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角度下看西周的灭亡历史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由李峰撰写，于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作者运用新史学的方法，将西周的灭亡放在时空的共同体之下进行深入探讨。该书将西周的灭亡放在地理环境的大背景下，将地理条件和政治建构相结合， “探讨西周国家衰落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再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都灭亡时的复杂政治环境”。作者的论述主要以考古、金文、文献为材料来源，思维缜密，成功构建出西周灭亡时的图景。

作者以周人的政治空间作为第一章，在开篇便把整个叙述框架构建在西周时期的地理方位之上，在对西周灭亡进行论述之前，先对周王朝的国都及其封国的地理分布进行了全方位审视。作者从周王都所在地--渭河谷地，作为宏观地缘政治结构的描述起点，由此延伸至泾河以及汾河地区，并以主要交通线进行地区间的串联，在这之后再将周人的城市以及活动范围放入建构好的格局之中，为下文的论述打下较好铺垫。而对于两千余年来地理上所发生的演变对于确定真实历史地理方位的干扰，作者主要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以及考古文物的发现来考证地理方位的准确无误，并且通过实地考察以及地理演变的具体情况来构造出西周时期的准确地理构造。

在完成对西周地缘政治大致建构之后，对西周灭亡的叙述正式开始。本书传递出一种观点：西周灭亡是一种必然结果，但灭亡的时机是偶然的。作者在第二章、第三章详细记叙了西周灭亡的必然原因。第一，“血缘纽结的自然松弛”以及“‘封建’制度下授予地方封国的高度自治权”导致了分封诸侯国逐渐脱离周王朝的掌控。第二，“王室对资源的不当管理”，即赏赐官员本来属于王室自己的土地，导致王室财富减少以及官员力量的逐步膨胀。由此，“中央王室与地方封国、王权与贵族力量”中，西周王朝的控制力大大衰弱，西周的内部基础垮塌。第三，在外部方面，“西北的猃狁与东南的淮夷”对西周国家形成了“两个方位的外来挑战”，以猃狁的威胁最为主要。并且因为西周已经不再有初期建国时强盛的兵力，“周人丧失了对泾河上游大部分地区的有效控制”，导致了势力反转局面的出现。西周由攻转守，原先王都靠近猃狁似乎毫无威胁，但到了西周后期，原先不足为患的外部力量的壮大以及西周自身的衰弱导致了西周王都时刻暴露于猃狁的攻击之中，变得岌岌可危。

西周末年的党派、王位之争充当了西周灭亡的导火索。西周灭亡较为偶然的部分在于宣王与幽王权力更替时政治势力的相互较量。作者通过对《诗经·小雅》中三首诗的重新释读和建构，解读出“以皇父为核心的老资历官员与新立的幽王两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在皇父出走，幽王取得斗争胜利后，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宜臼出逃西申，幽王与西申相对立的局面便由此形成。在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中，并没有直接对《史记》中所叙述的西周灭亡的过程提出异议，言“西周的终结，极为戏剧化。这位风流天子的戏耍，落得自己陪一条性命，还送掉了西周的根本地盘。” [1]并且，许倬云先生根据金文与文献的资料得出“周对于西北二方外族，采防御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对入侵的反击”[2]这一观点，将周放在一个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

但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实际的情形可能与《史记》中被传统中国史学视为西周灭亡的正统描述极不相同。”作者通过第四章的写作，从焦循的《褒姒辩》指出的在犬戎攻周时褒姒已经60岁不可能得到幽王宠幸的论断出发，通过对中国传统学者在西周灭亡中所寻求的心理平衡以及“妖女祸国“心理的分析，关于褒姒角色史学史的研究，来否认了《史记》中所描绘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导致西周灭亡的说法。而后，作者将西周灭亡的最终原因归结于“周王室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一次严重错估“。通过联合《国语》以及《竹书纪年》，作者认为，幽王在讨伐审国之前，借会盟来巩固他与东部封国的关系。并且根绝《今本竹书纪年》，提出西戎等的进攻时王师先行伐申失败以后对周的反击，幽王也因此被杀。周王偶然的错估行为，一次错误的主动进攻，终于引起了西周灭亡这一必然的结局。

周在东迁之后王朝的重构以及西周留给后世的影响，则是作者在第六与第七章所探讨的话题。周从宽广的渭河谷地迁移到略显狭窄的洛河平原，王室的力量被大幅削弱，而西迁的诸侯国同时又“极大地改变了东部平原上的政治形势”，导致了列国争霸时代的来临。在周人东迁后秦人为自身安全考虑转移到渭河谷地则为秦国的强盛以及最后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作者以西周的灭亡为主题，但他不仅仅局限于狭义的西周的灭亡。从西周早期的地理分布开始讲起直到在西周灭亡后周的措施以及西周对于后世的影响，使得本书的时空感充分拉伸，从而得以在一种更宏观的层面来审视西周的灭亡问题。同时，作者并没有沉溺于对史料的过分信赖。他跳脱出了对于单一史料的传统解释，选择结合不同的史料来进行辩证分析，并且有所扬弃。本书中作者主要使用《史记》《诗经》《今本竹书纪年》《左传》《国语》等文献进行分析。对于《史记》，作者并没有选择确信，而是通过参照其他文献以及揣摩史官的写作意图来对史记进行辩驳。就比如说对于史记中关于“烽火戏诸侯”的描写，作者通过《吕氏春秋》仅说到鼓这一点，来证明“烽火”这种报警系统在先秦不存在，而司马迁对于褒姒文学性的描写，比如说描写褒姒“不爱笑”，更是使这一段描写的可信度降低。突破传统史学束缚，作者并没有把灭亡的责任全部归咎于幽王，而是上升到更宏观的视角来从政治对抗的方面来进行论证。而本书的论证与辩驳过程也是出彩的地方。以不同的观点作为开始，通过对于文物的研究以及评估观点的可信度，比如出自于哪本书以及出书的目的，来对对立的观点以及可能存在错误的观点进行辩驳。

本书最为鲜明的特征，还是对于地理、地缘政治的重新建构。作者通过对于考古的发掘以及史料的确认来首先确定地理方位，然后再通过对于该地区的地理区位分析，为历史进程发展的原因提供进一步解释。地理在这一本书中与历史学相融合并服务于历史学，为全书提供了完整的时空概念并且超越了单纯的时空叙述，时间与空间在西周灭亡的历史格局下都有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周王都靠近西戎，处在一个较为不安全的地理位置，在后来西周衰弱的过程中，这种地理位置的不利区位被越来越放大，最后导致西周的覆灭。而当西周迁往东部时，由于东部地区的土地之间的竞争导致列国争霸局面的开启，并且秦国的东移打下大一统的根基。通过作者在这本书中的论述，可以看出，地理条件这一角度与历史演变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地理区位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基础，而历史的演变过程从来都离不开地理因素的影响。这本书重构地缘政治，对西周灭亡时期地理要素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清楚的讲述，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各种文献的考据，也是对于西周灭亡问题的另一角度的审视。

[1]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8页

[2] 许倬云《西周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2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