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妻》：一份爱的病理报告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董启章的《爱妻》是一部典型的学院式小说，全书由《爱妻》与《浮生》两部分组成。《爱妻》部分讲述中文系教授“我”佘梓言在作家妻子龙钰文远赴英国剑桥访学期间，两人通过往来邮件和电话交流文学与日常生活琐事，其间穿插“我”与女学生探讨妻子的小说创作以及女学生的剧作家男友陷入创作瓶颈。在此过程中，佘梓言逐渐感到身体与灵魂之间难以协调，终在年轻科研专家YH的建议下通过数据重构和意识下载摆脱情感困惑。
《浮生》部分置换了《爱妻》部分的人物关系，妻子是中文系教授，“我”其实是作家，《浮生》成为两个人意识互动后写成的故事。《爱妻》部分与《浮生》部分既互为独立，又有联系。两者形成了互为表征的互文关系：《浮生》部分成功解构了《爱妻》部分建构起的关于爱的谎言，终让《爱妻》成为一部精神分析学的病理报告。
在《爱妻》之前，董启章已有两部辨析心身关系的力作：《心》和《神》。《心》《神》《爱妻》三部作品合在一起，组成了董启章个人的“精神史三部曲”。《爱妻》将科幻元素大胆融入爱情故事，曾获2019年台北书展大奖小说奖和第八届红楼梦长篇小说奖决审团奖。杜克大学教授罗鹏称“《爱妻》用一种失落跟替代的辩证对立来探索一些有趣的记忆、意识、跟身份的问题。”
《爱妻》内容驳杂，如同一份包罗万象的记事簿，将邮件、谈话、评论（能够读到作为中文系教授的董启章对朱利安·巴恩斯、叶灵凤、托尔斯泰等的犀利评论）等形式各异的文本拼贴在一起，同时借助典型的“元小说”（关于小说的小说）技法在文本内部形成自我映射与解构的关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文本与现实交互，梦境与真相勾连，让人难以辨清叙述者叙述的真假。这种具有鲜明后现代倾向的写作方式，无疑会让读者如坠云里雾里，又从中获得阅读快感。
我在阅读的时候，实则想到了纳博科夫。纳博科夫喜欢在序言中声明小说的虚构性，以此消解现实加诸在小说文本上的道德束缚。《洛丽塔》又名《一个白人鳏夫的自白》（来自《洛丽塔》序言），可以看成主角亨伯特·亨伯特亲手写下的回忆录，是他为自己的变态行为做出的自我辩白。《爱妻》部分实则也可以看成一份关于爱的病理报告，从中能够窥探出主角佘梓言的心理症结。
除了文本上鲜明的后现代特色将我们引至病理报告之外，小说独特的叙述风格也在加强这重印象。《爱妻》文本的独特性体现在它具有明显的日本私小说的风格，叙述者如同写日记那般展开对日常生活事无巨细的记述，类似于日本私小说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日本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故事，内容往往是叙述者抒写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作家久米正雄有一个著名的说法：私小说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私小说的特征在于叙述者与自己发生对话，形成一种亲切的“私”密感。读者阅读私小说，往往会油然而生一种窥探他人隐私的负罪心理，这是私小说的魅力，也是其价值所系：揭露人性深处的阴暗与丑陋。
与此相对，西方小说中发生对话的双方往往是叙述者与某位不存在的理想读者，叙述者写下的文字乃是说给那位读者听的。现实生活中的读者作为阅读小说的主体，将被代入这位假想读者的位置，与叙述者发生对话。这是西方小说的叙述者之所以给我们强烈的自我意识，西方小说的文本之所以具有强烈辨析色彩的原因。
说到底，私小说是类似于日记的文体，而西方第一人称小说乃是辩论式的文本，本质差异即在于此。在此之间，还有一种典型的以“讲述”而非“叙述”为驱动方式的中国式小说，源自中国古典小说讲故事的传统。中国式小说往往缺乏叙述者，小说文本的声音往往是小说家本人发出的声音。
《爱妻》既非传统中国式空缺叙述者的叙述类型，也非西方具有强烈自我辨析色彩的叙述模式，它给读者一种强烈的日本私小说的趣味。《爱妻》中的叙述者执意留下一份看似真实、实则满是谎言的文本，目的是为了在文字的世界里解除自己的精神困惑。写作对他来说是某种疗愈，如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梦是对某种潜在欲望的实现。
类似于梦境源自现实经验的变形和移置，《爱妻》部分的文本也是在现实素材的基础上经过变形和移置后得到的，这使得《爱妻》能够成为一份值得被精神分析的病例。其背后折射出的是作为叙述者的“我”在心理层面深陷的精神困境——他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故而只能以这种“说谎”的方式强行将自己纳入正常的范域。这些谎言的揭穿赤裸裸地发生在《浮生》部分。
事实上，《爱妻》中的佘梓言做了与《洛丽塔》中的亨伯特·亨伯特相似的事情，但又有所不同。如果说亨伯特很清楚自己做的供述乃是给自己开脱的“伪证”，那么佘梓言则没有这种意识，他活在自我构建的幻觉之中。亨伯特写下的自白是给别人看的，而佘梓言留下的文字则发生在自我交流和建构的内部，是一种自我对话。这进一步凸显出佘梓言心理症候上的复杂性，也是《爱妻》这本小说的价值所在之一。
@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