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西班牙，青年们的血肉没有抵住法西斯的萌发
前面的话
很惭愧，对西班牙内战的兴趣是在看海明威和玛丽·盖尔霍恩（戳←）的八卦时萌生的。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有很多地方值得一提：
约2800名美国人通过各种方式来到这里，其中750人死亡——比美军在20世纪任何一场战争中的死亡率都要高得多；
在那三年里，它登上《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次数超过1000次，比“罗斯福总统”或者“纳粹德国的崛起”等其他任何单一主题的头条数都要多；
国际志愿者蜂拥前往，帮助共和政府对抗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然而由于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国际纵队士兵的死亡率是共和军其他部队的三倍。
这场在后来被看做是“二战”序曲的战争更多是因为当时亲自参与其中的文化名人，而被留在了文学作品中。
虽然经过了不同风格和程度的文学处理，但你依旧能在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乔治奥威尔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还有帕索斯并不太成功的纪录片《西班牙的土地》中看到他们参战时的记忆。
亚当·霍赫希尔德的《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之所以值得一读，在于其角度独特。他从那些因为理想主义而自愿来到西班牙、投身他们坚信的正义和民主的美国之子（当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出发，展示了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和个人处于历史洪流之中的无奈与悲壮。
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会被提出的疑问应当是：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会志愿参与另一个国家的内战？
因为飞速发展的法西斯主义亟待受到挑战。那颗邪恶的种子即将疯狂长出藤蔓，但凡了解到这一点的青年都想去它萌芽的地方做点什么——霍赫希尔德始终让“道德因素”成为叙述历史时从未被忽略过的背景音。
值得一提的是，在描写人的故事时，作者没有模糊掉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他写了被驱除的佛朗哥是如何召集起摩尔人军团，并完成1.5万士兵这种历史书首次大规模军事空运行动的；写了西方各大国、苏联对于共产主义的想法；写了共和军和国民军是如何各谋生路，寻求盟友。大背景的清晰让读者更容易对其中的人物产生共情。
虽然不缺海明威和乔治奥威尔这样更为读者熟悉的名人，作者却选择了罗伯特·梅里曼作为故事的第一主角。
战前，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的研究生，战时，他是国际纵队“林肯-华盛顿营”的营长；在海明威的笔下，他是《丧钟为谁而鸣》男主角的原型；在国际纵队中，他是追求民主、崇尚自由这一理想主义的高度实践者，是这支志愿者队伍所有人精神的代表。他一生的故事在埃布罗河边成为传奇。
从前作《利奥波德国王的鬼魂》开始我就很喜欢作者的风格，这次的阅读体验依旧非常好。毕竟很多描写战争的非虚构作品，很容易让非专业玩家在各种陌生的地名和战役描写中昏昏欲睡。
《西班牙在我们心中》中，我对于他描写“战争”和“革命”关系的论述印象颇深，他直叙胸臆地表达了一种略带愤怒的惋惜——
尽管西班牙革命发生在地球上外国记者当时最为集中的地方，他们实际上却从未对这场革命着过任何笔墨……没有一个人愿意画上哪怕几天的时间，在一处被工人或是农民夺取的西班牙工厂、企业或农庄考察一下乌托邦的梦想是如何正在被实践的。
在革命与战争同步进行时，太多在现场的文化名人和媒体记者被极具画面的“战争”吸引了全部注意力，他们花费大量笔墨描写战场，而忽视了加泰罗尼亚地区先行一步进行的革命。
而这其实才是西班牙吸引众人到来的最初原因。
一个多世纪以来，理想主义者一直在梦想着一个财富均分、工人有其厂、农民有其田，以及，尽管方式有待确定但民主更加直接的世界。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些梦想中的很大一部分实际上已经在西班牙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周边地区和阿拉贡附近实现了……这场巨变的确被几千人遭受的屠戮深深玷污了，可是我们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一个实例，见证许多平时被当成空谈的梦想以如此大的规模照进现实，并影响几百万人的生活。
很多事情不是能够以简单的二分法处理的。
不仅仅是理想主义者认为的共和民主与右翼独裁的“正邪之战”，西班牙战争的背后更多是国际局势上纳粹主义的崛起，是英法美出于政治、经济和体制等多方面自我原因考量的结果。唯一愿意出售军火的苏联也从不是单纯地从“民主道义”的角度出发，不然国民军和国际纵队也不会拿到那些沙皇时期、无法使用的的“古董”枪支。
至于西班牙革命本身，当然也不是那么一片光明的。
它也可以细分成共和军和无政府主义者，两个不同信仰并没有因为面对更大的右翼敌人而协同合作，这种“革命之中的革命、内战之中的内战”都时刻提醒着人们，理想炙热且单纯，可是世界的运行从来都是复杂的。
要打一场复杂的机械化战争，一支听命于中央指挥、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一系列向一大批政党和工会组织拼凑成的机构分别报告的民兵部队有效率得多。
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梦想面临的问题更多。你很容易就能想到用鸡蛋换衣服的以物易物，可是，如果货物变成飞机零件或X光机呢?
无政府主义者想象中的世界在和平时期就很难维持，在一场没有退路的求生之战中更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即便西班牙革命的结局早已命中注定，一种不论在西班牙还是世界任何地方都再未出现过的极为不同的社会形态，的确成长并繁荣过好几个月。在当今经济愈发不平等的世界里，1936～1937年在西班牙短暂出现过的大批农业合作社、集体耕种的土地和工人控制的工厂与企业树立了一个诱惑力十足的迷人榜样，铺就了一条没有被人走过的道路。
平民、权贵、士兵、医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普通人好像只是不足为道的小小齿轮，但当历史成为历史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却如同一小块水渍，可以映照出整个天空。
国民军那边的情况值得关注的也不少，独裁者的粉丝好像还要更加有实际意义。
比如托基尔·里贝尔。他是德士古公司的创始人。在罗斯福政府层面保持中立，禁止向西班牙销售武器的禁令下，这家德克萨斯石油公司旗下的加油站公司巧妙地钻了空子，成为战时西班牙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商。
再后来，里贝尔甚至通过其所有的、本应是商业性质的国际海事情报网，帮助佛朗哥及其盟军的轰炸机准确袭击、摧毁了至少29艘共和国的油轮。
媒体的态度、民间商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表明了美国政府实际的态度。这种沉默更多是一种默许。时仍西班牙外交部副部长的说法非常直接：如果没有美国石油、美国卡车和美国贷款的话，我们根本无法赢得战争。
之后，托基尔·里贝尔继续支持独裁领袖，直到1968年，这位富有的“纳粹支持者”活到了86岁才寿终正寝。
高峰时期，有多达19000名德国人参与了西班牙内战，测试新武器的同时极大地锻炼了德军的实战能力：零部件供应链很长时，应该使车辆种类减到最少；轰炸机需要战斗机护航，飞行员需要针对恶劣天气和夜间飞行做额外训练；坦克性能需要提升方能与苏联坦克匹敌……
西班牙成了德国实践新式武器的试验场——这就能够解释那些毫无必要的轰炸到底为何发生。
每次大型空袭行动过351后，禿鹰军团的飞行员都会拍摄航空照片，研究学习采用不同作战策略产生的结果，并向国内发回详细报告。有时候，他们会故意对己方军队前进路上的孤立城镇发动空袭，以便地面部队能在占领该地点后对轰炸效果做出评估。
1938年，从巴伦西亚附近的四个小村庄遭遇的猛烈空袭中死里逃生的当地居民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为攻击目标：本地并没有共和军的集结兵力、工厂或军事基地。几十年后，人们在当年的德国档案中找到了一份50页的报告，里面的65张照片ー一分别在轰炸前、轰炸中以及轰炸后拍摄时，鹰军团正在对斯图卡俯冲轰炸机的新型号进行试验，投放了500千克(1100磅)炸弹。
“从来也没有过如此之多的人，来自不同国家，忤逆母国政府的意志，为了心中的信念，来到异国他乡为之战斗。”这是在巴塞罗那，国际纵队离开时的一次正式告别。
随着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相继陷落，希特勒正式展开他的计划。国际纵队离开后不久，西班牙共和军彻底失败。1939年3月31日，国民军占领西班牙全境。再随后，二战正式席卷了全世界。
历史回溯到这里，总是让人忍不住去想象一个假设：如果西班牙共和国获胜，之后会发生什么？
霍赫希尔德试着就这个问题做出解答。他认为，整个欧洲的命运并不取决于这场内战，但“如果西班牙共和国取胜，西班牙人将不需要忍受佛朗哥36年的残酷独裁统治。”
我特别喜欢结尾处的处理。在<眼泪的味道>和<祈祷>两个章节，作者对故事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在离开西班牙内战后的人生状况做了总结。
除了被单独点名出来的文化新闻界人士，更多人是以“国际纵队老兵”的身份继续日后的生活：在美国加入二战后，超过425民林肯营老兵进入美军服役，上千名其他国家的国纵队老兵为同盟国作战。
斯大林认为“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100万人死亡只是个数据”，但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些人，在这样一场冰冷残酷的站长中，他们致力于理想和自由本身，不惜牺牲生命，并用实际行动做出实践的行为是人性光芒最动情的体现。
消失在埃布罗河边的梅里曼的“最后时刻”，最终在和他并肩作战过的伙伴们的记忆中被拼凑了出来。
还有一个更加平凡的小伙子，菲尔·沙克特，和众多想尽办法抵达西班牙战场的普通小兵一样，他无声无息消失在废墟里：没有遗骸、没有死亡地、没有遗言。但他并没有被世人忘记，他活在家族的怀念里——
2012年，他的侄女第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我感觉自己和菲尔叔叔是那么近，我告诉他，他从未被忘记。我告诉他，我们为他的善良和理想主义精神感到骄傲，与他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相比，现在世界已经变成了在政治上要复杂得多的存在。我告诉他，他来到西班牙加入林肯营的希望，因为相信能让世界变得更加公平自由而倾尽所有的意愿——这种自告奋勇、满怀希望的精神，成了深刻启发世人的源泉。”
他们应该被铭记。因为这是全世界已经、正在或即将经历苦难和悲剧的人们，在抗争和反击中感到悲伤的全体情感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