天主隐匿，才有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人类史无前例地挖掘自然，支配自然。现代性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赋予自然科学的角色，如今正是由科学规定了现代世界的方方面面。

唯名论所影响的启蒙运动

在马丁·路德所激励的宗教改革的时代，天主的隐匿对应的是自然与理性越来越受到关注。笛卡尔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他试图建立起理性的堡垒，以抵御唯名论的那个可怕而无法预知的天主。笛卡尔当然也肯定人意志的独立性，不同的是，他认为人的意志可以像天主一样无限。笛卡尔基本原理的核心是，意志把自身构造成了一个自我，而这个自我就是构造一切事物的主体。笛卡尔通过以怀疑的形式运用于自我的意志，这样可以避免产生任何幻觉。怀疑将发现它无法怀疑自身。由此，我们便肯定了我们的自由，意志有了它的优越性。笛卡尔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没有什么不同，人只有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是全能的，人才可能掌握现象、支配自然。

到了洛克和康德的时代，为理性辩护几乎是所有启蒙思想家的主题。启蒙时代，欧洲各地许多思想家的共识是：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理性的时代来临了。普遍启蒙和理性规则是可以获得的，启蒙标志着人类的理性从不成熟走向成熟。这种进步观在社会、历史、政治等方方面面都牢牢地抓住了欧洲知识阶层。人类对自然界越来越大的改造、征服被视为人类的进步史。作为人，就是要进步，要向着那个终极目标迈进。这种进步观是现代所固有的，也是理解现代性的本质要素。

现代性是最宽泛意义上对唯名论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既深刻又全面，它们质疑的不仅是对天主、人、自然的认识，而且也针对理性和存在。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启蒙运动都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它们也都接受个体主义并受到唯名论的影响。人文主义的人论是人同天主一样值得关注；而宗教改革家则认为天主是首要的。两者都没有消除天主，但两者之间的巨大鸿沟无法弥合，真正的现代性诞生于对此冲突的回应，它是一种新的努力和解决方案。培根、笛卡尔、霍布斯等不再把人或天主置于优先地位，而是把自然置于优先地位，去理解物质的机械运动和自然规律，使得人类的理性史无前例的被拔高。通过自然主义的方式重新解释人和天主的关系，现代科学的诞生是其附属品。人和自然都被赋予了以前归于天主的属性和能力，所谓“天主已死”看似世俗化的过程，反映的是天主的退隐。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并不是简单的将天主清除，而是将祂的属性、本质或能力转移到了其他领域中，例如人或自然。所谓的祛魅也是一个返魅的过程，只有把人或自然在某种意义上变成神，科学才能为整体提供一套融贯的解释。

因此，世俗化的现代性根本无法消除形而上实在论的冲突，必然走向自然与人的自由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