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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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人是会变的，江湖也是会变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一群人在讲一群人的故事。因时因地而变很重要，学会讲故事也很重要。
最近读了《堂斗》，有感而发。就该书而言，我感兴趣的有三个点（两个博弈，一个印象）：
一、堂口博弈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群体。十九世纪后期，随着太平洋大铁路的竣工与西部地区排华法案的实施，华人的工作空间渐渐到了美国东部。入籍的困难与习惯的传统，华人只能依托自己的方式抱团取暖：组建各类社团。
社团最初的经费来自会费，而组织力的存在也使它有能力对唐人街的商户与赌场收取一定的费用，安良堂收取的费用用于警局、堂口、社会福利等，协胜堂则主要用于自身。而有限的地盘与对收益的诉求（即利益空间的有限），加剧了不同社团之间的争夺。
和港片里黑帮争夺地盘一样，街头砍杀、枪击、利用警方打倒对手是博弈的常态。持续几十年的堂口争夺，规模如战争一样逐步升级，最初只是打架，慢慢演化到杀人，之后又突破中立地域在剧院枪杀对手，再则是在本应平静的年节制造冲突，冲突的地域渐渐扩大到城市，冲突的手段从左轮到了炸药爆破。最后在联邦政府的严打之下进入平静期。
冲突的升级有面子的因素。华人重视面子，面子与荣誉、威望息息相关，为了保住面子，人们不惜付出高昂代价，必要时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冲突的升级与缓解更多依靠是里子，更多地盘就是更多经费也是更大影响力，这点是冲突的根本；而漫长的冲突，花费的钱财、对唐人街经济的损失却又是各方不愿承受的。随着第二代逐渐美国化（拥有政治权利）、救国运动的兴起、经济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堂口之间的争夺也就不再剧烈。
二、美国的基层治理
在堂口冲突的过程中，卷入更多的是市政府与警局，我们也可以看到曾经美国社会治理的状态与变迁。
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野蛮生长状态同时，国家治理也经历杂乱无章向现代治理转变。
如果做一个比较，美国1885年前后的基层治理环境未必会比大清的京师强多少。十九世纪末，在安良堂收取的费用中，总有一笔是用于腐败的警局，警察拿钱办事。当时的警察的规章制度还很原始，资历和成绩均与薪金无关，晋升是加薪的唯一途径。买卖职位也很盛行，如坦慕尼协会即对警察局官职明码标价，警官晋升警长需三百美元，警长晋级警司需一千六百美元，警司晋级晋监需要一万二到一万五千美元。对比一下，大清的京师吏员、捕快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在1895年前后，新局长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第一次改革，在清除党派的政治影响后，提高警察聘用和晋升标准，强调警察的业绩和能力，并且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在之后的多年里，微调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哈佛毕业生伍兹对警察部门的专业化和打击犯罪方面最凸显。在想象一下，1920年美国的基层治理环境和北洋的相比，应该是两个世界的存在。
纵向的变化很明显，横向的看很有趣。警局作为强力部门，一方面在打击的时候经常靠的是人海战术，为了保障唐人街的治安，只能更多的加派警察，为了检查武器和治理赌博，要动员大量警力挨家挨户搜查，为了确保赌场关闭，直接在外面派一名常驻警力。另一方面为维持平和环境也会向现实妥协，主动主持堂口之间的和平。将堂口拉到一块坐下来谈，确定和平协议，毕竟保障秩序是减少犯罪的最佳途径。
三、讲一个好故事的机会（印象与事实）
在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人眼中，华人绝不是吃苦耐劳的形象，更多是与肮脏、赌徒、酒鬼、瘾君子、罪犯这些词放在一起。但就犯罪统计而言，华人的比例并不高。以1904年为例，纽约有334名华人被捕，而其他族群被捕数，爱尔兰人有两千，意大利人超过一万三，俄国人超过一万二，德国人超过一万一。就被捕者出生地统一而言，华人只排倒二位。六百起命案中只有一起涉及华人。
现实与印象巨大反差的根源就在于缺乏话语权。华人入籍的难度很高，自然就不可能有什么政治权利。而一个缺乏政治权利的群体，话语权微弱也是理所当然。
在这种环境中，偏见与表象会覆盖一切，毕竟你连讲故事的机会都没有。
历史著作总能给好多启发，现在只是大体谈了下读该书的一些启发。在日后，读了相关资料，进一步扩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