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殿利 | 无冕的历史学家：怀念王以铸先生
依时下通行的标准，先生不是大学教授，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但堪称“无冕的历史学家”。王以铸先生是著名翻译家，古希腊古罗马历史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名从事出版工作的优秀编辑。我对王以铸先生的仰慕始于学生时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古代史研究生期间，就经常翻阅王先生翻译的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希罗多德《历史》、乌特琴科《恺撒评传》和特威兹穆尔《奥古斯都》等书。幸运的是，当我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一名编辑后，我不仅成为了王以铸先生的同行，还成了先生翻译的《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等书的责任编辑。先生穿着朴素，用现在世俗的眼光来看，甚至有些寒酸，说话谦虚、平易近人，与我想象中派头十足的大学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更让我增添了几分对先生的崇敬之情。
王以铸先生是对我国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卓有贡献的专家，先生长期专注于世界古代文明史领域的学术翻译。先生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译书，几十年来，粗略统计，已有二十余种。先生精通多个语种，其译书有译自英文的，也有译自俄、日、希腊、拉丁、德、法、西班牙文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历史》《编年史》和《阿古利可拉传 日耳曼尼亚志》，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以及《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等西方古典史学经典名著均由先生首次译成中文，多部译书迄今只有唯一中文版本。
王以铸先生的翻译事业，是与其独特的经历密切相连的。先生幼时喜学聪慧，早年曾考入北京大学，但学校的课程无法满足他的求知欲，遂中途退学自修。他曾经去黑龙江一所学校下放锻炼，学校领导见他学识不凡，转而聘他为教师，后调回北京，长期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直至退休。先生喜欢读书，藏书，后转而从事译书，按先生的话说，翻译是件挺麻烦、挺费劲但挺有意义的工作。先生对译书精益求精，一丝不苟，每本译书，都参照了多种不同语言的版本，以期达到对原文的精确理解，避免失误。而且许多译书都是多年的翻译成果，其间不断修订打磨。先生的译书几十年间一版再版，至今仍是学者的必备参考书，学生的必读书目，译文的高质量是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先生很谦逊，谈及翻译希罗多德《历史》一书时说，他的译书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因而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未收入译出”。但几十年来，该书对于从事世界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学者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没有读过该书的人恐怕极少。
王以铸先生对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的贡献，还来自于他根据原始文献所做的学术研究。先生自谦不是古典史学的研究者，只是爱好者，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当为后人铭记。依时下通行的标准，先生不是大学教授，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但堪称“无冕的历史学家”。翻阅先生所译之书，书前有他写的多篇文章，但他从未称之为前言、序言或导言，而是谦虚地写作“译者的话”“译者说明”或“译者赘言”，其实几乎每一篇都是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多篇文章长达几十页，如《战争史》的译者赘言，长达六十多页，而《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全书不到400页，仅“前言”就有一百多页，近10万字。这些文章不只是对原著的内容、作者的经历等做介绍和考证，而是对作者的学术观点进行阐释，对希腊罗马历史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其逻辑的严谨性，观念的前瞻性，理论的深度广度，都显示出先生非同一般的学术功力。即使现在，仍对学术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性，不失其学术价值。
王以铸先生与商务印书馆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关于世界古代文明史的经典译著大部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着手翻译希罗多德《历史》，直至2010年《战争史》正式出版，先生见证了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从无到有，从起步到蔚为大观的出版历程。王以铸先生正是该套丛书最早的谋划者和参与者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提出要策划以全面介绍和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为目的的世界社会科学学术名著的选题。先生参加了这一选题的拟定，随后又和几位学者代表国家级出版社，拿着中宣部的介绍信，到中南五省（两广、两湖和河南），亲自调研，广泛征求该地区高校和有关学术机构学者专家的意见，并调查各地的外语翻译力量。可以说，这些都为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整体出版，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尤为可贵的是，先生身体力行，亲力亲为，主动承担了难度极大的古典学术名著的翻译工作，其所译的大部分图书均收入了该套丛书中。
其实，王以铸先生与商务印书馆结下的不只是半生缘，他与商务的缘分更早的还要从他的幼年说起。先生曾说，“南开和商务是我成长道路上和我有血肉联系的两个光辉的名字”。他所说的南开是他曾经就读并教过英语的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作为全国名校，为国家培养出大批人才，先生为之骄傲。而商务印书馆对于先生的感情，在他看来，则是因为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写道：“1929年我入小学，用的便是商务的新学制课本（已不是“人手足刀尺”式的旧式启蒙教本），商务被炸之后在瓦砾中重新奋起，出了一套复兴教科书，记得教科书封面上就印着商务被炸后断瓦残垣的惨状，使我们这些小学生对国难终生不忘。总之，南开和商务保住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中国不亡，南开和商务也有一份功劳。”（《战争史·译者赘言》）
几十年的交往，王先生与商务几代编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有些编辑早已退休，甚至作古，如我应算是与先生接触的最晚的几拨编辑之一。我们大家都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他的治学态度和奉献精神，其诲人不倦、勉励后学的热情更让我感动。记得有一次先生来馆送校样，看到我正在编辑加工蒙森的《罗马史》译稿，便情不自禁地跟我谈起来。他说，你知道蒙森和《罗马史》有多重要吗？蒙森凭借这部《罗马史》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大家都知道现在诺贝尔文学奖多有影响吧？我要告诉你的是，蒙森190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已经是蜚声欧洲的大学者，而诺贝尔文学奖才刚刚起步，是诺贝尔文学奖沾了蒙森的光，而不是蒙森沾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光。换句话说，是蒙森提高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声，而不是相反。
商务的编辑们每每谈及先生，最多的是他关注中国的翻译事业，关注古典学术研究，关注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听闻有位编辑去家中拜访王先生，畅谈之中，谈及目前的译书现状，先生颇有感触，有喜有忧。回顾自己当初翻译的艰难，完成的译稿几乎被毁，几经周折才得以出版，很庆幸现在的便利和宽松时代；忧虑的是，目前的译者追求快，质量不能保证。学术考核只认论文，使得一大批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翻译工作。这是缺乏长远眼光的表现，还不如民国时期的严复有远见，让人痛心。情急中，年近八十高龄的先生主动要求再翻译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伯瑞的七八十万字的《希腊史》，而且说，他手脚不便，如果有助手，他口述译文，半年左右时间应该就可以译完。起初编辑以为先生只是随口一说，未想到，几天后，他打电话让编辑找些每页400字的方格稿纸，他已决定翻译此书。不料几个月后，先生摔了一跤，住进了医院，译稿终成憾事。
先生对商务印书馆有着不一样的情感和分量，商务印书馆也不时牵挂这位睿智长者。2017年商务印书馆120华诞，特别设立了作译者终身成就奖，即“商务印书馆创立120年致敬作译者”，王以铸先生成为12位获奖者之一。待我们把荣誉证书送至其病床前，先生频频点头，不时双手合十。后不久得知，先生决定把其译书的版权永久性地交给商务印书馆。先生的高风亮节，令人钦佩。王先生的老伴崔妙因也是一位译者，《罗马盛衰原因论》的译者婉玲即是她。《喀提林阴谋 朱古达战争》《战争史》的部分译稿也出自她的译笔，王先生作了修改和补译。这位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一直从事中学教育工作。但王先生谦逊地说老伴的中文水平使得她可以胜任一定的翻译工作。细读崔先生译文，远非一般译者所比。伉俪情深，相扶相携，先生是幸福的。王坪若是先生长女，曾被评为北京“孝星”之一，正是她的悉心照料，先生才安享晚年。
2019年6月18日，王以铸先生因病去世，尊先生遗愿，丧事从简，从其女儿口中得知王先生离世消息，已是几个月后了。王先生1925年出生，享年95岁。先生为中国学术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铭记，激励后辈继续前行。
【本文首发于2020年1月16日《南方周末》，作者为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3月28日发于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