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无比科幻的2008
2008是很科幻的一年。最温暖的南方被最冰冷的雨雪淹没了，广东的江河里出现了白色的海豚，街头的童谣在唱“2008，火山爆发。”香港娱乐圈艳照门事件适时出现，广大淫民得以过了个好年。而我就在这很科幻的气氛下，读这本《想像力宣言》。
这本书在各个网上书店都显示缺货，所以我对排除万难把书送到我手上的卓越网（现在叫卓越亚马逊）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人民币。
这是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韩松说他以前写的某篇科幻小说惨遭封杀或退稿的命运，唯独四川的出版社比较勇猛，硬是顶住压力给他出了。我想这并不奇怪，作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创刊地，世界科幻小说年会首次在中国举行的承办地，中国科幻迷的耶路撒冷和麦加，四川一向很彪悍。虽然这本书印的不多，2000年10月首版首刷，印数8000册。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几亿华人，只有8000人拥有这本书，而我是其中之一。这让我有一种很孤独，却又很幸福的感觉。
韩松又一次把我唬到了。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文科出身，是比较新锐的科幻作者，职业貌似是记者。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首先是个资深的科幻迷，其次，他远不止记者这么简单，而是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
这也许能够解释他比一般人更宽广的眼界和更科幻的思维方式，他这个人如此超前而神奇，有时甚至让我觉得和他不在一个次元。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科幻的过去与未来，光荣与梦想，残缺与圆满，失望与希望的书。它的前半部分是最冷酷的冬天，后半部分是黑暗之光。
最近正在教一个美国孩子中国科幻小说。小姑娘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对我说：“因为美国有很多，我想知道中国是否有？”我于是告诉她，中国的科幻小说，从晚清就开始了。更不用说更早的《列子•汤问》之《偃师造人》中最早的歌舞机器人，鲁班的可载人飞行木鸢，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以及世界首位飞行梦想家万户筒子——在500多年前的明朝，他在一把木椅下面绑上47支火箭，想要一飞冲天，结果一头坠毁在山脚。后来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他命名，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和航天博物馆的飞行器陈列大厅中多了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最早的飞行器就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但我心中为什么还是那么苦涩呢？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为何曾经发明了“四大件”的中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反而沉寂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80年代科幻小说为何被贴上了“精神污染”的标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科幻电影，我甚至无法解释，为何我自己要先跟她说“可能国外印象中中国人是缺乏想像力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在我们古代……”
在《穿越时空的城墙与城门》中，韩松讲了这样一件事情：80年前，一个叫喜仁龙的外国人来到北京的城墙下，被古老的东方气息迷得神魂颠倒，他写道“如果你曾在北京城墙上度过秋季里风和日丽的一天，你绝不会忘记那绮丽的景色——明媚的阳光，清晰的万物，以及和谐交织起来的五彩斑斓的透明色彩。”对此，韩松说“我在北京住了9年，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天气，那样的城墙，以及那样的色彩，北京城总是尘雾蒙蒙的，灰头垢面的，连同生活在城里的生物。我熟悉的评语是‘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第三大城市’……所以我禁不住想，那样的美妙，一定是喜仁龙幻想出来的，它怎么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后来，这个叫喜仁龙的外国人开始像文化间谍一样一点一滴地记录有关古城墙的一切信息，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每一段城墙的长度和宽度，记载着城墙的外形以及建造者的名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吃饱撑得慌吗？
原来他不过是预感到了这些美好事物可能无法持久，所以，他要在它们消失之前把这一切保存下来。
他的预感不幸成了事实，30年后，他记载在文字和画册里的东西，化为飞扬的尘土和碎石块，像垃圾一样堆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而后被彻底地掩埋。
韩松说，这意味着，中国人想像不到30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想像不到吗？不，是根本不愿去想。我们更多时候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我们庞大的词汇库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走路要“四平八稳”；我们排斥“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企业喜欢员工“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我们对适婚男性的最好评价是“老实、稳重”，“白日梦”通常是作为贬义词。韩松还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文输入法都没有“科幻”这个词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个字母就拼出“科幻世界”的清华紫光充满好感。
我们不去想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没意义”、“太遥远”、“太虚幻”，我们振振有辞说“我们要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是的，只有看得见的才是最好把握的，只有醉生梦死才是最轻松的，只有眼前的才是最实际的。
相比起来美国人多么傻逼啊。花几个亿去折腾一部胡编乱造的科幻电影，每个细节还要考究，搞得真像回事儿是的，浪费啊，那笔钱换成粮食够吃个十好几年的了。还采访什么航天专家，兴高采烈说要在26世纪发射载客100亿的恒星际飞船，说什么“拥有宏大而遥不可及的梦想是令人振奋的”，八字还没一撇呢。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真相信有外星人，在30多年前就制订同“智慧生物”建立联系的“奥兹玛”计划。而且这么傻逼的事，他们卡特总统居然也参与进来，还写了一封致外星人的信，用宇宙探测器带着在太空瞎逛。
是的，我们很理性，我们很智慧，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可笑的无意义的事。一个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轨迹是出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安度晚年。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让我们焦虑：要考好学校，要找好工作，要买房，要组建家庭，要延续香火（最好能生男的），要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我们的国家还有几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摆脱了贫困线的那些还得奔小康，小康了的那些要追求富裕，富裕的那些要投资赚更多的钱。
我们没有条件，我们也没有时间幻想。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上班——下班，上学——放学。我们努力地进行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幻想不能当饭吃，握在手心里的人民币才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韩松说：“外星人来到地球，中国不必担心。他们肯定会先选择美国降落，而不会跟我们打交道的。”
那些“宏大而遥不可及的梦想”，同背负着现实枷锁的我们无关。
那么贫穷和无奈的现实是根本原因吗？
在《赤贫的新定义》里，韩松记录到，世界科幻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哈里•哈里森回忆他的科幻生涯，却正是开始在二战前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里。那时，美国也一样充斥着吃不饱饭的人民，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那时的世界冷酷、灰暗、毫无生气。可同被现实压垮的我们不一样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幻像一星灿烂的火花，为我们描绘出五彩斑斓的冒险世界，使我们从无望的现实中逃遁。当我捧着科幻小说时，苍白的客观世界在我脑海中消失，而星际飞船的舰队雷鸣电掣般驶过太空。”而且，“不仅我们美国的男孩如此，欧洲的朋友也同样生活在多彩的科幻世界里。”也正是因为永远对未来怀有信心和希望，他们得以度过最艰苦的年代，可以继续拥有最瑰丽的奇想。
贫穷和现实不能够成为失去幻想的借口，韩松说“如果因为贫穷，就失去了幻想，那么，则是真正的赤贫。”而中国的现状是，不仅是那些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了幻想，许多高级白领们，衣食无忧的人们也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幻想的能力。中国的科幻小说至今还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看科幻小说成了幼稚的事，“证明你还年轻”的事，殊不知美国科幻迷的平均年龄是43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13亿人口还远远没有脱贫，而这种贫困，“是我们心智的贫困。”
同这种贫困一起滋长的，还有一种潜意识的逃避心理。科学家已经做出预测，人类居住的银河星系将在约50亿年后同邻近的仙女座星系合并，从而导致银河系的彻底毁灭。当然，这是五十亿年后的事，而且是科学家的事，我们连五十年后的事情都还想不清楚呢。可是，有一些国家却觉得这事儿该想想了。2005年6月，挪威政府正式将“诺亚方舟世界种子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并于一年之后着手部署，在偏远的北极斯瓦尔巴特群岛挖掘了一条用来储存作物种子样品的隧道，为全球种子备份。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地球并不是恒久的，在宏大的宇宙中，人类是无比脆弱的。核战争、小行星撞击、气候剧变、海平面上升——随便哪一条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末日式危险，所以，他们要未雨绸缪。
近几十年，军事的迅速发展早已超出了人的传统认知和想象，毛泽东时代的人海战术一去不复返，现代战争是信息与技术的较量，战士的英勇无畏可能已经无处发挥。在《如果1991年爆发台海冲突》里，1991年，科幻作家吴岩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听到大夫们对海湾局势的讨论，“现代战争怎么这么可怕呀，这巡航导弹要打到北京来怎么办啊”，吴岩在一边齿冷，因为他早就从科幻小说里预见这一切，“结果也早知道了”。早在1965年，美国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里，就已经展示了海湾战争的全过程。
不过，海湾战争又没在中国打，所以战争也还是很遥远，你看现在不是也没和台湾打起来嘛。
是啊，一切都还远，干吗要自己吓唬自己。只是，当这个2008年雪灾成了中国最大的话题，几十年前由瑞典化学家提出的“温室效应”这个词，还远吗？
《坐冷板凳的中国未来学家》中写道：早在1988年，一个叫何博传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是中国首批的未来学家，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恐怕还是科幻。在这本书里，他指出长江上游四川等地的滥砍滥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他预言这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包括泥沙淤积、气候恶化和大洪水，甚至可能使长江流域的文明进入衰落期；他还预言，我们填鸭式的应试教育终将引起报复和危机，使我们在和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他还提出，在西部社会经济体制内，存在着反商品经济悖逆因素，可能使西部开发成为泡沫。当时这本书出版后曾引起巨大反响，但很快被认定为危言耸听，不利于社会安定。
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98年震惊全国的长江流域特大洪灾发生了，初中生弑母案和不堪忍受重负引起的数起学生自杀案接连暴露出了应试教育的弊端。问题终于在眼前了，我们开始重视了，开始治理和改革了。西部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于是西部大开发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与此同时，《山坳里的中国》正在古旧书店里慢慢发黄，新生代们依旧不会知道何博传的名字。
我们继续有一天过一天，我们不去想几十年后的自己，更不用说“人类”这种宏大而装13的命题。我们不会去想现在有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没有了会怎样。我们从不在意任何东西都不会永恒，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也从不去想我们的国家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动，我们的执政党是否会有消失抑或被代替的一天。放心，一切都还远。就算有什么，让我们的子孙去承受吧。
总是世界先在变，然后我们被动地适应。就像温水青蛙一样，反正水还不够烫。
其实我们并非一直是这样的。
1902年的中国，正是民族危亡和大变革的前夜，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却在做着一件最不合时宜的事情：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这是两本外国人关于人类上天入地四处旅行的胡思乱想的书。这些东西太扯了，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对财富和官衔的梦想，更不符合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危机四伏的现实。然而这位青年却还是固执地翻译了这些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可以“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他说“要改造中国人，必须先改造中国人的梦”，他甚至还说“导中国人群以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位不务正业的青年，叫做鲁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老舍曾经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幻小说和政治讽喻小说《猫城记》，在这本书里，火星上居住着一些长着猫脸的人类，他们的社会混乱而无序，猫人们自相残杀，依附外来强者欺凌同胞，平日里靠吸食一种叫“迷叶”的植物聊以自慰——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再往后推三十年，是老科幻大师郑文光的时代。他是当时的中国唯一一位世界科幻小说学会的成员，他的《火星建设者》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在他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背景的科幻小说里，我们看到了飞向外太空的构想，看到了四十年后才有美国专家写论文研究的超级城市，看到了对火星地貌细致入微的描绘，多年后，韩松机缘巧合见到他，说仿佛见到“轮椅上的普罗米修斯”。
那么这些人后来都怎样了呢？
鲁迅关于科幻的言论很快被遗忘了。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却鲜有人知道他是最早提出以科幻启民智的人。老舍创作《猫城记》不久，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中被卷入时代的漩涡，转而开始创作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在文革中，他被批为黑五类文艺家，在太平湖畔度过漫长的一夜后，终于跳入了冰冷的湖水。韩松说，如果老舍先生能有机会继续进行科幻创作的话，别说是传说中的诺贝尔奖提名，说不定他已能将雨果奖和诺贝尔奖一并收入囊中。郑文光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备受污蔑和打击，终于一病不起，在2003年寂寞地溘然长逝，给后代科幻作家留下一面“无法跨越的墙”。
我们并非是没有科幻传统的，只是，我们亲手将它扼死在襁褓中了。
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例子，过去仿佛是彻底灰暗了，好在我即将灰心丧气之时，韩松告诉我们，希望毕竟是有的。在压抑沉重的反思之后，他展开了一副新的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
1982年《科幻世界》创刊，从最早的《科幻文艺》一路坎坷走来，社长杨潇以单薄身躯横跨欧洲大陆，从世界科幻小说学会游说来了一次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的举办权。1988年，以姚海军为首的一群科幻迷集资出版了第一本《星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完全依靠各界的捐款，从一份油印小报发展到胶印刊物，并于1991年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幻迷刊物”与《科幻世界》一同在美国科幻大会上展出。韩松戏称“在90年代激情尽失的中国，这很有一点科幻的意味。”1995年，北京的科幻迷们创办了第二份民间科幻杂志《光年立方》，同年，《科幻世界》成立起科幻迷俱乐部，“不论星籍、国籍，无论职业、年龄、性别，只要爱好科幻者均可加入。”1999年，首个科幻色彩的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它对青少年的想像力激发方面，总体上给予了肯定。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科幻界开始有了软硬之争，读者们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文中的逻辑错误、技术错误。对技术上的追求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新一代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在前辈的肩膀上站起来，在幻想的废墟上站起来，在对未来的无限期望中站起来。理性，在渐渐的和感性取得平衡，甚至在成为新的法则。
《科幻世界》副主编谭楷在中学讲科幻，他大声问：“振兴中国科幻要靠谁？”
学生们山呼海啸般呼喊：“靠我们！”
我们终于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这个时代还是一样有着许多的不确定，还是一样地交织着光与暗，但像《双城记》开头写的一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2008年3月1日 凌晨 1：20
这本书在各个网上书店都显示缺货，所以我对排除万难把书送到我手上的卓越网（现在叫卓越亚马逊）致以崇高的敬意和人民币。
这是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韩松说他以前写的某篇科幻小说惨遭封杀或退稿的命运，唯独四川的出版社比较勇猛，硬是顶住压力给他出了。我想这并不奇怪，作为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科幻世界》的创刊地，世界科幻小说年会首次在中国举行的承办地，中国科幻迷的耶路撒冷和麦加，四川一向很彪悍。虽然这本书印的不多，2000年10月首版首刷，印数8000册。也就是说，全世界十几亿华人，只有8000人拥有这本书，而我是其中之一。这让我有一种很孤独，却又很幸福的感觉。
韩松又一次把我唬到了。我以前只知道他是文科出身，是比较新锐的科幻作者，职业貌似是记者。读了这本书，才知道他首先是个资深的科幻迷，其次，他远不止记者这么简单，而是新华社对外部国内室副主任。
这也许能够解释他比一般人更宽广的眼界和更科幻的思维方式，他这个人如此超前而神奇，有时甚至让我觉得和他不在一个次元。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科幻的过去与未来，光荣与梦想，残缺与圆满，失望与希望的书。它的前半部分是最冷酷的冬天，后半部分是黑暗之光。
最近正在教一个美国孩子中国科幻小说。小姑娘用磕磕巴巴的中文对我说：“因为美国有很多，我想知道中国是否有？”我于是告诉她，中国的科幻小说，从晚清就开始了。更不用说更早的《列子•汤问》之《偃师造人》中最早的歌舞机器人，鲁班的可载人飞行木鸢，诸葛亮的木牛流马，以及世界首位飞行梦想家万户筒子——在500多年前的明朝，他在一把木椅下面绑上47支火箭，想要一飞冲天，结果一头坠毁在山脚。后来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以他命名，华盛顿的美国航空和航天博物馆的飞行器陈列大厅中多了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最早的飞行器就是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但我心中为什么还是那么苦涩呢？
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为何曾经发明了“四大件”的中国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反而沉寂了；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80年代科幻小说为何被贴上了“精神污染”的标签；因为我不知道怎样跟她解释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科幻电影，我甚至无法解释，为何我自己要先跟她说“可能国外印象中中国人是缺乏想像力的，其实并不是这样，在我们古代……”
在《穿越时空的城墙与城门》中，韩松讲了这样一件事情：80年前，一个叫喜仁龙的外国人来到北京的城墙下，被古老的东方气息迷得神魂颠倒，他写道“如果你曾在北京城墙上度过秋季里风和日丽的一天，你绝不会忘记那绮丽的景色——明媚的阳光，清晰的万物，以及和谐交织起来的五彩斑斓的透明色彩。”对此，韩松说“我在北京住了9年，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天气，那样的城墙，以及那样的色彩，北京城总是尘雾蒙蒙的，灰头垢面的，连同生活在城里的生物。我熟悉的评语是‘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首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第三大城市’……所以我禁不住想，那样的美妙，一定是喜仁龙幻想出来的，它怎么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后来，这个叫喜仁龙的外国人开始像文化间谍一样一点一滴地记录有关古城墙的一切信息，他不厌其烦地测量着每一段城墙的长度和宽度，记载着城墙的外形以及建造者的名字。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吃饱撑得慌吗？
原来他不过是预感到了这些美好事物可能无法持久，所以，他要在它们消失之前把这一切保存下来。
他的预感不幸成了事实，30年后，他记载在文字和画册里的东西，化为飞扬的尘土和碎石块，像垃圾一样堆放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而后被彻底地掩埋。
韩松说，这意味着，中国人想像不到30年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是想像不到吗？不，是根本不愿去想。我们更多时候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
我们庞大的词汇库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走路要“四平八稳”；我们排斥“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的企业喜欢员工“勤勤恳恳，脚踏实地”；我们对适婚男性的最好评价是“老实、稳重”，“白日梦”通常是作为贬义词。韩松还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所有的中文输入法都没有“科幻”这个词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个字母就拼出“科幻世界”的清华紫光充满好感。
我们不去想未来会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没意义”、“太遥远”、“太虚幻”，我们振振有辞说“我们要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是的，只有看得见的才是最好把握的，只有醉生梦死才是最轻松的，只有眼前的才是最实际的。
相比起来美国人多么傻逼啊。花几个亿去折腾一部胡编乱造的科幻电影，每个细节还要考究，搞得真像回事儿是的，浪费啊，那笔钱换成粮食够吃个十好几年的了。还采访什么航天专家，兴高采烈说要在26世纪发射载客100亿的恒星际飞船，说什么“拥有宏大而遥不可及的梦想是令人振奋的”，八字还没一撇呢。更离谱的是他们还真相信有外星人，在30多年前就制订同“智慧生物”建立联系的“奥兹玛”计划。而且这么傻逼的事，他们卡特总统居然也参与进来，还写了一封致外星人的信，用宇宙探测器带着在太空瞎逛。
是的，我们很理性，我们很智慧，所以我们不会做这种可笑的无意义的事。一个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轨迹是出生——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考——大学——工作——结婚生子——安度晚年。现实生活中已经有足够多的事情让我们焦虑：要考好学校，要找好工作，要买房，要组建家庭，要延续香火（最好能生男的），要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我们的国家还有几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摆脱了贫困线的那些还得奔小康，小康了的那些要追求富裕，富裕的那些要投资赚更多的钱。
我们没有条件，我们也没有时间幻想。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昨天：上班——下班，上学——放学。我们努力地进行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幻想不能当饭吃，握在手心里的人民币才是实实在在的。
所以韩松说：“外星人来到地球，中国不必担心。他们肯定会先选择美国降落，而不会跟我们打交道的。”
那些“宏大而遥不可及的梦想”，同背负着现实枷锁的我们无关。
那么贫穷和无奈的现实是根本原因吗？
在《赤贫的新定义》里，韩松记录到，世界科幻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哈里•哈里森回忆他的科幻生涯，却正是开始在二战前经济大萧条的时期里。那时，美国也一样充斥着吃不饱饭的人民，他的童年是在饥饿中度过的，那时的世界冷酷、灰暗、毫无生气。可同被现实压垮的我们不一样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幻像一星灿烂的火花，为我们描绘出五彩斑斓的冒险世界，使我们从无望的现实中逃遁。当我捧着科幻小说时，苍白的客观世界在我脑海中消失，而星际飞船的舰队雷鸣电掣般驶过太空。”而且，“不仅我们美国的男孩如此，欧洲的朋友也同样生活在多彩的科幻世界里。”也正是因为永远对未来怀有信心和希望，他们得以度过最艰苦的年代，可以继续拥有最瑰丽的奇想。
贫穷和现实不能够成为失去幻想的借口，韩松说“如果因为贫穷，就失去了幻想，那么，则是真正的赤贫。”而中国的现状是，不仅是那些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了幻想，许多高级白领们，衣食无忧的人们也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幻想的能力。中国的科幻小说至今还是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看科幻小说成了幼稚的事，“证明你还年轻”的事，殊不知美国科幻迷的平均年龄是43岁。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13亿人口还远远没有脱贫，而这种贫困，“是我们心智的贫困。”
同这种贫困一起滋长的，还有一种潜意识的逃避心理。科学家已经做出预测，人类居住的银河星系将在约50亿年后同邻近的仙女座星系合并，从而导致银河系的彻底毁灭。当然，这是五十亿年后的事，而且是科学家的事，我们连五十年后的事情都还想不清楚呢。可是，有一些国家却觉得这事儿该想想了。2005年6月，挪威政府正式将“诺亚方舟世界种子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并于一年之后着手部署，在偏远的北极斯瓦尔巴特群岛挖掘了一条用来储存作物种子样品的隧道，为全球种子备份。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地球并不是恒久的，在宏大的宇宙中，人类是无比脆弱的。核战争、小行星撞击、气候剧变、海平面上升——随便哪一条都可能带来致命的末日式危险，所以，他们要未雨绸缪。
近几十年，军事的迅速发展早已超出了人的传统认知和想象，毛泽东时代的人海战术一去不复返，现代战争是信息与技术的较量，战士的英勇无畏可能已经无处发挥。在《如果1991年爆发台海冲突》里，1991年，科幻作家吴岩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听到大夫们对海湾局势的讨论，“现代战争怎么这么可怕呀，这巡航导弹要打到北京来怎么办啊”，吴岩在一边齿冷，因为他早就从科幻小说里预见这一切，“结果也早知道了”。早在1965年，美国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里，就已经展示了海湾战争的全过程。
不过，海湾战争又没在中国打，所以战争也还是很遥远，你看现在不是也没和台湾打起来嘛。
是啊，一切都还远，干吗要自己吓唬自己。只是，当这个2008年雪灾成了中国最大的话题，几十年前由瑞典化学家提出的“温室效应”这个词，还远吗？
《坐冷板凳的中国未来学家》中写道：早在1988年，一个叫何博传的人写了一本书叫《山坳上的中国》。何博传是中国首批的未来学家，这个概念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恐怕还是科幻。在这本书里，他指出长江上游四川等地的滥砍滥伐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程度，他预言这将引发严重的生态危机，包括泥沙淤积、气候恶化和大洪水，甚至可能使长江流域的文明进入衰落期；他还预言，我们填鸭式的应试教育终将引起报复和危机，使我们在和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弱势；他还提出，在西部社会经济体制内，存在着反商品经济悖逆因素，可能使西部开发成为泡沫。当时这本书出版后曾引起巨大反响，但很快被认定为危言耸听，不利于社会安定。
三十年过去了。这期间，98年震惊全国的长江流域特大洪灾发生了，初中生弑母案和不堪忍受重负引起的数起学生自杀案接连暴露出了应试教育的弊端。问题终于在眼前了，我们开始重视了，开始治理和改革了。西部问题似乎还没有出现，于是西部大开发继续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与此同时，《山坳里的中国》正在古旧书店里慢慢发黄，新生代们依旧不会知道何博传的名字。
我们继续有一天过一天，我们不去想几十年后的自己，更不用说“人类”这种宏大而装13的命题。我们不会去想现在有的一切如果有一天没有了会怎样。我们从不在意任何东西都不会永恒，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我们也从不去想我们的国家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动，我们的执政党是否会有消失抑或被代替的一天。放心，一切都还远。就算有什么，让我们的子孙去承受吧。
总是世界先在变，然后我们被动地适应。就像温水青蛙一样，反正水还不够烫。
其实我们并非一直是这样的。
1902年的中国，正是民族危亡和大变革的前夜，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青年却在做着一件最不合时宜的事情：翻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这是两本外国人关于人类上天入地四处旅行的胡思乱想的书。这些东西太扯了，完全不符合中国人对财富和官衔的梦想，更不符合中国面临外敌入侵的危机四伏的现实。然而这位青年却还是固执地翻译了这些小说，因为科幻小说可以“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他说“要改造中国人，必须先改造中国人的梦”，他甚至还说“导中国人群以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这位不务正业的青年，叫做鲁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老舍曾经写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幻小说和政治讽喻小说《猫城记》，在这本书里，火星上居住着一些长着猫脸的人类，他们的社会混乱而无序，猫人们自相残杀，依附外来强者欺凌同胞，平日里靠吸食一种叫“迷叶”的植物聊以自慰——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
再往后推三十年，是老科幻大师郑文光的时代。他是当时的中国唯一一位世界科幻小说学会的成员，他的《火星建设者》是中国第一篇获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在他那些政治色彩浓厚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背景的科幻小说里，我们看到了飞向外太空的构想，看到了四十年后才有美国专家写论文研究的超级城市，看到了对火星地貌细致入微的描绘，多年后，韩松机缘巧合见到他，说仿佛见到“轮椅上的普罗米修斯”。
那么这些人后来都怎样了呢？
鲁迅关于科幻的言论很快被遗忘了。现在我们只知道他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却鲜有人知道他是最早提出以科幻启民智的人。老舍创作《猫城记》不久，在随之而来的抗日战争中被卷入时代的漩涡，转而开始创作以抗战救国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但在文革中，他被批为黑五类文艺家，在太平湖畔度过漫长的一夜后，终于跳入了冰冷的湖水。韩松说，如果老舍先生能有机会继续进行科幻创作的话，别说是传说中的诺贝尔奖提名，说不定他已能将雨果奖和诺贝尔奖一并收入囊中。郑文光在“反精神污染”运动中备受污蔑和打击，终于一病不起，在2003年寂寞地溘然长逝，给后代科幻作家留下一面“无法跨越的墙”。
我们并非是没有科幻传统的，只是，我们亲手将它扼死在襁褓中了。
这么多触目惊心的例子，过去仿佛是彻底灰暗了，好在我即将灰心丧气之时，韩松告诉我们，希望毕竟是有的。在压抑沉重的反思之后，他展开了一副新的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
1982年《科幻世界》创刊，从最早的《科幻文艺》一路坎坷走来，社长杨潇以单薄身躯横跨欧洲大陆，从世界科幻小说学会游说来了一次世界科幻小说年会的举办权。1988年，以姚海军为首的一群科幻迷集资出版了第一本《星云》，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完全依靠各界的捐款，从一份油印小报发展到胶印刊物，并于1991年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幻迷刊物”与《科幻世界》一同在美国科幻大会上展出。韩松戏称“在90年代激情尽失的中国，这很有一点科幻的意味。”1995年，北京的科幻迷们创办了第二份民间科幻杂志《光年立方》，同年，《科幻世界》成立起科幻迷俱乐部，“不论星籍、国籍，无论职业、年龄、性别，只要爱好科幻者均可加入。”1999年，首个科幻色彩的高考作文题目《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在它对青少年的想像力激发方面，总体上给予了肯定。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开始招收科幻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科幻界开始有了软硬之争，读者们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者文中的逻辑错误、技术错误。对技术上的追求甚至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新一代的科幻作者和科幻迷在前辈的肩膀上站起来，在幻想的废墟上站起来，在对未来的无限期望中站起来。理性，在渐渐的和感性取得平衡，甚至在成为新的法则。
《科幻世界》副主编谭楷在中学讲科幻，他大声问：“振兴中国科幻要靠谁？”
学生们山呼海啸般呼喊：“靠我们！”
我们终于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这个时代还是一样有着许多的不确定，还是一样地交织着光与暗，但像《双城记》开头写的一样：“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2008年3月1日 凌晨 1：20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