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死屋手记》与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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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该下地狱的人吗?
——夏尔·波德莱尔
1850年1月,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新来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个不高大也不英俊的年轻人,他那张带着雀斑的病恹恹的脸,还未塑造成日后广为人知的清癯线条,小小的凹陷的灰色眼眸里,还透不出日后深邃冷峻的神采,只是将帽檐盖住宽广的额头,默默盯住地面。这人是个略有名气的小作家,时年29岁,名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四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处女作《穷人》一鸣惊人,被别林斯基等大家盛赞为果戈里式的“小天才”,一时间蜚声文坛。然而这种荣光,随着他之后几部作品的冷遇而迅速黯淡,照此下去,这位新人也许就在文学论战和同行排挤之间,渐渐泯于庸常。然而上天,绝不会令一位天才放任如此,无论用怎样残忍的手段。

1849年,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一批“革命党”被捕,这便是所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枪决执行前最后一刻,死刑改为苦役,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自此从文坛消失了十年。
西伯利亚岁月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转折点,四年囹圄中他没有过片刻独处,除了《福音书》无书可读,苦役同样严重损害了健康,癫痫症日益加重,折磨了他整个余生。更重要的是,这段岁月颠覆了他早年所有贵族式的空泛理想,那个深刻、复杂、残酷却令人欲罢不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俱是从此发端。
1859年(苦役之后,他又服了六年强制兵役),沙皇恢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作品的权利,1860年他重返圣彼得堡,再度开始创作。次年,他开始连载一部西伯利亚的“回忆录”:《死屋手记》。
非典型“手记”
关于《死屋手记》的体裁,自问世伊始,一直存在着长久的争议:速写、个人回忆录、“某种特殊类型的小说”,还是集体性纪实文学?毋庸争议的是,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这种体裁的先河,这部看似不加修饰的“原生”回忆录,契合了当时俄语文坛盛兴的“随笔”热,是虚构与写实极具技巧性的独特结合,可谓一部具有高超文学技巧的“反小说”。
和其他“随笔”作品一样,《死屋手记》旨在营造一种“真实”印象,叙述者从最初接触时的冲击(《最初的印象》),到感知个体人物(《彼得罗夫》),再到第二部分松散的归类主题,随着章节推进,开篇时鲜明的叙述者,也逐渐融入死屋的日常生活,消失在背景之中。而对时间刻意的模糊处理,也令封闭空间和一成不变的日常状态,形成一种单调的循环,带来一种有趣的失真体验。所有这些“动态”写法,都令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浸入感”,于是几乎无意识之间,便与叙述者产生了深刻的共情。
《死屋手记》有两个叙述者,导言中的“编辑”和名义上的作者、杀妻犯彼得罗维奇,这样的结构,除了为避免审查部门的麻烦,同样也构建出写作的情绪落差:引言中那个伤痕累累、不堪重负的彼得罗维奇,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经历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在多年的强迫集体生活里,无数被逼到道德死角、被逼到绝望极限的作家,通过这样的开篇,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情绪宣泄,以此避免让整部作品沦于悲观和灰暗。最终走出囹圄的,不是彼得罗维奇,而是真正的叙事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于是也许生平唯一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一部近乎托尔斯泰式的、调和理想与现实的作品。他日后小说中 “过分不必要的残酷”,被置于一种恰到好处(被读者需要)的程度,作为个人风格的心理分析,也在平静的叙事里审慎而适可而止——更重要的是,这部手记中蕴藏的善的感染力,以及对希望最深刻、最真诚的信念,赋予它一种温和的色调和人道主义光芒,令读者遗忘了卑微、冷酷和绝望。有趣的是,正是这些“非陀氏”因素,让《死屋手记》备受欢迎,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它始终是他最著名、最受认可的作品。
然而也正是这不同寻常的艺术风格,令人往往忽略了这部“另类”作品中,与日后一以贯之的“陀氏”因素——这部非典型的《死屋手记》,看似一条光芒的小径,却正是通向那个“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美妙世界的起始点。

罪与罚
流放西伯利亚以前,犯罪主题从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出现,而那段囹圄岁月之后,“犯罪”成了他所有作品中的从不缺席的常驻演员。苦役营的所见所闻,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素材源泉。
《死屋手记》中着重描写的几个人物,皆有真实人物对应。一位是帕维尔·阿里斯托夫,就是小说中那位毫无道德的“A”,《罪与罚》中的贵族浪荡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就以他为原型。另一位就是书中“弑父者”,此人的原型名叫伊林斯基(D.I.Ilyinsky),他的故事日后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节。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惩罚与痛苦、希望与自由的奇怪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徘徊在对恶的厌恶和对恶的必然性的认可的天秤两端,终其一生,他都在同对恶的肤浅的、表面的态度作斗争。惩罚治愈不了心灵,不能令人改邪归正,相反,它摧毁所有的心灵前景,苦牢无法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只能导致难以忍受的空缺。然而就在这种痛苦的、只能在自己内心旅行的厄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他的阵地。于是在他笔下,呈现出了最典型却也最鲜活的“恶”,也同时成就了最矛盾却最迷人的人性,就像齐奥兰所言:“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你为自己不是一个圣人或者罪犯愧疚不已,这是两种自我毁灭的方式。”
无意识冲动与非理性力量
“死屋”的生活里,圣徒和堕落者比邻而居,理性和疯狂瞬息变换,苦役生活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独一无二的视角,让他可以研究极端状态之下的人们。《死屋》中有太多关于无意识冲动的精彩描述:辛苦积攒整年的金钱,一夕买醉用尽;隐忍数年的“理智型”犯人,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用最疯狂的行为回应……这所有的非理性行为,看似荒谬而匪夷所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凭借其惊人的直觉,感受到了这些疯狂表象下深刻的人性意义。
人类的心灵,有着肯定自身和维护尊严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可抑制、不容商榷,当无法找到正常出口时,就会以各种非理性甚至自我毁灭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可怕的离经叛道,只是人的真正需求的产物,这种人性中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成了他余生中迷恋的主题。而这些经验也使他意识到,理性在危机状况时软弱无力而微不足道,于是至此开始,他信仰的天秤,渐渐远离了“理智”,向宗教靠拢。
信仰危机与“马列伊的梦”
在苦役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经历过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被迫与农民罪犯的接触,让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早先关于俄国农民和社会政治的“理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无情的阶级仇恨造成的心痛、永远被“敌人”包围的孤独感,导致了他整个心理-情感平衡的崩溃。
这种苦痛在《死屋手记》中一笔带过,只留下一点弦外之音的暗示。直到在《作家日记》的“农夫马列伊”(1876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补全了这个“重生之谜”。
马列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农奴,在他儿时无私地保护过他,在苦牢中某个难眠之夜,这段童年记忆悄然复苏。与此一同复活的,还有他对俄国人民的信仰,以及重新“发现”的东正教。这个“神谕”看似没有多少说服力,然而信仰也无需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想从人民那里寻求宽恕,因而需要一种信仰,可以“从沉积的野蛮中分离出美”,在可怕表象之下寻觅到救赎的标志。
对这场危机的化解方式,成为他重生的支点,在他日后的作品里,宗教价值永远高于社会价(比如司法公正)。因为他深信,在牢狱里也依旧能够存活的宗教,才是俄国人民生活的基本准则,而非其他 “时髦”的社会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探索者,因而总是避免做归纳。他从不强求读者向自己的观点靠拢,从不为观察而观察,他的作品,诞生于思想与时间的相遇,就好像厄运之下的死屋,重生的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