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安娜，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狄安娜，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
廖伟棠
六十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大时代，世界舞台上风起云涌。在美国有嬉皮士们的反越战﹑和平与爱，在日本有反安保运动，在法国有大学生﹑青年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政府街垒战，在玻利维亚有切．格瓦拉。想不到在拉美小国墨西哥也发生了反政府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最后以1968年政府军对学生的大屠杀告终。墨西哥著名小说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就是以1970年的墨西哥（革命余烬未熄﹑社会风声鹤唳）为背景写就的。
富恩特斯最初在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著名，使他成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名中坚作家。那部小说已经以批判的眼光揭示墨西哥革命的复杂性和隐含的弊端，以后他的一系列小说都继续关注这个主题「革命」的方方面面，直到这本《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更是追溯到革命的源头：理想主义中去，沉痛地审视其悲剧﹑并反思其谬误，及其美丽。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狄安娜是实有其人的，她就是美国女影星琼．赛贝格，她曾因饰演圣女贞德而当红一时，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诬蔑为资助黑豹党的左翼活跃分子和私生活糜烂者而身败名裂，患精神病后死去，甚为凄凉。她的遭遇恰如玛丽莲梦露相似。作者富恩特斯1970年在墨西哥邂逅来此拍戏的琼，两人同居了两个星期，过了一段激情似火的生活后旋即分手，琼回国后就发生了上述被联邦调查局诬蔑的事。
富恩特斯是深爱并长忆着琼的，「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因此这本书犹如一本忏悔录，重重交织的情欲描写是它的肉体，骨子里是莫大的悲哀。而且由于和陡峭的时代背景﹑和男女主角独特的身份相纠缠，这悲哀更显得苍凉和深沉。
富恩特斯以两个传说人物：花花公子唐璜和月神狄安娜来隐喻自己和琼，其中大有深意。唐璜的隐喻是他想要占有所有的女人，以寻找到那「唯一的一个」——但实际上，富恩特斯说：他是在寻找唐璜自己，他变成一个个不同的人，其实都是在伪装自己。于富恩特斯，这象征了一个作家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探求，但又成了作家不关注他人，仅把由他人组成的世界作为写作素材的一个借口。这种自私就和狄安娜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者构成了极大的冲突：因为理想主义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献身于世界大同的事业中——或者说：他们通过献身而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下文将谈到的切．格瓦拉就是一例。
狄安娜，纯洁的月之神，在小说中有两重所指。其一是指向琼的少年回忆：她的初夜就是在月光明照下经历的，那种美丽和纯洁令她终生难忘，并促成了其二：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纯洁的向往。理想主义者渴望改造这个不纯的世界，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在六十年代欧美青年中，在他们的凝聚代表——琼身上，她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爱，希望通过性解放来让这世界放下恨，充满爱。琼像月光遍照大地，为每一个人献身，她饰演的贞德正好也构成这个隐喻，那是萧伯纳所诠释的贞德：「她就像苏格拉底和基督。她被杀害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讲话。」琼更进一步诠释道：「我是想让她发疯，应该被火烧死。」琼饰演的贞德不同于电影史上的任一个贞德，在火中她没有悲哀和痛苦，有的只是迷醉和光荣。
但富恩特斯并不认为理想主义者的这种纯洁没有虚伪的成份，尤其是荷里活中的革命者更令他怀疑。琼崇拜的切．格瓦拉成为这矛盾的激化点，他被西方人杀害复又被他们圣化，从「Che」变成「Chic」，身为拉美人的作者云：「西方人有一种本领，他们善于在第三世界找到革命的天堂，找到用来洗去他们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犯下的种种罪孽的圣水......」而「荷里活是美国的所多玛，它高举革命的旗帜，为的是掩饰他的种种恶习﹑虚伪和对利益贪婪的追求。」狄安娜是否亦如此呢？富恩特斯不能辨识，但美国和拉美第三世界革命者（富恩特斯亦其中一员）的世仇，更复杂了这种矛盾。
富恩特斯不可谓不激进，1968年大屠杀时他在巴黎公开谴责政府，在本书提及的政府宴会上他还当面质问执行镇压的一名将军，又在书中对美国的「无辜论」加以严厉的反驳。但最后琼竟是因为嫌他不够激进而「抛弃」了他，投入了一个墨西哥学生领袖的怀抱。讽刺的是这个学生领袖是富恩特斯的崇拜者，并与他同名，都叫卡洛斯，这是否象征了富恩特斯寻找的另一自我呢？起码是另一半，那象征行动和现实的一半。狄安娜指责富恩特斯对革命是只说不做，就像人们惯常指责一个作家的罪名一样；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他太完美了，以致不需要一个理想主义者去为之献身﹑屈从，学生领袖卡洛斯却是「一个使我回到贫民窟，回到肮脏的地方去的人；他使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迫使我从低层出来，重新参加斗争；迫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需要赢得一切......」
对于前者，富恩特斯还可以「文学创作本身就是行动，而且是唯一的行动」来反驳；对于后者他却只能沉默，因为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性之所在：他们渴求完美，然而只有在不完美之中才有值得他们去斗争的一切，只有为不完美而献身（象基督为罪者而死）他们的死才获得了一个圣徒，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意义。所以切．格瓦拉没有留在古巴当官﹑「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去了玻利维亚的深山老林，和他仅数十人的游击队像堂．吉诃德一样悲惨地死去。
唐璜和狄安娜的唯一连接点只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激情：一个作家的激情和一个现世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这两者必然产生龃龉，并因此而消逝。当激情消逝，就一切都无以为继了。这甚至跟琼的选择﹑学生领袖的出现都没关系，回到头，这仍是以激情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的存在意义的问题。
正如尼采所说：悲剧精神是不同于悲哀的。对于琼／狄安娜最后的死亡，我们和富恩特斯都不能予以谴责，亦不能怜悯，因为对于献身者，怜悯等于羞辱。「贞德非死不可」，唯可悲的是琼并未能如贞德或格瓦拉那般以一个强者的身份死去，她在饱受联邦调查局和世人的攻击后，失去了她反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徒然求助于性和毒品——就像那个时代无数的斗士一样，最后在巴黎自杀，死后两星期尸体方被发现。
琼的悲剧，是那个纯真的时代的悲剧，是一代为良心谴责的西方青年的悲剧，亦是一个要以爱来改变世界的女子的悲剧。属于我们自身深处的悲剧。
自杀不同于殉道，更多的是因为信念的破灭。
2000. 8.29.
廖伟棠
六十年代，理想主义者的大时代，世界舞台上风起云涌。在美国有嬉皮士们的反越战﹑和平与爱，在日本有反安保运动，在法国有大学生﹑青年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政府街垒战，在玻利维亚有切．格瓦拉。想不到在拉美小国墨西哥也发生了反政府的大规模学生运动，最后以1968年政府军对学生的大屠杀告终。墨西哥著名小说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新作《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就是以1970年的墨西哥（革命余烬未熄﹑社会风声鹤唳）为背景写就的。
富恩特斯最初在1959年发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著名，使他成为「拉美文学大爆炸」的一名中坚作家。那部小说已经以批判的眼光揭示墨西哥革命的复杂性和隐含的弊端，以后他的一系列小说都继续关注这个主题「革命」的方方面面，直到这本《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更是追溯到革命的源头：理想主义中去，沉痛地审视其悲剧﹑并反思其谬误，及其美丽。
《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是一本自传体小说，狄安娜是实有其人的，她就是美国女影星琼．赛贝格，她曾因饰演圣女贞德而当红一时，后来被联邦调查局诬蔑为资助黑豹党的左翼活跃分子和私生活糜烂者而身败名裂，患精神病后死去，甚为凄凉。她的遭遇恰如玛丽莲梦露相似。作者富恩特斯1970年在墨西哥邂逅来此拍戏的琼，两人同居了两个星期，过了一段激情似火的生活后旋即分手，琼回国后就发生了上述被联邦调查局诬蔑的事。
富恩特斯是深爱并长忆着琼的，「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因此这本书犹如一本忏悔录，重重交织的情欲描写是它的肉体，骨子里是莫大的悲哀。而且由于和陡峭的时代背景﹑和男女主角独特的身份相纠缠，这悲哀更显得苍凉和深沉。
富恩特斯以两个传说人物：花花公子唐璜和月神狄安娜来隐喻自己和琼，其中大有深意。唐璜的隐喻是他想要占有所有的女人，以寻找到那「唯一的一个」——但实际上，富恩特斯说：他是在寻找唐璜自己，他变成一个个不同的人，其实都是在伪装自己。于富恩特斯，这象征了一个作家对自身本质的不断探求，但又成了作家不关注他人，仅把由他人组成的世界作为写作素材的一个借口。这种自私就和狄安娜所象征的理想主义者构成了极大的冲突：因为理想主义就意味着放弃自身，献身于世界大同的事业中——或者说：他们通过献身而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下文将谈到的切．格瓦拉就是一例。
狄安娜，纯洁的月之神，在小说中有两重所指。其一是指向琼的少年回忆：她的初夜就是在月光明照下经历的，那种美丽和纯洁令她终生难忘，并促成了其二：一个理想主义者对纯洁的向往。理想主义者渴望改造这个不纯的世界，建造一个美丽新世界，在六十年代欧美青年中，在他们的凝聚代表——琼身上，她要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爱，希望通过性解放来让这世界放下恨，充满爱。琼像月光遍照大地，为每一个人献身，她饰演的贞德正好也构成这个隐喻，那是萧伯纳所诠释的贞德：「她就像苏格拉底和基督。她被杀害时，没有任何人站出来为她讲话。」琼更进一步诠释道：「我是想让她发疯，应该被火烧死。」琼饰演的贞德不同于电影史上的任一个贞德，在火中她没有悲哀和痛苦，有的只是迷醉和光荣。
但富恩特斯并不认为理想主义者的这种纯洁没有虚伪的成份，尤其是荷里活中的革命者更令他怀疑。琼崇拜的切．格瓦拉成为这矛盾的激化点，他被西方人杀害复又被他们圣化，从「Che」变成「Chic」，身为拉美人的作者云：「西方人有一种本领，他们善于在第三世界找到革命的天堂，找到用来洗去他们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犯下的种种罪孽的圣水......」而「荷里活是美国的所多玛，它高举革命的旗帜，为的是掩饰他的种种恶习﹑虚伪和对利益贪婪的追求。」狄安娜是否亦如此呢？富恩特斯不能辨识，但美国和拉美第三世界革命者（富恩特斯亦其中一员）的世仇，更复杂了这种矛盾。
富恩特斯不可谓不激进，1968年大屠杀时他在巴黎公开谴责政府，在本书提及的政府宴会上他还当面质问执行镇压的一名将军，又在书中对美国的「无辜论」加以严厉的反驳。但最后琼竟是因为嫌他不够激进而「抛弃」了他，投入了一个墨西哥学生领袖的怀抱。讽刺的是这个学生领袖是富恩特斯的崇拜者，并与他同名，都叫卡洛斯，这是否象征了富恩特斯寻找的另一自我呢？起码是另一半，那象征行动和现实的一半。狄安娜指责富恩特斯对革命是只说不做，就像人们惯常指责一个作家的罪名一样；而更重要的是她觉得他太完美了，以致不需要一个理想主义者去为之献身﹑屈从，学生领袖卡洛斯却是「一个使我回到贫民窟，回到肮脏的地方去的人；他使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迫使我从低层出来，重新参加斗争；迫使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需要赢得一切......」
对于前者，富恩特斯还可以「文学创作本身就是行动，而且是唯一的行动」来反驳；对于后者他却只能沉默，因为这正是理想主义者的悲剧性之所在：他们渴求完美，然而只有在不完美之中才有值得他们去斗争的一切，只有为不完美而献身（象基督为罪者而死）他们的死才获得了一个圣徒，而不是一个政治家的意义。所以切．格瓦拉没有留在古巴当官﹑「投入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是去了玻利维亚的深山老林，和他仅数十人的游击队像堂．吉诃德一样悲惨地死去。
唐璜和狄安娜的唯一连接点只是一股一往无前的激情：一个作家的激情和一个现世理想主义者的激情。这两者必然产生龃龉，并因此而消逝。当激情消逝，就一切都无以为继了。这甚至跟琼的选择﹑学生领袖的出现都没关系，回到头，这仍是以激情给予自身一个重新的定位，而更注视自身的存在意义的问题。
正如尼采所说：悲剧精神是不同于悲哀的。对于琼／狄安娜最后的死亡，我们和富恩特斯都不能予以谴责，亦不能怜悯，因为对于献身者，怜悯等于羞辱。「贞德非死不可」，唯可悲的是琼并未能如贞德或格瓦拉那般以一个强者的身份死去，她在饱受联邦调查局和世人的攻击后，失去了她反抗和为之献身的目标，徒然求助于性和毒品——就像那个时代无数的斗士一样，最后在巴黎自杀，死后两星期尸体方被发现。
琼的悲剧，是那个纯真的时代的悲剧，是一代为良心谴责的西方青年的悲剧，亦是一个要以爱来改变世界的女子的悲剧。属于我们自身深处的悲剧。
自杀不同于殉道，更多的是因为信念的破灭。
2000.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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