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史论札记 (更新中)

此文是内藤湖南《中国史学史》一书的读书笔记。对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论断，加以记录。

关于“史”字

“史”在甲骨文上已经出现，因此，殷代已有“史”。关于“史”，《说文解字》谈到：“史，记事者也。手又持中。中，正也。”这是从史字的古文字形方面来解释的。但是中是否代表“中正”之意，颇为可疑。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把“中”解释为官府的簿书。古时有“治中”的职官，又有“受中”的用语，中即为簿书之意。内藤湖南和王国维都赞成这个观点。至于“中”何以解释为簿书，两个人都认为来自古时的乡射礼。《周礼.春官》曰：“凡射事饰中舍筭”。据《仪礼.大射礼》，执掌射箭礼仪的司射，命“释获者”设置“中”，大史释获，小臣师手持“中”。大史将八筭置于“中”，再把剩余的筭横向摆放。所以释获，就是计算射箭所命中的数目的意思。一次命中就叫做释一筭。那么“中”便是盛筭的器物（相关原文：遂命释获者设中；以弓为毕，北面。大史释获。小臣师执中，先首，坐设之；东面，退。大史实八筭于中，横委其馀于中西，兴，共而俟。司射西面命曰：「中离维纲，扬触，捆复，公则释获，众则不与！唯公所中，中三侯皆获。」释获者命小史，小史命获者。司射遂进由堂下，北面视上射，命曰：「不贯不释！」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释获者坐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兴，执而俟。乃射。若中，则释获者每一个释一筭，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馀筭，则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筭，改实八筭于中。兴，执而俟。三耦卒射。）。

根据同样的记述，筭被认为是像御签一样的竹棒。王国维还进一步推断，筭、简、筴、筹在制作方法上是相同的，而且在丧礼、天文中，计算用的都是筭。既然筭和简本来就是差不多的东西，那么用来盛筭的器具也能用来盛简，简的数量多了就可以把它们编起来，称为“篇”，又称为“策”。因此，“中”既可以是用来盛筭的形状，也可以是盛简策的形状。内藤湖南对这一点表示了反驳，认为古代武事比文事更重要，“史”字应该解释为手持武器的样貌。因此“中”的本义只是盛筭（用来计算射箭）的形状，盛简册的形状只是引申义。

评论：“史”字说到底，应该还是表示手持武器的样子。“中”之形，近似于斧钺。古代的射礼本来也是武事衍生而来，所以两者有关联也是自然的。至于“史”字，常与“士”“事”互通，而“士”一字在甲骨文里也是手持斧钺状。所以“史”字最初，大概还是代指统治阶级的办事官员。这一点可见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周代官制

关于周代官制，最全面的书当属《周礼》，为古文经。其它涉及周代官制的书，有《荀子.王制》、《礼记.王制》、《国语》、《孟子》等。《周礼》虽是古文，但较为晚出，常被认为是伪书。内藤湖南以为《周礼》并不全真或全假，而是真假参半，对于其中的内容要与其它经书（《尚书.曲礼》、《礼记.王制》）进行比较后加以决定。

六艺

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易》普遍认为是古代卜筮制度的遗存。《易》主要代表的是“筮”的那一部分，而关于“卜”的内容，则没有流传下来。可以认为是在古代卜筮制度的基础上加以增改，引入了当时流行的数学内容，而成立的一家之言。

《尚书》有今文、古文之说。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有一些应该是流传下来的，另外一些则是后世编纂的，典、谟、贡、范四篇是其中最可疑的。内藤湖南认为《尚书》是儒家为了与其它诸家对抗，而加以炮制的作品。《尚书》的编纂，最初应该是以《周书》的五诰为主，以周公的内容为中心，即复兴周代礼乐的理想。但是自孔子编纂《春秋》是为了尊鲁为王的思想出现后，便加入《费誓》了周公之子即鲁之鼻祖伯禽的内容，由此开始了《尚书》的第一次编纂。同时，“孔子素王说”，即孔子为殷商之后的观点，让《尚书》里又加入了以殷为主的内容，如从《盘庚》到《微子》《洪范》之间的篇章。到了提倡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说的时代，又加进了《尧典》。在儒家于列国流浪求仕的时代，则在齐国增加了《吕刑》，在晋国或魏国加入了《文侯之命》，在秦国又加入了《秦誓》。由于这种编纂的宗旨，尚书与其它经书不同，似乎有承认霸道的意味。

《诗》又分为《风》《雅》《颂》。《雅》《颂》有实际的目的，即《雅》用于宴会，《颂》用于宗庙祭祀。至于《国风》，则是官府为了考察民俗而收集而成的。因此，《周南》《召南》称为“正风”，是周公、召公教化时所创作的诗。以下则为“变风”，反映了周朝的衰落。关于《诗》的形成年代，内藤湖南认为其中最早是西周末年的作品。此外，就《诗》的编纂来看，被认为有特别的寓意，如将《王风》列入《国风》反映了东周衰落，《周颂》《鲁颂》《商颂》则反映了以孔子为中心的道统观。《史记》、《考信录》都引用《诗》的内容，承认了《诗》的史料价值。

《礼》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仪礼》《礼记》属于今文，《周礼》属于古文。就成书顺序而言，则是《仪礼》《礼记》《周礼》。不论古文家或者今文家，都认为三礼是相互联系的，试图对其一并作出解释。内藤湖南则认为对其分别作出解释较好。就《仪礼》来看，流行的观点是孔子所作，因为在《礼记.檀弓篇》里能发现《仪礼.士丧礼》出于孔子之时的证据，而《仪礼.聘礼》和《论语.乡党篇》又很明显是互相联系的。也有观点认为《仪礼》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内藤湖南则认为，像《礼仪》这种比较完备的著作，不可能是成书于用铜器或简策记录的时代，而应该是由弟子门人逐渐添加、解释而成的（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朱子）。他还举释迦摩尼圆寂后才集结成《三藏》作比较。总之，在礼治发达的年代，似乎没有专门对礼作出完备记录的必要，这种必要性总是在礼治已经衰退后才产生的。同理，《礼记》则是对《仪礼》进行解释、笔记的产物。这种记和传一样，一开始都是经书的附属品，到了汉代复兴礼的时代，因为记的内容逐渐增多，学者们认为有另行立著的必要，因此就产生了《礼记》。其中又有派别，如《大戴记》《小戴记》。西汉学者对这两者不作区分，都认为是正统的。同时《礼记》中又把后来发现的有关礼的笔记（如《乡党篇》）加入文中，绍懿辰在《礼经通论》中对这些内容做了区分。《周礼》是三书中成书最晚的，常被斥为是伪书。内藤湖南认为先是孟子将对礼的不确切记忆加以润色，而集结成了《荀子.王制》，然后形成了《礼记.王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周礼》（《周礼》在结构上来说被认为和《礼记.王制》是有相似性的）。不能因为《周礼》包含有其它二书没有的内容，就因此断定其为伪书。就此时的礼书编纂过程来看，《周礼》可能是吸收利用了一些新的关于礼的笔记。内藤湖南依然举佛教经书小乘部“三藏”发展成大乘部的例子，对此进行说明。

《春秋》在今天有三传，《左传》《公羊》《谷梁》。关于《春秋》编纂的主旨，孟子有“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说法。当周朝鼎盛时，有从各地采取诗歌，了解民情的做法，即礼乐征伐，其成果即是《诗》。但是周朝衰落后，则是由孔子代行天子事，以微言大义的笔法编纂了《春秋》（孟子和公羊学者们都是如是认为的）。就《春秋》所本的编纂材料来说，孟子评论道：“其文则史”。也就是在往昔史官手中所据有的材料为基础，编纂了《春秋》。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春秋》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会同、朝聘、历日的内容，对这些进行记录应该就是以往史官的责任。在《春秋》之后，出于解释经书的必要，产生了传。《公羊》《谷梁》二传是经传不分离的，而《左传》是经、传分离的，一般这个区别认为是刘歆增补《左传》的结果（有争议）。就成书先后来看，内藤湖南认为越往后传的体例和义理也越规整有序，因此是先有《公》《谷》，再有《左》（一样，这是有争议的）。《公》《谷》为《春秋》作传本的是礼，即《公羊》之礼，《谷梁》之礼，这些礼与《礼》的记载并不一样，因此内藤湖南认为《公》《谷》反映了成书时期的礼治观点。到了汉代，因为公羊学“通三统”的思想，尤重《公羊》。

自孔子作为圣人的思想确立后，便出现了解释圣人经书的做法，《春秋》三传就是这种产物。此外还出现了用来解释《诗》《书》的字典，如《尔雅》。《易》中则已包含了对自己内容的解释，《说卦》《杂卦》《系辞》《文言》等。内藤湖南认为《易》本来不是儒家学派的作品，在战国时期为了与诸子对抗，而吸收了《易》这种具有哲学思辨色彩的书籍。

论语

总之，既然出现了“孔子素王说”这一类将孔子作为圣人的思想，那么记录孔子的言行也很有必要了。《汉书.艺文志》将《尔雅》《孝经》作为小学，即解释辞语的工具书，和《论语》一起附录于《六艺》，可见《论语》是被认为具有解释《五经》等圣人所传之书的功用的。

内藤湖南认为，《论语》的编纂也是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上论》与《下论》所包含的思想，有所不同。《上论》从《学而篇》至《乡党篇》，讲述孔子学问的顺序；孔子的理想人物；然后是孔子的工作，即传授文王之文，周代文化为主旨。《下论》则被认为对礼有了些轻视的意思（《先进篇》），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道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在战国初受到了道家影响所致。最后的《尧曰篇》表示了孔子的道统，即从尧舜到成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内藤湖南以为《下论》的哲学思辨思想与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一致。

诸子百家

儒家的书分为经和传，传中包括了对辞语的逻辑学解释。与儒家类似，诸子百家也沿用了这种体裁。如道家的《老子》，与《春秋公羊传》类似，是经与传一并存在的，虽然具体上难以区分。内藤湖南据《汉书.艺文志》认为，《老子》也像儒家那样，有各种“传”存在，但没有流传至今。此外，《墨子》也有《经篇》和《经说篇》，也代表了经传的区别。《韩非子》有《内储说》，其中有“右经”一语，也似乎表示了经传分离的情况。至于晚出的杂家《吕氏春秋》，以怎样的部分作为“经”则不太清楚。内藤湖南认为《吕氏春秋》是以天子的《月令》这种治理天下之法作为“经”的部分。总之，诸子百家都推行了作为自己的学问根本的“经”，同时还发展出了解释性的作品，即“传”。

由于儒家把记载尧舜以来事迹的《六经》作为经书，也因而发展出了“道统”的观念。《论语.尧曰篇》就表现了这种道统。《孟子》的结尾也认为尧舜至汤五百余岁，汤至文王五百余岁，文王至孔子又是五百余岁，然后传到他这里。《荀子》也是以《尧问篇》结尾，表明荀子未必就逊于孔子。这种书写形式开了在书末载序言表达立场的先河，对儒家来说这是作为对道统的一种表彰。之后的《吕氏春秋》也在《十二纪》的最后有《序意》，司马迁有《太史公自序》，表示承受道统之任。以后到六朝时期，著书者都有在末尾附“序”的习惯。

六艺外传

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种虽编入《六艺》，但无法判别其为《六艺》本文，还是传记的书籍。这在《尚书》来说有《周书》，即《逸周书》。《艺文志》称其为周之史记，颜师古认为这是孔子所撰《尚书》百篇之余。此书在体例上与《尚书》相似，公羊学者魏源作《书古微》时取其中《祭公解》《芮良夫解》二篇补《尚书》。内藤湖南认为《逸周书》是将残存到秦汉之间的周代简策、金文等予以汇集，并加入当时儒家的杂说，宛如《礼记》之于《礼》一样。司马迁撰写周代内容时，在《尚书》不足处，以此书补足。再就《诗》而言，残存至今的有《韩诗外传》，是解释三家诗中《韩诗》的一家之言。《礼》则有《司马法》，但不能确认今本是否与旧本一致。列入《春秋》部的重要书籍较多，如《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世本》原文佚失，今本是从古书中辑佚而成的。《国语》自古以来便是作为《春秋》的外传存在的，但上起周穆王，远早于《春秋》，下限则与《春秋》相合。就《国语》而言，其编纂也被认为是有特别的主旨。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里有“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的说法。“儒者断其义”指的是《春秋》，内藤湖南认为“驰说者骋其辞”当指《国语》。此外同一序赞里还有“《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等语。就书的内容而言，《国语》有和《春秋》相左之处，如将楚、吴、越等国的故事也以“语”进行记述。最详细的是《晋语》，却几乎看不到关于秦的记载。湖南据此认为《国语》是战国三晋人所记述的内容，在记入帛书之前主要是口头相传，其编纂方式与日本的《大镜》《荣华物语》相似。

与《国语》相似，较晚出的有《战国策》，其中附录有刘向在校订时撰写的解题文章。《战国策》又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短长”大抵与“纵横”一语相近，“国事”“事语”等说法似乎是表明《战国策》是在各国间流传的一种故事。《战国策》篇幅较长，应该是在帛书等允许长篇记事的媒介出现后才成书的。“修书”“长书”可能就是反映的这点。此书主要记载的是游说故事，因此不注重年月的记载。司马迁记载春秋年月依据的是《春秋》，而战国年月依据的则是《秦记》。

同一时期的书还有《世本》。《世本》是记录长编系图的鼻祖。内藤湖南认为，在春秋以后出现了名家绝世的情况，为了夸耀门第，而编纂了《世本》。《世本》是司马迁《三代世表》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不见于《艺文志》，是西晋武帝时挖掘出来的汲冢书之一。同类型的还有《艺文志》中的《太古以来年纪》，今不存。今本《竹书纪年》是伪书，但如果真本《竹书纪年》可信的话，那么在战国末以“纪年”为基础的历史编纂方式已经产生。从史学史上来看，则是将纪年与事实统一之史学体例诞生的时代标志。其中的事实与《山海经》《楚辞.天问》等有相通之处，应该是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