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传统”的实证与虚妄

我对小白说，《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这本书，你无须去读，因为陈小亮的翻译实在太差，你若翻译，一定会比她高明不少。

豆瓣上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大多表达了对翻译的不满。也有人说，陈小亮女士的翻译，远没有她的博士论文那样精彩。言下之意，她的功底本来是不错的，只是做了不擅长的翻译而已。

的确如此，在《译后记》中，陈小亮女士坦言，“英语并非我的专业，对英语学术理论专著的翻译还是头一遭”。所以，虽然她“有时一上午只琢磨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的译法，如何表达得自然，合乎中国人的习惯”，但不幸得很，她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她在浙江大学读的是文艺学专业的博士，对宇文所安也颇做了些研究，但她真的不该脑子发热去做翻译。

尽管如此，我还是硬着头皮花了两天多时间把这本书读完了。原因有二：其一，越是难懂（此处是因为翻译造成的难懂）的书，便越须迅速读完，否则容易成为“烂尾书”。历史地看，这样的“烂尾书”在书架上已积聚不少；其二，宇文所安名气太大，我很想读他的书，至少一本，以便大致了解他对东方文学的态度和看法。他写作的《初唐诗》《盛唐诗》等著作据说十分出名，可惜我没读过。他的夫人是鼎鼎大名的田晓菲女士。田女士13岁即从天津13中学直接升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读英美文学专业，后获得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并在35岁时成为哈佛的教授。昨晚在知乎上获知，不少读书人对田晓菲女士的学术水平佩服得“膝盖都烂了”，那么，她的夫君同时也是她的博士生导师，应该更是一位大师中的大师罢！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这本书并非一本系统的理论著述，它更像是一本学术随笔集，但宇文所安的一些独到论调，尤其是他日后加以发扬的中国“非虚构”诗学传统这一命题，还是被不断地强调。所谓的“非虚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诗人写诗，并非为了一种隐喻（他认为西方的文学传统就是“隐喻”，比如华兹华斯是否真的在威斯敏斯特桥上凝视伦敦城，或者雪莱是否感受到了西风的力量，对文本意义的创造，根本无关紧要），而是为了一种写实，并在写实中预言未来的他人与他感同身受。

杜甫的诗句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日记，不同于一般日记的地方在于它的情感强度与即时性，在于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述。如日记，诗歌许诺的历史经验的记录——确切的时间、确切的地点、确切的场合，可能无法还原，但读者相信它们的历史真实性并依赖它。（p.2）

回避隐喻性解读的这种基本倾向（几种有限的文类除外）是与中国传统中读者对大多数《诗经》之类的作品的非虚构理解相关的。诗被认为是诗人对真实遭遇的具体时刻和环境的描写。而在西方则正相反，可能是由于某种真实的体验引发雪莱写了《西风颂》，但在现代西方文学解读模式中却基本不涉及这种真实感受的特殊性。每一个读者都明白，雪莱自己也明白，诗人有权对自己的经验加以改变和抽象，无论一首诗原本所基于的经验如何，诗的正文总是被视为一种虚构，其含义总是隐喻性的而不是史实性的。（p.31）

然而实用主义的中国诗人，之所以选择非虚构立场，是为了更好地将他的思想和情感在后来的读者中被激活。

刘勰的“徘徊反应”（lingering response）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一个恒久的主题，在后代得到不断细化和详尽：诗歌，尽其所能地，在文本结束后继续；文本，作为一个过程的圆满实现，仅仅是读者心中另一个生活历程的开始。（p.9）

在某种程度上讲，宇文所安引用的刘勰的这一论调，是基于他对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 Theory）的高度认同。事实上，本书从头到尾都是这一理论在东方学上的应用，无论是他在《序》中提到的诗歌的“不确定性”，还是诗歌阅读中的“误读”，以及“文本向读者的意象开放”（P. 3）这一结论，都透露出他的这一文艺思想的偏好。

基于这两个基本立场（“非虚构”及“读者反应论”），宇文所安对中国古诗的解读便显得与众不同。总体而言，他更多地是从诗人个体的精神层面对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只是这种细读，被置于历史和宇宙的大框架之中，并从人性中的奴性、孤僻、叛逆等角度加以阐发。比如，对王维的诗，宇文所安就认为——

事实上，诗人常通过隐退来唤起人们对他更强烈的注目。绝大多数唐宋山水诗并不是关于“世界”的，而是关于“对世界的特殊体验”的。（p. 36）

这话的意思，几乎是说王维的“隐退”其实是假的。文字具有欺骗性，而诗人在这方面的本事尤甚于常人。

再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一文，宇文所安的解读也颇有特色——

王安石游褒禅山，他不看自然；他看人类历史和人类关系。这山洞的自然的美可总结为行进中的“奇”，甚至那种“奇”最后对人类观察者而言限制了自然的美。（p. 118）

这种解读，老实说，总是看得我提心吊胆，因为作为并不浸润在东方文化中的西方学者，宇文所安很容易剑走偏锋，将中国的有些诗人或诗歌不可避免地“过度解读”，甚至，按照部分网友的说法，这种解读有时候还“有点可怕”。

譬如杜甫的《春日忆李白》一诗，评论者一般认为是两位伟大诗人之友谊的写照，但宇文所安却发现，这首诗在“正话反说”，其本意是杜甫将自己列为李白的“敌手”，甚至是更加高明的“敌手”。他指出，诗中的第一句“白也诗无敌”中的“白也”，套用了孔子赞许颜回的话语模式（“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用的却是一个长辈谈起年轻人时那种爱护亲昵的口吻”，“杜甫已经摆出一副无可争议的师尊即孔子的样子讲话了”。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

在前四行诗中，杜甫把李白与四个人相提并论：一个是年轻早逝的颜回，一个是自杀身死的屈原，一个是晚年被扣羁留他乡的诗人庾信，还有一个则是为乱军所杀的诗人鲍照。（p. 138）

被他这么一说，我再看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时，不禁感到瘆得慌——难道杜甫竟是这样的邪恶之人么？我被宇文先生牵着鼻子走，越来越相信他说的“李白全面发展的卓越才能，被杜甫有条不紊地一步步地贬低”了。好在他在解读的最后，又吐了吐舌头，说：“不过，我们最好还是只注意它的表面文字。”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

其实，对诗歌进行另辟蹊径的解读，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唯有冒险，才能给你带来愉悦和收获。在许多章节（如《传统的叛逆》《一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孤独》等）中，宇文所安对诸如白居易、屈原、孟郊等人的解读，还是给读者带来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一位西方汉学家带给我们的独特视角，尽管其中多少渗透着西方式的误解和武断。只是，他的行文，愈是到了书的末尾，便愈带有了一种对人类的悲情，以及一种对“孤独灵魂”的深刻体悟。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或许这就是本书的终极价值罢——超越文本、超越诗学的价值。

鸟群从孤雁的视线和听觉中消逝；留下孤雁给诗人。这只鸟的处境被理解；本性被“知晓”；但它永不会知道它曾被了解和欣赏。这就是谈论孤独的诗的命运。无论这只鸟还是这个诗人根本上都与世隔绝。（p. 179）

2021年11月27日 观旂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