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德意志

1554年马丁克鲁西斯在他的《年代记》中举了一个奇特的例子，而这个故事引自更古老的编年史。那时在士瓦本乡下游荡着一些云游者，他们在海边把黄色的网悬挂在肩上，声称可以司掌农产品的价格，拥有强大的力量……或许他们就是本南丹蒂（benandanti）。

当1525年上士瓦本地区的起义者团结在十二条款的号召下，这场运动就不仅仅是造反、暴动、动乱。旗帜鲜明地争取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利，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纵使这场运动间或披着神学的外衣。
幸福不仅仅是上天赐予的，坚信上帝抛弃犹太人正拣选新选民的中世纪人对于基督教的热情是无与伦比的，加尔文和路德代表的新教伦理正是激励他们前进的天使。彼得•布瑞克则建议我们先放下宗教，其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这一种阐释对于当下的中国三农问题是不是确有实效，尚不得而知。但译介者在译序中表达的感情却是直露滚烫的：“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过程……它是农村与城市的互动……农民具有改革农村秩序的能力”。
这一对1525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究竟折射出怎样的光彩？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东西德对峙情势之下的此书，不可避免地侧身于两大阵营的对立中。一方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坚持的经济社会分析和阶级斗争说，另一方则是西方“政治运动学说”；两派的观点皆有理，也都有缺陷：“政治运动学说”下的农民战争发端于领主统治权的兴起，并非是宗教改革的附庸；而马克思主义者固然把农民大众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但在其整个社会衍化的庞大框架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格外渺小卑微。
布瑞克的观照在第七和第八章的命名上表露无遗：“作为普通人起义的农民战争”与“作为一场革命的普通人起义”。对于革命，汉娜•阿伦特直言“只有出现同情新事物并且这些新事物和自由的思想相关联，我们才有权谈论革命”，没有群众基础、使用武力、形成未来国家和社会的新思想就难以称其为“革命”，就这一点而言，1525年革命当之无愧，十二条款每一行都指向着民主、自由与平等。
相较而言，四个世纪后发生在德国大地上的另一次运动，就很难称之为“革命”，即使其具有“革命”的某种表相：迅捷而激进。
1933年，纳粹帝国内政部长在一份传达给帝国最高机构的备忘录中写到：“在推翻了多党派的国家以后，希特勒问候语已经成为全德意志的问候。”1934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法、英两国的代表团在开幕式入场时也伸出右臂向东道主致意，1935年的《图解杜登德语大词典》中，希特勒问候语赫然在“问候方式”图解中位列第一。
不使用希特勒问候语的结果是谩骂和羞辱，拒绝行礼的人即使侥幸逃脱逮捕，也很难不被周围的群氓围攻。“上帝问候你”、“上帝祝你早上好”被极权的铁手一把甩开，连最常用的缩写形式“祝你早安”、“早安”、“早”都被那一只只升起的右臂所取代，当然，偶尔也有些人性的未泯，对于右手不便的人来说，宽宏的方式是换左手。
如此规模巨大的“唯名”规定和语言政策上的变革在历史上仅有一例。然而它的徒子徒孙却绵延不绝，原先交往场景中的第三方——上帝，现在可以堂而皇之地换成任何一个制裁者的名字：“以XX的名义发誓”、“向x主席保证”、“xxx万岁”，分明遥远而又熟悉。
但最可怕的不是这个，原先将上帝作为相遇的保护者的社会契约，慢慢演变成了“希特勒——保护者/距离”这样的吊诡形式，问候既是克服距离的手段，又变成了保持距离的工具，好似塔利班掌控下的电信部门的职责：严防互联网在阿富汗境内的使用！
不信任和告密是黑死病一样的灾难，“小心，敌人在偷听”不仅写在公共场所的墙上也深深地刻在每一个德国人的心里，单凭一种意识，觉得自己可能遭受怀疑，就足以使大众交往环境充满“自我审查”的空气，而作茧自缚之后则是圈子越走越死，自我审查的愈发严格，杯弓蛇影，最后崩溃。
爱弥尔•涂尔干在《自杀论》和《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中探讨了自杀与杀人等犯罪的关系，并非所有的自杀都跟杀人有关。因失范导致的自杀则有两种可能，向内坍塌是自杀，向外坍塌就有引发犯罪的危险。杀人作为犯罪的极端化变相，实际上与利他性的自杀颇有相通之处。当一个人不重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他是不可能重视别人的生命的，而自戕和杀人与否都和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当社会整体性失范的时候，犯罪的存在就变成了替罪羊，它转移了大众的视线和怒火，能使得人群凝聚——在这点上犯罪的效果跟外敌入侵极为相似——促进凝聚力的加强和人群内部认同的深化。当人们去处置犯罪者给予刑罚的时候实际上凸显了自身的道德优越性。
以这样的观点再来看民众对于推行希特勒问候语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为，抗拒行礼者即越轨者让群氓认识到彼此的不同，由此产生的打击和谩骂实则意在藉此重申倚靠政权后取得的“道德优势”与社会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