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的《死屋手记》与典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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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欢该下地狱的人吗？
——夏尔·波德莱尔
1850年1月，西伯利亚鄂木斯克监狱新来了一批政治犯，其中有个不高大也不英俊的年轻人，他那张带着雀斑的病恹恹的脸，还未塑造成日后广为人知的清癯线条，小小的凹陷的灰色眼眸里，还透不出日后深邃冷峻的神采，只是将帽檐盖住宽广的额头，默默盯住地面。这人是个略有名气的小作家，时年29岁，名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四年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处女作《穷人》一鸣惊人，被别林斯基等大家盛赞为果戈里式的“小天才”，一时间蜚声文坛。然而这种荣光，随着他之后几部作品的冷遇而迅速黯淡，照此下去，这位新人也许就在文学论战和同行排挤之间，渐渐泯于庸常。然而上天，绝不会令一位天才放任如此，无论用怎样残忍的手段。
1849年，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一批“革命党”被捕，这便是所谓的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枪决执行前最后一刻，死刑改为苦役，他被流放西伯利亚，自此从文坛消失了十年。
西伯利亚岁月无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转折点，四年囹圄中他没有过片刻独处，除了《福音书》无书可读，苦役同样严重损害了健康，癫痫症日益加重，折磨了他整个余生。更重要的是，这段岁月颠覆了他早年所有贵族式的空泛理想，那个深刻、复杂、残酷却令人欲罢不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俱是从此发端。
1859年（苦役之后，他又服了六年强制兵役），沙皇恢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作品的权利，1860年他重返圣彼得堡，再度开始创作。次年，他开始连载一部西伯利亚的“回忆录”：《死屋手记》。
非典型“手记”
关于《死屋手记》的体裁，自问世伊始，一直存在着长久的争议：速写、个人回忆录、“某种特殊类型的小说”，还是集体性纪实文学？毋庸争议的是，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创了这种体裁的先河，这部看似不加修饰的“原生”回忆录，契合了当时俄语文坛盛兴的“随笔”热，是虚构与写实极具技巧性的独特结合，可谓一部具有高超文学技巧的“反小说”。
和其他“随笔”作品一样，《死屋手记》旨在营造一种“真实”印象，叙述者从最初接触时的冲击（《最初的印象》），到感知个体人物（《彼得罗夫》），再到第二部分松散的归类主题，随着章节推进，开篇时鲜明的叙述者，也逐渐融入死屋的日常生活，消失在背景之中。而对时间刻意的模糊处理，也令封闭空间和一成不变的日常状态，形成一种单调的循环，带来一种有趣的失真体验。所有这些“动态”写法，都令读者产生了强烈的“浸入感”，于是几乎无意识之间，便与叙述者产生了深刻的共情。
《死屋手记》有两个叙述者，导言中的“编辑”和名义上的作者、杀妻犯彼得罗维奇，这样的结构，除了为避免审查部门的麻烦，同样也构建出写作的情绪落差：引言中那个伤痕累累、不堪重负的彼得罗维奇，代表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役经历的另一个方面——这个在多年的强迫集体生活里，无数被逼到道德死角、被逼到绝望极限的作家，通过这样的开篇，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情绪宣泄，以此避免让整部作品沦于悲观和灰暗。最终走出囹圄的，不是彼得罗维奇，而是真正的叙事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于是也许生平唯一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一部近乎托尔斯泰式的、调和理想与现实的作品。他日后小说中 “过分不必要的残酷”，被置于一种恰到好处（被读者需要）的程度，作为个人风格的心理分析，也在平静的叙事里审慎而适可而止——更重要的是，这部手记中蕴藏的善的感染力，以及对希望最深刻、最真诚的信念，赋予它一种温和的色调和人道主义光芒，令读者遗忘了卑微、冷酷和绝望。有趣的是，正是这些“非陀氏”因素，让《死屋手记》备受欢迎，实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时，它始终是他最著名、最受认可的作品。
然而也正是这不同寻常的艺术风格，令人往往忽略了这部“另类”作品中，与日后一以贯之的“陀氏”因素——这部非典型的《死屋手记》，看似一条光芒的小径，却正是通向那个“典型”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美妙世界的起始点。
罪与罚
流放西伯利亚以前，犯罪主题从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出现，而那段囹圄岁月之后，“犯罪”成了他所有作品中的从不缺席的常驻演员。苦役营的所见所闻，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素材源泉。
《死屋手记》中着重描写的几个人物，皆有真实人物对应。一位是帕维尔·阿里斯托夫，就是小说中那位毫无道德的“A”，《罪与罚》中的贵族浪荡子斯维德里盖洛夫，就以他为原型。另一位就是书中“弑父者”，此人的原型名叫伊林斯基（D.I.Ilyinsky），他的故事日后成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要情节。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够近距离地观察惩罚与痛苦、希望与自由的奇怪关系。终其一生，他都徘徊在对恶的厌恶和对恶的必然性的认可的天秤两端，终其一生，他都在同对恶的肤浅的、表面的态度作斗争。惩罚治愈不了心灵，不能令人改邪归正，相反，它摧毁所有的心灵前景，苦牢无法引起精神上的痛苦，只能导致难以忍受的空缺。然而就在这种痛苦的、只能在自己内心旅行的厄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找到了他的阵地。于是在他笔下，呈现出了最典型却也最鲜活的“恶”，也同时成就了最矛盾却最迷人的人性，就像齐奥兰所言：“莎士比亚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你为自己不是一个圣人或者罪犯愧疚不已，这是两种自我毁灭的方式。”
无意识冲动与非理性力量
“死屋”的生活里，圣徒和堕落者比邻而居，理性和疯狂瞬息变换，苦役生活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独一无二的视角，让他可以研究极端状态之下的人们。《死屋》中有太多关于无意识冲动的精彩描述：辛苦积攒整年的金钱，一夕买醉用尽；隐忍数年的“理智型”犯人，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用最疯狂的行为回应……这所有的非理性行为，看似荒谬而匪夷所思，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凭借其惊人的直觉，感受到了这些疯狂表象下深刻的人性意义。
人类的心灵，有着肯定自身和维护尊严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可抑制、不容商榷，当无法找到正常出口时，就会以各种非理性甚至自我毁灭的形式喷薄而出。这些可怕的离经叛道，只是人的真正需求的产物，这种人性中的矛盾和不可调和，成了他余生中迷恋的主题。而这些经验也使他意识到，理性在危机状况时软弱无力而微不足道，于是至此开始，他信仰的天秤，渐渐远离了“理智”，向宗教靠拢。
信仰危机与“马列伊的梦”
在苦役早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经历过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被迫与农民罪犯的接触，让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早先关于俄国农民和社会政治的“理想”，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幻觉。无情的阶级仇恨造成的心痛、永远被“敌人”包围的孤独感，导致了他整个心理-情感平衡的崩溃。
这种苦痛在《死屋手记》中一笔带过，只留下一点弦外之音的暗示。直到在《作家日记》的“农夫马列伊”（1876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补全了这个“重生之谜”。
马列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农奴，在他儿时无私地保护过他，在苦牢中某个难眠之夜，这段童年记忆悄然复苏。与此一同复活的，还有他对俄国人民的信仰，以及重新“发现”的东正教。这个“神谕”看似没有多少说服力，然而信仰也无需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想从人民那里寻求宽恕，因而需要一种信仰，可以“从沉积的野蛮中分离出美”，在可怕表象之下寻觅到救赎的标志。
对这场危机的化解方式，成为他重生的支点，在他日后的作品里，宗教价值永远高于社会价（比如司法公正）。因为他深信，在牢狱里也依旧能够存活的宗教，才是俄国人民生活的基本准则，而非其他 “时髦”的社会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一个探索者，因而总是避免做归纳。他从不强求读者向自己的观点靠拢，从不为观察而观察，他的作品，诞生于思想与时间的相遇，就好像厄运之下的死屋，重生的西伯利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