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黑帮——唐人街堂斗传奇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中美文化差异的书籍、文章可谓数不胜数,既有从历史文化起源来进行分析的,也有从现实因素来进行论述的,但是,像美国作家、历史学家苏思刚所著的《堂斗:纽约唐人街的金钱、罪恶与谋杀》这样,全景式地展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唐人街华人堂口斗争的纪实性书籍,这恐怕是第一本。

在那个国内环境风雨飘摇的时代,华人们或因贫穷潦倒,或因难抵诱惑,又或因走投无路,纷纷涌向美国淘金。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大多数人被现实狠狠地打了脸。在唐人街生活的华人,历尽千辛万苦通过或正规或偷渡的方式踏上美国土地,却饱受白眼、歧视和排挤,他们普遍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社会地位地下,只能从事最底层、报酬最低的诸如洗衣工、仆人、餐馆老板、厨师妓女等工作,他们的身份不被承认,甚至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挣扎求生、努力奋斗。在外人眼中,唐人街不过是个充斥着赌场、鸦片馆、妓院和帮派斗争的贫民窟,可谓声名狼藉。但是,这样的环境确实那个时代华人安身立命的地方。他们希望通过勤劳坚韧获得社会地位,甚至话语权。然而,这样的梦想往往也破灭,于是,他们只能转投到某一堂口门下,寻求保护,成为堂口兄弟, 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获得些许尊重。
不可否认,有些华人确实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比如安良堂的创始人李希龄,他曾被任命为纽约县副执法官,被称为“唐人街市长”,可谓权倾一时。他通过收取保护法的方式获得大量金钱,作为堂口的运营资本和自身开销。他一方面与执法和司法部门搞好关系,为唐人街的赌场、鸦片馆和妓院充当保护伞,维持治安;另一方面又与其它堂口争夺势力范围,以便获取更大利益。他在收取保护法的同时,也为华人社会整体谋取利益,堂口兄弟受到不公正对待或者遇到危险,都可以向堂口寻求帮助。但是,任何事情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堂口为某一个体“出头”的时候,会将个人恩怨上升到堂口矛盾,从而引发堂口之间的斗争,随着加入斗争的人越来越多,斗争升级,从武斗人数的增加,到武器的改进,矛盾冲突加剧,越发不可收拾。按照苏思刚的统计,华人堂口之间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堂斗,涉及安良堂、协胜堂和四姓堂。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堂口在唐人街的角色类似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乡村的里长或族长,他们凭借其威望和社会地位对地方事务进行裁决。在法律体系尚未健全的社会,这样的角色是合理且必要的,为维护正常生活秩序起到了积极意义。但是,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里长或族长完全有可能仅仅凭借自己的道德判定标准来评判事件的是非曲直,在处理不同亲疏关系的人时,还可能会存在用不同的标准评判,这种时候,腐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既然依靠堂口这一方式存在弊端,那么华人为什么会依赖于这种方式呢?作者在书中也对此进行了分析。美国人对于华人存在的偏见迫使华人不得不抱团取暖,1875《佩吉法案》、1882《排华法案》、1888和1902《斯科特法案》、1892《基瑞法案》一系列排华法案的颁布使得华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人权受到侵犯。司法体系的腐败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安良堂就是通过行贿的方式收买警察、律师、检察官和法官,从而保护堂口兄弟。而执法者也乐于通过贪污受贿的方式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当法律不能代表公平正义的时候,人民只能被迫通过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寻求所谓的正义。
尽管,四次堂斗之间,不乏有识之士试图阻止堂口斗争,寻求和平共处,甚至签订了所谓的和平协议,但是,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对利益和面子的追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协议一次次被撕毁,斗争再起。
书中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协胜堂堂主“素鸭”在处理堂口斗争之时可谓是杀伐决断、心狠手辣之人,但是,对待继女阿绮却显出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爱,甚至在抚养权的争夺上寸步不让,阿绮被强行带离时,这个硬汉却扑倒在小女孩的床上痛哭。可见,黑帮老大也不过是个普通人,也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的温柔一面。
作者通过查阅、对比大量史料、法庭记录和新闻报道,对一些错误的报道进行了澄清,试图客观地回顾那段历史,扭转白人对华人的偏见和误解,可以说,作者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