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sado

在葡萄牙史学界对印度洋沿岸及亚洲人口的早期统计中，经常会遇到“已婚者”（casado）的概念，也正是因为casado一词的所指不明，导致了中葡两国学者在澳门开埠初期的人口数上的混淆，多误作数百人，实16世纪后半叶居澳葡人当以十倍记之。究其缘由，乃葡语中“casado”（已婚）为动词“casar”（结婚）的过去分词，而动词“casar”又源自“casa”（屋舍、家、店铺等），“已婚者”由成家立业者引申而来。户主以下，仍当有配偶、子女、家奴数人，只因西来远道漂泊不定，于是就有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即：“已婚者”不一定真正婚配，已婚配者未必是“已婚者”，这个冠称的有无取决于是否在该地拥有居所和职业。

当1949年一个女人带着幼子回到父母的故乡时，仅有的家当是怀揣着的一部书稿；拉格泰姆时代的节奏下，另一个德国青年正在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咂吧石膏像，过若干年他才会开始写下那些伟大的小说，远不如这位单身母亲来得早——婚姻褪在她身上的仅有遗赠，是那个德国式的夫姓：莱辛。
丹柏路的住所是她在英国的第一个落脚地，但她却并不忍心看见这条街的变化，每当在借宿的顶层房间望见外面花哨时髦的居民穿行，心里就泛起战争摧残后的旧貌。于是她搬到更有政治缘分的教堂街，在这里，共产主义、激进主义、国际政治携裹呼啸。高谈阔论的人根本不会理会她的辩解：“曾是我们在‘南罗得西亚’组织的‘共产党’的成员。”似乎殖民地的气息一同怀揣着文学憧憬前来帝国的中心朝圣——来自西印度的V.S.奈保尔确于此时踏上了英伦的土地，凭藉考取的奖学金负笈牛津。
虽然远没到6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勃兴的时候，但多丽丝•莱辛身上的男子气概已经显山露水，不屑地说出第二樁婚姻只不过是为了在动荡的时局中给那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搭把手。她冷冷旁观“中毒者”的狂狺：“给我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他相信共产主义是唯一的答案，因为很明显它确实是。”
第一本书的出版，是她可以被称为作家的第一步，出版商预付的150英镑被租金和托儿所的费用吞噬，临时还需去公司打工的“作家”生活可说是相当困窘，不过这毕竟是个机会。多丽丝对这样的生活虽谈不上十分满意，但也会勉力维持，即使是自己母亲要来同住。“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五百镑的年入”，维吉尼亚•吴尔芙在1928年提出来的要求，到二十年后仍让莱辛倍感焦虑，不仅要小心回应自己的同志们对《野草在歌唱》中某些描写的质疑，又要坚心拒绝出版商期望自己将做爱的内容写进去以迎合“大众口味”的建议。“你不懂卖书的事儿！”的结果是《野草在歌唱》平装本第一版封皮的装帧：一个美女极度恐惧地蜷缩在粗鲁的黑鬼持以匕首的威胁下。当然，她出名了。
党员证被推迟似乎是为了等待访苏归来。几乎没有人愿意参加，共产党的拥趸们也怕消失在集中营里，“苏联作家联盟几乎不可能让有名的客人消失——这对他们当然是很坏的宣传”多丽丝•莱辛如是说，这是1952年，法捷耶夫还未自杀的年代。归途中的布拉格闪耀着捷克惯常的笑中带泪，一位画廊的服务生对落“单”的莱辛轻声耳语：“我爱你。我必须与你结婚。带我去英格兰。”他绝望地恳求握着莱辛的手，“求求你，求求你……”被硬生生拽离的不只是他的肉体，还有逃脱自己生活的机会。她能体味到这种遗憾，因为她的姓氏提醒陌生人“已婚”的姿态。
促销、访问、签名接踵而来，多丽丝始终坚信还是存在只为少数人写作的书，再多的夸奖和推广也不至于败坏它们，且平心而论说会是时代的标准。现在她上了苏联大使馆宴请宾客的名单，那有一间华丽的房间，平日的生活则一仍其旧，一刻不停的写书出书间歇，莱辛算了一笔账，1958年的她，每周只能赚到20镑——这只不过是普通工人的薪资水平——能支撑母子二人在延后交租后过活。
“头上有一个屋顶”，数十年后多丽丝•莱辛还会在与穷困的老妇人的交谈中听到这样的箴言。为什么不申请毛姆奖呢？四百镑的奖金不啻为一笔巨款，日本大学教员的伎俩不止在筒井康隆笔下惹人发笑，莱辛写作的奢望似乎也全赖于此。授奖的最大限制是此笔奖金须用于外出旅行，短暂出国后就是搬家的感伤时刻，多丽丝•莱辛满怀感激地给毛姆写信，感谢这份天降甘霖，毛姆的回复冰凉而尖刻：首先，毛姆本人并未参与评奖；其次，他没有读过莱辛的作品；再次，从未有人感谢过他；最后，“你一定经常写信感谢别人”。
不过，还是要说声谢谢，能够赁下新居，过上二房东的日子，多丽丝•莱辛眼前的一切似乎都变得平坦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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