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读书笔记

东方学 绪论 本章首先提出了东方学的三个定义，一是东方学作为学科，任何研究东方的人所作的研究即“东方学”，二是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将东西方相对二分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三是东方学是一种权力的话语形式，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和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上有着深厚基础。东方是与“东方”无关的，它不是自然的存在，而是人为建构的地理、文化和历史的实体，它是欧洲物质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对东方进行陈述和权威裁断的控制方式。东方不仅仅是一种观念性的话语，不是一种纯粹的虚构，而是人为创造出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具有历史性和物质性。 接着，萨义德强调了学术研究、东方研究的政治性，这是文学研究中所忽视的文化霸权或意识形态。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着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东方学不仅是文本的集合和帝国主义的表述，而是地域政治意识向学术研究文本的分配，是利益体系的精心谋划。故而萨义德的提出了对学术研究的自我反思，探讨人文社科如何参与帝国主义谋略，当前时代我们又应如何处理东方学？ 接下来就是研究东方学方法论的问题，要为东方学研究找到根本出发点并设置研究范围。萨义德的出发点是研究东方学的学术权威和个人权威，以策略性定位的方式，去挖掘作品-作者-文本群-文化语境-现实指涉的具体联系，研究作品的叙述角度、结构类型、意象和母题来发掘“作者如何为东方说话”，并探讨东方学作品的“先驱”和参照基础，在时间、话语、公共机构中反复出现的权威和力量。这一研究的关键在于，文本外部的政治性内涵的分析，通过研究“东方学家如何表述东方”来构建东方学的权威。除此之外，萨义德表示自己对东方学的研究也是“认识自己”的方式，历史过程在“自我”身上同样会留下无数的印记，通过研究东方学的建构，了解自我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东方学的范围 认识东方 本节主要讲了东方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二元划分框架与在其基础上的殖民统治。在这一二元框架下，东方是逻辑混乱的，具有欺骗性的，西方则是精确、理性的，是科学真理的。从区分开来的文化边界中，东西双方构成了强弱关系，西方成了东方控制、观察和殖民扩张的对象。这里产生的问题是，人类现实是否可以划分为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历史、社会甚至种族？ 我的思考：“区分”是现代科学的思维逻辑，目的是实现帝国主义的控制，它永远边界的模糊地带，将其可视化。但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确实具有显著差异，如果东方学对文化他者的本质性划分是有害的，那我们应该如何与文化他者进行交流？ 想象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本节主要讲了东方学的文本性问题。科学的区分、价值、秩序建立并非是理性的，而是任意的，东方学的地域区分也是任意的、想象的。现代社会却以否定的、可见的方式去认识自身身份，任意地划分“我们”和“他们”的界限。通过这种划分，构建西方的他者形象东方，以摆脱他者对西方的威胁。对东方的区分导致更小的区分，东方可以别划分为“旧世界”如伊甸园，或者如同哥伦布来到美洲大陆的“新世界”，目的是建立新的秩序的世界。西方通过想象构建东方这一具有内在结构的资料库，就要降低它的模棱两可性和新异性，对异国进行归化行为，构成一个封闭的领域。东方学家归化东方的过程具有学科的特征：被传授和学习，具有自己的社团、刊物、传统、词汇、修辞等，从这些文化和政治规范中，产生机械的图示化。东方被固定在一个幻想的宇宙图示中，被固定、被摆放、被囚禁，一切东西只关注他们自身的舞台的功能和模式。因此，东方学的语言、思维方式和想象视野具有本体论和实在论的本质。导致东方被东方化。 计划 东方的无限可能性被塞入百科全书中，将活的现实裁割后塞进物质文本。 对一切进行分类、排列、概括、制表、索引和记录；对东方本质、性情、心性、习俗或风格的每一细节进行概括并抽象出普遍规律； 东方学与欧洲过去相联，而非与当代现实，所以现代东方需要推进和改良。 危机 文本图式化的权威比现实更容易接触。对未知遥远的异邦和成功认识的诱惑促发文本性态度的产生：读者在现实中的经历被文本内容所决定，而这反过来影响作者去描写那些为读者的经历事先确定的东西。东方学作为思考东方的体系，总是凌驾于东方之上，从具体细节上升到普遍问题。于是东方作为研究的对象，打上了“他性”的烙印，这是被动的、非独立的，被他人所界定。而且东方学家对东方国家和民族形成本质论的观点，走向种族主义。 伴随着东方学的学术化和政治征服带来的情感和思维习惯，东方写作要么是揭开文本东方形象的神秘面纱，要么东方作为一种“形象”具有迷惑力。“东方人”的范畴先于个人的范畴，一个东方人无论多么特殊和例外，他首先都是一个东方人。 在当下东方学的观念泛滥于媒体和公众头脑中，阿拉伯被构想为恐怖分子，好色之徒。西方消费者是人类代表，白种中产阶级是世界主人。 问题在于，当比较的对象完全缺席时，如何理解“差异”？东方人如何摆脱这些枷锁进入现代世界？ 研究东方学的意义在于，知识分子可以从系统化的研究中走出来，把握特定世界的所有方面。可以从东方学中学会，如何限定学科的论说范围，如何探知文本、视野、方法和学科发展的人性根源，构想一些学术途径，例如研究对象在历史发展中面临的方法论问题。 我：这一章不仅是在批判东方了，似乎也是在批判现代科学主客二分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视觉主义。东方学即是现代科学认识论体系的霸权产物。 但这一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即，是否存在一个非霸权式的文本化他者？即文本化是否必然是霸权性质的？ 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再结构 重新划定了的边界，重新界定的问题，世俗化的宗教 东方学是从以前继承的、为语言学学科所世俗化、重新处理和建构的一套结构，这些结构本身是自然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基督教自然论的替代品 圣经关于死亡、再生和救赎的意象——从挫败西方文化的物质/机械主义的印度文化和宗教中复活，生出一个新的欧洲。 欧洲和亚洲是西方人的愿望和表象，将地理区域转变为可处理的、可操纵的实体进行融合。 夸大事物总体特征，将大量庞杂物体概括为易于处理的少量类型的普遍倾向，这些类型和特征一起构成整体系统和网络。 “作为命名的特征”是以“生理-伦理”的形式出现，伦理概括的力量被刻板的思维所加强。 东方学根据世俗化的框架重新建构，得到了现代化的形式，东方学家获得资本，成了世俗创世者，像上帝创造旧世界一样创造新世界。 我：这一章是谈了东方学和基督教的关系，指出了东方学背后的宗教内涵。东方学、现代化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都暗含了西方文明的一套认识论。 我倒是很想知道，基督教圣经故事和现代化的渊源是否能绝对构成因果关系？ 希尔维斯特·德·萨西和厄内斯特·赫南：理性人类学和语言学实验室 本章以萨西和赫南的语言学实验室为例子，从语言学的角度去探讨东方学的建构。萨西的东方学建立了一个边沁主义的展览室，将东方学的知识和特征外化，知识是一种观看，它必须阐释且变得可用。 语言学是创生之物，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类行为的符号，是现代人才有的学科，语言学清晰地观察自然，与自然科学齐头并进，驱逐超自然，使我们探究生活的本质，促使人类的进步。是基督教内在的历史与语言学使现代语言学产生。 语言学发现是世俗事件，取代了上帝在伊甸园传递语言的宗教观。以前语言之前后承接亲缘关系，现在语言成为自主的王国，是语言使用者创造和完善的自足领域。 语言学是清晰的表达，话语的创造，创造一种分类系统。闪语被认为是退化的语言（伦理学和生物学双重意义的退化）。在语言学实验室里，人被简化为标本，某种标准对这标本加以改造，使标本永远成为标本，语言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一强力，东方学语言学家从图书馆任意收集人类语言，用文雅的欧洲语言对其加工处理，指出优劣和不足。 语言学事件在非线性，不连续的时间方面发生，语言学家必须对其加以控制。论述东方语言的著作是比较性质的，印欧语是有机的，闪语是无机的，时间在比较归类中被空间化，这一龟裂本质上以有机语言和无机语言的二元对立为基础 语言实验室的成就，即将现实存在物（欧洲语言和文化）与无机现象（东方语言和文化）融合一起的想象视野，这种建构行为是帝国强加于他者的符号，是对他者文化的归类。语词属于种族、思想和文化等观念制约的抽象领域，具有普遍性和文化有效性。使语言构成权力关系而非亲和关系。 我：即将语言被功用化，被实体化成为科学和帝国控制的工具，并成为一种抽象权力将他者文化对象化、空间化和归类化。 东方的居所和研究：字典编纂和想象的必要条件 东方被字典化、抽象化、标签化、体制化的再结构和再想象，将东方带入现代。以至于马克思产生了浪漫主义的东方学视野——东方陷入遭受变革之痛的东方人与变革的历史必要性之间进行调和的难题中。东方必须通过现代化完成历史使命，英国殖民充当民主革命的历史工具，必须完成双重使命，亚洲的毁灭和西方在亚洲的再生。东方学家使用许多控制性的符码过滤知识，形成对东方的模拟，从物质上复制东方。东方的合法性不仅在于文本，还建立在居处和特定经验和事实基础上。东方从连续性的个体经验变成没有围墙的想象的博物馆、字典编纂式的、图书馆式的、部门化的、文本化的东方学。19世纪，东方成为一种谋生之道，人们重新复活东方，复活自己。 （这里很有“超真实”的符码化社会的意味。） 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 学术化的东方是朝圣者的想象空间，已经受到政治现实和权力的限制。对法国来说，他对东方没有控制权，于是法国对东方的想象是由记忆、感伤、遗忘的秘密、诡秘的交流组成的。有人带着目的和假设随意以符号摆弄东方；有人以“高级文明-低级野蛮”的对立来阐释东方，有人以浪漫主义的救赎观念，以基督教的使命去复活东方世界，有人以自我中心的武断意志，使东方臣服于他的自我。东方学具有两种趋势，一种是非个人化的总体描述，从西方观察者的外部视角认识东方，另一种是个人化的表达，将个人化的幻想投射入东方。无论如何，东方都是被论述的主题。 雷恩将个体性消融进分类的科学框架中；拉马丁打破分类的界限，超越东方的想象视野，进入雪莱和拿破仑式的抽象空间，成为对拿破仑霸权梦想的表述；内瓦尔将东方视作忆念性的不在场，是一种失落和欲望，东方象征对梦幻的需求和漂泊的女人；福楼拜将东方与性编织在一起，东方与沉溺性幻想的逃避主义联系，西方禁欲者面临东方性的诱惑，如戏剧性的图书馆面临冷漠的注视，欧洲则是法律、道德和政治经济组成的窒息的责任之网，东方是无法捕捉总体、无法看清的东西；伯顿将个体意识与帝国声音融合，既服务于科学观察目的，又不牺牲个性，使自身作为欧洲人屈服于前者，他是帝国书记员。 这里具体地从几个典型的东方学家讲了关于东方的本质论的几种话语，表明了对东方学的阐述，即包含了帝国性的目标，也存有个人的幻想投射。从中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面对学术研究的不同选择和态度。 第三章 东方学的现状 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 异质文化的交流会充满冲突感，东西方的地域区分、强弱优势力量层级、东方的独特特征，都证明了东西方“强行的想象性和地域性区分”的存在。学术性和想象性的写作从来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限制的。 尼采认为语言的真理是灵活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真理的本质是幻象。东方学正是尼采意义的真理体系，人类社会在处理异质文化时，除了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外就没有别的东西。 隐伏的东方学即东方知识的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沿袭东方的异质性、怪异性、落后性、懒惰性，东方需要西方的关注和拯救。 显在的东方学即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做的明确陈述。 在隐伏的东方学中，东方人是在生物决定论和道德-劝谕的结构框架中被审视的。与种族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物学基础这一观点联系。东方学是男性的，女性、东方都是男性幻想的产物，是消极的永恒性，是静态的，文化和心智上的无产者。只能充当东方学家的对象。 在显性的东方学中，欧洲的东方意识，将自身从文本和冥思的状态转变为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状态。根本变化是空间和地域的理解的变化。东方从异域空间转为殖民空间。东方被视作有待开发的地域空间，产生大量描述东方的农业意象和性意象。东方被视为等待殖民的东西，地理概念从字面和隐喻意义，到与分离的实体连为一体。地理学是东方知识的物质基础，以客观公正的道德面貌出现。英法都将东方视作地域、文化、政治、人口、社会和历史的实体，相信自身有控制权。 20世纪早期，东方学的两种呈现方式，一是借助学术和运行机制产生的传播力；二是东方在文化、时间和地域上的神秘性，充满性的诱惑。“像东方新娘的面纱”和“神秘莫测的东方”。在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距离处于缩小状态。 这一节讲的是东方学从隐伏到显性的历史变迁，从话语转为物质，从异域空间转为殖民空间。东方学对东方的阐述是一种强行的想象性和地域性的划分，并使它反过来成为现实。 风格、专门知识、想象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 “专门知识”的要素中，最明显的要素是“风格”，它是以传统、机构、愿望和才智表现出的特定现实环境的产物。白种人的历史文化背景是达尔文主义的生物进化论和种族主义，东方学成为永恒的检验标准。 想象视野是静态的，作为学科被全景式的关照。但在这一静态系统内，叙事的压力会打破它的稳定性和永恒性，表现出它分离的细节，变化的潮流，成长和衰落的趋势。这是一种共时本质论。叙事是书面历史以抵抗顽固存在的想象视野的特有形式。 风格不仅是抽象类型的象征化处理的权力，同时是移置和归并的形式，使单个声音变成整体的历史。劳伦斯勾勒亚洲的风格，将“我们”与“他们”分开。与东方的交流从学术态度向工具性态度转变，欧洲通过想象视野和分析清晰化使自己成为强大的机器。东方人在普遍修饰的话语中成为没有个性的类型，文明的鲜活现实转为抽象价值的理想类型，并成为通行的货币。东方学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分支。 这一章将的是欧洲的风格、专门知识和想象视野将东方构建成静态的抽象模型，最终运用到现实使东方学成为通行的货币、东方学是自由人文主义的分支，具有西方知识的渊源，即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现代英法东方学的繁盛 东方学的发展与人文科学之间存在汇合，如随着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扩张的、非道德的、技术专门化倾向的人文文化，如晚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如社会科学中“类型”的使用（etc韦伯的理想类型）。 东西方界限消失后，欧洲反对现代伊斯兰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伊斯兰东方学面临学术危机是晚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精神危机的体现。（即东西方不是对立，而是能够并存，这就给欧洲文化带来冲击） 问题不是伊斯兰得到错误的表述，而是究竟能否对某个东西进行正确的表述。或者，是否任何所有的表述，因其是表述，都首先受到表述者所使用的语言，文化，机构和政治氛围的制约。一种表述本质上乃牵连、编织、嵌陷大量其他事物之中，唯独不与“真理”相连——而真理本身也不过是一种表述。表述里面包含有公共的游戏场，决定这一游戏场的并不是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对象，而是某种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欧洲文化对东方学的表述在话语上具有某种一致性，这一表述不仅有自身的历史，而且有其自身的物质（体制）基础。表述是一种建构物（formations）或者如罗兰巴特在论语言的运行机制所言， 是一种变构物（deformations） 马西农制造特殊类型的陈述体系，这一体系融入当时时代的档案或文化资源更大的话语体系中。人类个体是具有体制化和超越人的生物特性的文化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并进入更宽广阔的历史和人类学空间中，获得有效性和权力。在吉勃的范式中，他以形而上的框架理解伊斯兰，东方和伊斯兰是超现实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活生生的信仰体系”，东方在建构可见物体系方面是无能的。吉勃认为东方是被传教者们所扭曲的和欺骗的，伊斯兰需要现代化。而面对西方观念的侵袭，伊斯兰社会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既有联合又包含错位的微妙关系。马西农和吉勃将东方学权威发展到极致，现实打上美国社会科学的烙印。 本节几乎是在重复前文，东方学权威表述和欧洲人文知识背景对东方的建构。不同之处在于，联系现实中的困境“东方被东方化后（即东西方界限消失后/东方被同化）后所面临的现代化的错位问题（即晚期资产阶级人文精神危机）”——真理也是一种表述。现实东方并非如欧洲所想象的“东方”一样，是一个绝对对立的他者，是与欧洲真理对立的虚幻信仰，东西方包含着联合和错位。由此带来了表述的难题——不存在一个客观抽象的真理版本。 最近阶段 本节将传统欧洲东方学在美国新语境中的变化的概括和描述。阿拉伯人的形象有犹太人的影子，变成无力与易败的漫画式形象，以群体面目出现没有个性。在美国社会科学中，语言研究服务于更高目的的工具，而不是解读文本。 美国文化关系政策中，硬派立场认为东方是政治性的，中东人通过东方学家理解自身过去；软派立场认为知识与事实有关。萨义德则反对，认为知识都是带有立场才能得到认识。在软硬派的中间地带，东西方具有绝对的差异，东方要么是充满威胁，要么是被西方所控制的。 从社会、政治和文化角度来说，东方学中阿拉伯人总是毫无价值的，与发展无关的，阿拉伯人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作为生物个体，数量、性和生育能力方面。 总的来说，美国往往从种族起源和宗教角度界定人类经验，萨义德则质疑，为何宗教总是占据主导地位，而非坚持社会-经济角度的描述。 革命和现代化，显示了东方人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东方学家瓦提寇提斯反对东方的革命，认为东方的革命是邪恶的、非理性的伪神性创造行为，阿拉伯人是劣等种族，只会进行性的煽动而无法进行奥利匹亚诸神（西方、现代的）推理。东方的突变的、救世的政治理论和革命，要超越人的生理-心理层的障碍，反对先前的逐步适应说（（为了生存逐步适应环境的状态），而是致力于抽象的具有普罗米修斯般反抗精神的东西，把所有具体可感的价值归结于一个终极价值：以对人的解放的宏伟设计控制人和历史。它希望创造一个新世界，采取奥林匹亚诸神式伪神性创造的行为。生育、变化和连续性与性、疯狂和抽象联系在一起。 这里讲的是东方学家对东方独立运动和解放革命的扭曲表现。 今天的阿拉伯世界成为美国学术、政治和文化的附属物。当代文化受欧美模式主导，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总体被绑缚到西方市场体系。东方趣味也被标准化，美国大众媒体传播的东方文化形象，现代东方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西方市场经济和消费走向加速以满足市场需要为目的知识阶层，知识充当现代化的角色，为现代化、进步和文化观念提供合法性证明。 问题在于，在东方学之外我们是否有别的选择？人们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知识分子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关键在于，如何使研究与经验相适应并在意义上受经验制约，而经验反过来得到研究的烛照并被它所改变？ 本书是反本质主义的，反对任何对东西方的类型化，并不是反西方论和对伊斯兰主义的支持。问题关键在于身份的建构最终是涉及到“他者”身份的建构，涉及对于“我们”不同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人类现实是不断建构和解构的，稳定本质之类的东西会不断受到威胁。本书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批判性研究，而不是排外的民族主义和一种处于对抗状态的自我的确认 个人看法： 萨义德的东方学，明显以福柯的话语分析理论为基础，沿袭着批判西方认识论的人文社科走向，不仅仅是在清算欧洲帝国殖民主义的罪恶，更是对自我、对学术、对知识分子和体制化的反思。东方学交织着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杂议题，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该如何深入当今具体历史语境，认识到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霸权性，同时建构本真的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为人类的知识走向创造性和反思性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无疑仍然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