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传统”的实证与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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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小白说,《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这本书,你无须去读,因为陈小亮的翻译实在太差,你若翻译,一定会比她高明不少。
豆瓣上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大多表达了对翻译的不满。也有人说,陈小亮女士的翻译,远没有她的博士论文那样精彩。言下之意,她的功底本来是不错的,只是做了不擅长的翻译而已。
的确如此,在《译后记》中,陈小亮女士坦言,“英语并非我的专业,对英语学术理论专著的翻译还是头一遭”。所以,虽然她“有时一上午只琢磨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的译法,如何表达得自然,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但不幸得很,她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她在浙江大学读的是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对宇文所安也颇做了些研究,但她真的不该脑子发热去做翻译。
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花了两天多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了。原因有二:其一,越是难懂(此处是因为翻译造成的难懂)的书,便越须迅速读完,否则容易成为“烂尾书”。历史地看,这样的“烂尾书”在书架上已积聚不少;其二,宇文所安名气太大,我很想读他的书,至少一本,以便大致了解他对东方文学的态度和看法。他写作的《初唐诗》《盛唐诗》等著作据说十分出名,可惜我没读过。他的夫人是鼎鼎大名的田晓菲女士。田女士13岁即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后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并在35岁时成为哈佛的教授。昨晚在知乎上获知,不少读书人对田晓菲女士的学术水平佩服得“膝盖都烂了”,那么,她的夫君同时也是她的博士生导师,应该更是一位大师中的大师罢!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这本书并非一本系统的理论著述,它更像是一本学术随笔集,但宇文所安的一些独到论调,尤其是他日后加以发扬的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这一命题,还是被不断地强调。所谓的“非虚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诗人写诗,并非为了一种隐喻(他认为西方的文学传统就是“隐喻”,比如华兹华斯是否真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凝视伦敦城,或者雪莱是否感受到了西风的力量,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根本无关紧要),而是为了一种写实,并在写实中预言未来的他人与他感同身受。
杜甫的诗句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日记,不同于一般日记的地方在于它的情感强度与即时性,在于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述。如日记,诗歌许诺的历史经验的记录——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确切的场合,可能无法还原,但读者相信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依赖它。(p.2)
回避隐喻性解读的这种基本倾向(几种有限的文类除外)是与中国传统中读者对大多数《诗经》之类的作品的非虚构理解相关的。诗被认为是诗人对真实遭遇的具体时刻和环境的描写。而在西方则正相反,可能是由于某种真实的体验引发雪莱写了《西风颂》,但在现代西方文学解读模式中却基本不涉及这种真实感受的特殊性。每一个读者都明白,雪莱自己也明白,诗人有权对自己的经验加以改变和抽象,无论一首诗原本所基于的经验如何,诗的正文总是被视为一种虚构,其含义总是隐喻性的而不是史实性的。(p.31)
然而实用主义的中国诗人,之所以选择非虚构立场,是为了更好地将他的思想和情感在后来的读者中被激活。
刘勰的“徘徊反应”(lingering response)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在后代得到不断细化和详尽:诗歌,尽其所能地,在文本结束后继续;文本,作为一个过程的圆满实现,仅仅是读者心中另一个生活历程的开始。(p.9)
在某种程度上讲,宇文所安引用的刘勰的这一论调,是基于他对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的高度认同。事实上,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这一理论在东方学上的应用,无论是他在《序》中提到的诗歌的“不确定性”,还是诗歌阅读中的“误读”,以及“文本向读者的意象开放”(P. 3)这一结论,都透露出他的这一文艺思想的偏好。
基于这两个基本立场(“非虚构”及“读者反应论”),宇文所安对中国古诗的解读便显得与众不同。总体而言,他更多地是从诗人个体的精神层面对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只是这种细读,被置于历史和宇宙的大框架之中,并从人性中的奴性、孤僻、叛逆等角度加以阐发。比如,对王维的诗,宇文所安就认为——
事实上,诗人常通过隐退来唤起人们对他更强烈的注目。绝大多数唐宋山水诗并不是关于“世界”的,而是关于“对世界的特殊体验”的。(p. 36)
这话的意思,几乎是说王维的“隐退”其实是假的。文字具有欺骗性,而诗人在这方面的本事尤甚于常人。
再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文,宇文所安的解读也颇有特色——
王安石游褒禅山,他不看自然;他看人类历史和人类关系。这山洞的自然的美可总结为行进中的“奇”,甚至那种“奇”最后对人类观察者而言限制了自然的美。(p. 118)
这种解读,老实说,总是看得我提心吊胆,因为作为并不浸润在东方文化中的西方学者,宇文所安很容易剑走偏锋,将中国的有些诗人或诗歌不可避免地“过度解读”,甚至,按照部分网友的说法,这种解读有时候还“有点可怕”。
譬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一诗,评论者一般认为是两位伟大诗人之友谊的写照,但宇文所安却发现,这首诗在“正话反说”,其本意是杜甫将自己列为李白的“敌手”,甚至是更加高明的“敌手”。他指出,诗中的第一句“白也诗无敌”中的“白也”,套用了孔子赞许颜回的话语模式(“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用的却是一个长辈谈起年轻人时那种爱护亲昵的口吻”,“杜甫已经摆出一副无可争议的师尊即孔子的样子讲话了”。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
在前四行诗中,杜甫把李白与四个人相提并论:一个是年轻早逝的颜回,一个是自杀身死的屈原,一个是晚年被扣羁留他乡的诗人庾信,还有一个则是为乱军所杀的诗人鲍照。(p. 138)
被他这么一说,我再看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时,不禁感到瘆得慌——难道杜甫竟是这样的邪恶之人么?我被宇文先生牵着鼻子走,越来越相信他说的“李白全面发展的卓越才能,被杜甫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地贬低”了。好在他在解读的最后,又吐了吐舌头,说:“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只注意它的表面文字。”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其实,对诗歌进行另辟蹊径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唯有冒险,才能给你带来愉悦和收获。在许多章节(如《传统的叛逆》《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孤独》等)中,宇文所安对诸如白居易、屈原、孟郊等人的解读,还是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一位西方汉学家带给我们的独特视角,尽管其中多少渗透着西方式的误解和武断。只是,他的行文,愈是到了书的末尾,便愈带有了一种对人类的悲情,以及一种对“孤独灵魂”的深刻体悟。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许这就是本书的终极价值罢——超越文本、超越诗学的价值。
鸟群从孤雁的视线和听觉中消逝;留下孤雁给诗人。这只鸟的处境被理解;本性被“知晓”;但它永不会知道它曾被了解和欣赏。这就是谈论孤独的诗的命运。无论这只鸟还是这个诗人根本上都与世隔绝。(p. 179)
2021年11月27日 观旂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