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林秀琴：重返社会学——对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一书的批判性视角

1、生命形式和生命政治的分子化重构

当前，人工智能和生物医学技术的重大进展构成了“信息革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焦点，其重要性也反映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对相关议题的激烈讨论上。其中，基因科学研究和基因编辑技术的探索性实践正在引发巨大的伦理争议，这也使得生物医学技术被引入当代生命政治话语视域并成为重要的探讨向度。

当代生物医学技术推进生命在分子层面的重组、再造，是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1]一书问题探讨的起点。随着器官移植在临床医学中的广泛运用，特别是大脑神经元结构和人类基因密码的创造性发现，我们对生命的认识从作为总体的身体转向微观的分子，这也使得我们关于生命的认识不断刷新。新技术使生命在分子层面的重塑成为可能，利用遗传基因的检测、筛选和编辑技术，人们得以避免某些与生俱来的疾病困扰，扭转自然生命的既有演化路线，由此不必再因为某些生理缺陷或遗传疾病而感到自卑、忍受病痛或承受社会挫折。基于这一技术语境，罗斯强调，身体首先是社会个体的自由独立的存在，是生命感性的实在和具体的形态。人们自由掌控自己的身体、主动完善生命规划和积极捍卫生命权利，身体既是生命政治的具体对象，又是生命政治的明确的主体。生命的分子化技术为人们提供了主动介入自身生命重塑的可能空间与具体途径，人们可以借此实现生命形式的更新和完善，从而重新构建自我的生命形态。

尽管当代生物医学技术首先是从身体物理层面着手的，但当人们可以主动、有效地掌控自己与家人的生命质量，关于生命其他可能性的想象和寻求更好生命质量的本能就此被点燃了。生命的分子化技术敞开了更多的生命可能性，重新塑造了我们关于生命的认知、立场与愿景，激发出一种强烈的掌控自我身体的主体性要求——也就是罗斯所说的“意索政治”（Ethopolitics）。“意索政治”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在引导事件走向中的作用，个体以自己的感情、信仰和价值观为准绳做出判断并采取行动。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强化了社会个体对自身生命进行“自我管理”的意识，特别是在生物遗传风险的自我管理中，社会个体将更加自觉地将遗传学的客体化知识与个人的生命期许、生命规划等主体意识相联系，从而做出判断、选择和行动。

当代的生命政治实践正体现在社会个体对自我身体管理的责任感和对生命权利的主动掌控上，患者开始从医疗关系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自我生命伦理责任的施动者和生命远景规划的参与者。个体的“意索政治”与外部技术支持的有机联合缔造了当代的“自我技术”，一种由生物医学技术激发的生命希望图景促成了社会个体的生命意识、生命责任的觉醒，并将其视为主体性的权利——罗斯将其描述为“生物责任”，即“个体越来越有责任制定生命策略，努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生命机会，为了增强其生命质量采取行动或避免行动，联系自我和他人谨慎行事”[2]128。社会个体对生物责任的履行被视作一种正确的、必要的主体意识与行动能力。生命本身作为新的政治场域，不仅在于它将生命机体拆解为生命权利的零件，更在于它将生命激发为一种新的主体化技术、一种积极的“自我技术”——这才是“生命本身的政治”的内在含义。

借助分子化的生物医学技术，生命政治的实践空间也由此微缩到身体细节，这既是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重要表征，也是现代社会个体生命政治表达的重要方式。罗斯的目标不仅仅是识别出生命政治的单位从人口种群走向个体化、分子化的演进路线，更重要的在于标举出“生命本身的政治”这一当代的生命政治形式的独特性及其与过去的、传统的生命政治形式的根本差异。罗斯努力表明，当代生命政治的独特性从两方面表现出来。一方面，当代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与“生物公民”的生命权利及身份政治实践紧密相连，当代生命政治的文化特质与现实路径已经显著不同于曾经的历史形式，个体/种群从一种被动的生命政治的对象转换为主动的积极的生命政治主体。在罗斯看来，这个差异和转变预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与前景，即在当代生物医学技术驱动下，通过生命本身的政治化召唤和构建出新的社会主体性，围绕个体/社群的生物权利而觉醒的生物责任，推进了集体性、社会性的“生物公民”身份政治运动。另一方面，这种“生物公民”的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运动以及带有左翼运动色彩的地方性社会运动建立了联系。罗斯强调，当代的“生物公民”主体政治实践是地方政治行动主义的有机构成，生物医学技术的革命性进展不仅提供了社会政治行动的新工具，并与地方社会政治行动汇合到一起，通过相互的联结而派生出新的政治行动领域和行动方式，因此必须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和评价生命政治分子化语境下的主体政治实践。

由此，罗斯对生命政治话语进行了全面扭转：从抽象化、否定性的政治文化批判转变为具体化、肯定性的生命政治实践。在其中，传统生命政治视域下的政治权威的阴影让位于“希望技术”构想的生命图景，主体的“意索政治”赋予了解构种种生命成规的力量，资本市场则为“生物公民”的民主化政治理想提供了必要的燃料。分子化的生命技术为生命与社会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技术中介。在这个新的技术情境下，罗斯阐述了社会个体或特殊社群基于“生物责任”而进行的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实践的合法性，阐述了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和自由资本市场为此提供社会支持的必要性，从而勾画了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正当性。生命政治，仍然是关于主体的技术，但它已经从权力政治的管制对象演变为社会个体主动、自觉的“自我技术”。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实施者不再是国家权力，而是担负着为自身生命健康责任而自觉、自主行动起来的公民主体。罗斯借用BBC电视系列纪录片在宣传话语上的策略转变——从“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到现在的“我们的生命在我们手中”——来描述当代生命政治实践与传统生命政治的不同性质。新的主体化技术和生命政治实践因其是自主的、自愿的和积极的、进取的，不仅洗去了历史的血腥味，还为“生物正义”这一伦理政治的宏大叙事和进步空间敞开了新的可能性。

分子化的生命技术推进了生命政治的分子化实践，基于“生物责任”的主体化技术和“生物公民”的身份政治实践标志着生命政治在当代的巨大转变。罗斯从当代生物医学技术革命的最新进展中觉察到生命政治的新形式与新空间，并将其与当代的社会运动形式、政治空间的探索联系起来，他的敏锐值得肯定。当代生物医学技术所更新的生命政治情境才刚刚开始，罗斯所说的生命政治实践仍然包含了种种可能性与不确定性，对此给予乐观的期许并无不可。但另一方面，从“希望技术”到“生物正义”的这条道路必然是曲折的、矛盾的，也是充满风险与威胁的不安之路。罗斯对当代生命政治空间的理论想象固然大胆和富有启发性，但热情和抱负并不能取代理论型构自身的科学性或有效性。罗斯是否夸大了当代生命政治的独特性和革命性？这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地方。

2、被限定的“自我技术”与“生物正义”

从“希望技术”到“生物公民”的理论想象能否付诸现实，关键在于这一实践能否得到社会政治空间的有效支持。罗斯意识到，必须对其宏大的政治命题进行收缩或做出限定，才能使这一政治构想更具务实性，为此他砌起一座特别的地理政治屏障作为其生命政治论述所内嵌的有效范围。“……在美国，在小范围的英语世界，在欧洲和日本，它们被下面这些无限要求刺激，即那些拥有必要的财政和文化资金的人，以最大限度地增强他们及其家人的身体自我为名，对他们作为消费者对医疗资源享有的权利提出的无限要求。专业知识和主体性之间多种多样的相互作用、多种多样的命令和管制欲望——它们以我们的真实性、自我实现和自由为名通过适当的介入改造和重塑我们自身。”[2]125可见，围绕分子化的生命技术和主动“生物公民”的当代生命政治实践，被限定在“先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的地理政治空间和“拥有必要的财政和文化资金的人”的社会对象这一特定的范围内，这两个前置式的条件实际上是同一的，技术条件、经济基础、知识能力、生物责任、身份认同、对自由的追求，所有这些要素或能力并不能独立完成“生物公民”或“生物正义”的兑现，“生物公民”的主体重塑实践与“生物正义”在社会领域的实现，需要依托技术、政治、资本、知识等的共同合力。对于具体的个体而言，能否享用生命技术，是一个社会选项，而不是意志选项。

为了满足特定地理政治空间内、特定阶层对“生物责任”“生物公民”的主体化需求，一条从“希望技术”到“生物正义”的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诞生了。技术公司、医药企业、医院、地方政府主导了生物资本主义技术框架的设计与规制，其中混合了技术创新、资本全球化、经济增长刺激、生命政治权利等多样性主体的利益诉求，这些利益诉求将在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的不同面向、不同节点上得到回应，通过形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协作网络与技术共同体，保障生物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诉求与伦理诉求达到较好的平衡。生物资本主义的经济环路为当代生命政治实践提供了十分必要的社会制度，在此，罗斯完全逸出了福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的视野，出于对民主政治和自由资本市场的信仰，罗斯抛开了曾经纠缠着他的对弥散的权力结构的质疑，选择了信任当代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的合法性和生命资本市场伦理的公正性。不难发现，罗斯的生命政治论述奠基于一套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预设上，譬如：生物医学技术是“可控的”，它将被正确和严格地运用于改善生命质量的伦理要求；对生物医学技术的运用是“自由选择的”，患者将基于自己的判断与需求做出科学明智的选择；生物医学技术市场是公正的、透明的，它将基于伦理正义的立场保障患者权益；等等。奠基于这些预设，罗斯一方面阐述社会个体或特殊社群基于“生物责任”而进行的主体权利与身份政治实践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阐述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和自由资本主义市场所提供的社会支持的必要性，从而勾画了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正当性。

尽管罗斯刻意地为其论述设置种种理论防线，但如下问题仍然显而易见：在“先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的地理政治空间内，一个贫穷的患者如何可能实践其生物责任？如果掏不出昂贵的治疗费用，患者行动联盟、生物公民小组等类似的社群在失去临床诊断和医学实验的作用之后，还能否得到精英阶层主导下的医学联盟的资助和支持？超越这一地理政治空间、来自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就可以不必（或者说“不配”）追求和兑现其“生物责任”？他们作为生物公民的权利又由谁来主张和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生命权利的需求超越国家、种族、阶层、性别、宗教信仰以及任何一种边界，每个个体都负有对自己及其家庭、家族的健康责任，在追求生命权利的实践中具有差别的不是主观愿望而是现实条件。事实的另一面则是，技术是有价格的，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昂贵的技术服务，世界上仍有许多人口缺少适宜的食物和纯净水，缺少基本的卫生设施和药品，现实世界的贫困与不平等还比比皆是。对于深陷生存威胁的人们而言，通过基因组学、神经遗传学的知识革命与技术创新来提升生命质量无异于海市蜃楼，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穷人因为承担不起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的事例层出不穷。正是这些差别使我们可以质疑：如果“生命本身的政治”是作为一种民主化的生命政治，它又如何可以将更广泛多数的贫穷人口排除在外呢？罗斯所说的生物医学技术支持下的生命政治的民主化，并不具有普适性意义。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罗斯虽然注意到了生物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却又忽略了其设定的“先进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国家”这一空间边界与生物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内在冲突。生物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必然迫使罗斯所说的生命政治跳脱具体的地缘政治框架。基于生物责任的当代生命政治实践实质上鼓励更为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包括对财富资源的竞争，对技术研发和医疗设备资源的竞争，对身体资源的竞争——譬如在十分紧俏的器官移植市场。生物资本主义经济环路并没有革除资本运作的传统逻辑，比之其他资源的竞争，生命资源的竞争同样甚至更加激烈残酷，围绕着生命和身体的生物性构成的全球市场化，一种新型的剥削形态正在孕育出来。随着生命的资本化，生命和商业再次缔结起合作同盟：从早期的器官捐赠/买卖，到今天的试管婴儿、代孕母亲、储存精子和卵子的生物银行、血液干细胞库，这些生命单位流经手术台、实验室、工厂车间、医学市场等不同的空间，经过分离、储存、流通、交易的标准化流程，最后在形形色色的“生物银行”或“生命工厂”中完成商品化转换。围绕着生命力的商品化、疾病和健康的产业化，生命成为资本扩张和寻租的重要场域。而且，资本逐利的本性与知识求真的本性越来越缔结成紧密的同盟，知识在资本化的同时也促使资本的知识化——这就是当代知识经济的秘密及动力所在。在“资本—技术—资本”的循环中，知识的创新已经被资本所垄断，如果技术研发成本难以赎回，投资增值的本能需求难以实现，那么这一项技术研发势必得不到资本的青睐，即使它符合多数穷人的利益。因此，仅仅强调“意索政治”是不够的，当资本取代“上帝”成为现代社会的造物主，对生物性正义的追求离穷人显然还很遥远。这说明，要将罗斯式的特定条件下的生命政治实践与基于大多数人的正义逻辑进行勾连，还存在着巨大的社会学困难。

3、从“超越社会学”到“重返社会学”

不无反讽的是，罗斯一方面非常“社会学”地为其描述的当代生命政治实践设立特殊的边界，另一方面又别具意味地提出了“超越社会学”的建议以屏蔽阶层、性别、族群、地理政治等社会学变量可能制造的麻烦，从而保障其宏大的生命政治论述在理论逻辑上的有效性。事实上，他一再强调的当代生命政治的独特性、革命性也只有在其计划中的“超越社会学”这一理论框架下才能表现出来。然而，生物医学技术介入下的生命政治作为一种真实的、当下的实践，正是在罗斯所欲屏蔽的社会学领域普遍展开的，社会个体/社群对希望技术的追求始终只能立足于其所处的社会学语境，追求更高生命质量的“健康意志”的付诸实践，必然受到现实条件和具体社会因素的制约。而且，生物医学技术介入下的当代生命政治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多种社会学维度，资本的控制要求，技术专家的偏好与观念影响，生物伦理学话语内部隐蔽的社会关系与权力机制等，正是这些力量主导了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具体路线和实际方向。如何跨越技术与政治的鸿沟是一个非常现实性的议题，各种复杂的社会学变量和权力机制必然驱使当代生命政治呈现复杂、曲折的面相。显然，在抽象层面讨论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正义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并不存在一种超越社会学的“生命本身的政治”，福柯、阿甘本以及鲍曼等人所批判的生命政治的权力及其制度，并没有在新的生命政治形式中被革除，变化的只是权力的形式，而非权力本身。

罗斯承认，他的生命政治论述因为“没有熟悉的社会批判词语”而容易遭受质疑：“虽然讨论了生命权力，但谁拥有权力，谁为了什么目的行使权力，谁得益和谁受损？虽然讨论了生命政治，但对隐藏利益、阶级的作用、正在出现的新的不公平和剥削形式进行的分析在哪里？有人可能会说，太多描述，太少分析，太少批评了。”对此，他辩解说，人文科学的思维方式应该从自然科学的进展中取得借鉴，“随着生物学中的思维样式改变，那些试图理解其社会组织和后果的学科中的思维样式也应该改变。批判性社会科学还需要认识到最为深刻的思想是停留在表面的思想”[2]311。所谓“表面的思想”是指那些最基础性的部分，即人类生命作为生物性生命的一种形态，我们对人类生命的理解首先要从生物性出发。某种意义上，罗斯所说的超越社会学就是返回生物学，用生物学思维替代社会学思维尤其是政治经济视角下的批判观念。可是，生物学的一个重要议题难道不是生物界/自然界中真实、残酷的竞争关系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揭示的恰恰是物种竞争的血腥历史。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固然是对生物血腥进化过程的调节，但也同时利用了这一进程的动力与机制，如果承认生物世界存在着竞争和权力，那么“社会学”作为理论型构的框架和批判尺度就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批评罗斯没有认识到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复杂性是不公平的，他也指出了基于当代生物资本主义环路的主体化技术与它所奠基的社会结构之间事实上难分难解的关系。必须指出的是，这正是罗斯生命政治论述富有迷惑性的地方。罗斯并非没有意识到其理论的内在冲突，但是建立一个新型生命政治空间的理论意图如此强大，致使他极力渲染了一种从“希望技术”到“生物公民”“生物正义”的新兴生命政治理想，并最终选择了对生物资本主义伦理的坚定信仰，从而也放弃了一种更辩证的观察立场。通过一种有限的经验主义的现象学分析，罗斯夸大了同时也纯化了当代生物技术介入下的生命政治空间。作为一种理论想象或政治预期，忽略社会关系整体结构的观照，仅仅从生物责任、生物公民的身份政治出发来理解当代的生命政治实践是远远不够的。生命的分子化、资本化和政治化构成了生物资本主义内部的复杂互动，使生命政治的当代演绎呈现出丰富、驳杂的肌理，罗斯刻意设置的“超越社会学”的论述框架恰恰暴露了这一新型生命政治空间的内在冲突。显然，并不存在一种超越社会学的“生命本身的政治”，对当代生命政治实践诸种可能性的想象只有重新引入社会学视角才可能完整地敞开。因此，不是要“超越社会学”，而是要更多地“重返社会学”，才可能充分认识到当代生命政治的复杂性。“重返社会学”既是一种理论框架，也是一种视角和方法，它要求充分考虑具体的社会因素和回到现实语境，这些重要的催化剂将决定当代生命政治实践的历史足迹与实际结果。

注释

[1]《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一书英文版出版于2007年（Nikolas Rose, The Politics of LifeItself,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中文版出版于2014年，本文引注出自中文版。

[2][英]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原刊于《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11期。

本文系未编排稿，成稿请查阅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