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邦新造》最后两章内容梳理

正好昨天N师在课上提到，前当代的比较宪法基本是一种比较政体（/政治）学。我想，从这个角度来看，最适合做比较宪法的就不是宪法学者，而是政治学学者。海裔老师就是以政治学背景进入法学圈的，而这本书也算得上是一本符合上述定义的“老派”比较宪法/宪法史著作。但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的部分其实是不那么宪法的部分，即本书第三章对于梁启超几篇文章的处理，基本属于思想史方法的应用。其实《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以及梁启超在别处对于卢梭的分析，自己刚读过不久，除了觉得梁启超对于西学一知半解之外，根本挖掘不出什么别的东西。但海裔老师把德国宪法的理论（伯伦知理的学说背景），与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里怀疑中国人建立议会政治之能力的说法串联起来，可以说充分发掘出了这些材料的思想史潜力。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对于材料的解读才能从思想层面跨到思想史层面啊……

说到思想史，又让我想到了老生常谈的引战问题：史学学者如何看待社会科学学者做的历史研究？上学期的晚清思想史某节课上，老师说，“法学院搞宪法的很多学者都是瞎搞，比如有人说《临时约法》也是宪法。《临时约法》怎么能算是宪法呢？”当时听了就觉得很有意思，特别想问他怎么看待宪法学者把《逊位诏书》也算成是宪法文件呢？在本书中，海裔老师对下述问题做了明确的回避处理：袁世凯和张勋复辟时都宣称建立的是君主立宪政体，这到底是真话还是假话？史学学者会不会特别关心这一问题？对于书中其他地方处理材料的方式会不会也很不满意呢？

昨天在学院一楼书店看到第二版的后记里作者说增补了几万字的内容，可惜借书的时候图书馆只有第一版，现在已经看完了，也就只能如此了。时间有限，只做了最后两章的笔记：

第五章 首届国会的解散与总统集权的诞生

在较为主流性的论述中，1914年袁世凯驱逐议会中的国民党籍议院，解散国会，这往往被视为其复辟的先声，更极端的说法则是袁世凯，在1912年清帝逊位之后袁就有复辟的想法。但这无法解释袁为什么还要在1913年立宪过程中与国民党籍议员进行复杂的交涉。作者认为袁世凯1914年的宪制改革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过渡式威权政体，但其最终的效果有限。

解散国会的过程：天坛宪草最终建立了一个极度议会中心制的政体。1913年11月，袁以参与叛乱（二次革命）为由取消了议会中国民党籍议员（438人）资格，导致议会实质瘫痪。议会因此向国务院提出质询，12月国务院则回应，议院不达法定人数，自然不能以议会身份提出质询案，并宣称当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1913年10月袁已经下令另外组织一个辅政机构中央政治会议，14年1月在该机构建议下袁解散了国会。之后又相继解散了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

当时民国初年的政局脆弱有两个原因：清帝逊位时北洋集团与南方革命派没有达成真正的共识，面对重建中央权威的需求，袁世凯不知如何使用现代的政治手段；其次，军事权力分散，多方的利益冲突没有中立的中央暴力予以裁决，最终往往诉诸于武力冲突。

1914年袁氏约法的内部视角：袁本人对超级总统制给出的正当性论证是怎样的？14年3月在制宪会议开幕致辞中批评《临时约法》：形式上民主正当性不足，内容上对于行政权的限制过大，不符合当时国家建设的需求。袁采纳了有贺提出的主权转移说，在其新约法中写入了逊位优待条件，并对“主权在民”的表述做模糊处理。在礼仪、官制、继承等方面有明显的帝制色彩。

古德诺等人对于1914年约法的评价：古德诺在1914年的两篇论文中认为，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尚不具备实现议会制的条件，1914年宪制避免中国陷入纯粹的军事独裁，缓和了南北矛盾，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值得肯定。古德诺可能带入了美国南北战争的视角，而将袁世凯视为扮演了林肯的角色。但当时中国南北之间基本存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共识。且袁世凯在保皇党和革命派眼中都难以服众，并不是一个能够有效整合各群体的人选。但在当时，不论是梁启超（《开明专制论》）还是孙文（革命三阶段论）实际上都分享了古德诺有关中国尚不具备议会制条件的看法。但是，与孙、梁不同，袁对于中国宪制的未来并没有任何长远的计划。

评估1914年宪制：袁世凯确实部分达到了重建中央权威的目的，尤其是在中央财政方面成果显著。但是，14年宪制无法有效实现不同利益团体的整合：袁对于北洋集团内部的控制只能基于纯粹的利益，手段逐渐捉襟见肘；被他驱逐出去的革命派成员则彻底转变为反对他的力量；利益收到影响地方商人士绅也不存在对他的忠诚。1914年宪制退回到了袁世凯最熟悉的军人-官僚体制，与现代议会政党政治渐行渐远。（作者的潜在结论：不要妖魔化袁世凯，他为政治整合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这种努力背后有当时民国国家建设的客观需求。但也不要神化袁世凯，他无意也可能无法实现民国政治的现代转型，他塑造出的仍然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军人政府。）

第六章：渐行渐远的君主立宪制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在共和革命后重新出现帝制并不少见，但中国1915年和1917年的两次复辟都身背骂名。在主流叙事中，两次复辟都是向专制皇权的倒退，并最终因为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而失败。作者则认为，首先，两次复辟都宣称建立君主立宪而不是专制，第二，有关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两次复辟的性质：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明确表示改共和政体为君主立宪。作者认为，从袁当时与德国的密切关系，以及拥戴袁称帝的文案中的表述（将主权归于皇帝）来看，袁所指的是德日式的君主立宪。1917年张勋复辟所指的是英国式的还是德日式的君主立宪不甚清楚。当时康有为力劝张勋采用英国式，且自己不要立刻出面主持政务，同时康拟定了诸多法律草案，但与张勋的诉求完全不匹配。

实现君主立宪的条件：袁世凯与张勋在复辟时的宣示是否可信？作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必然陷入到对两人心理的争论，没有意义。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讨论在当时的条件下（共和革命已经发生），君主立宪怎样才是可能的？作者介绍了白哲特和黑格尔对于君主立宪优势的理论。作者认为君主立宪相比于共和制而言，可移植性较低，更多地取决于各个民族历史的独特条件，并进一步总结了各欧洲国家君主立宪制形成的过程。作者提出了四哥有利于君主立宪成功的条件：1、事先存在君主；2.存在尊崇君主的风尚；3.存在有利于保存保存君主制度的政治精英联盟；4.存在有利于君主制的军事结构。

当时的共和观念是否深入人心：作者区分了几个小问题：1. 何谓共和观念：当事人对于共和持有一种机械的观念，认为共和就是非君主，但实际上袁世凯在1914年宪制中的权力远超过了某些君主；2. 共和观念入了那些人的心：大量的底层民众对于共和并没有任何的了解和认同感；3. 即便是在高层政治人士中，也存在大量的北洋势力骑墙派，以及怀念前朝的遗老与保皇派，以及对民国表现极度失望的知识分子。他们很难说对于共和有强烈的认同。作者认为复辟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于，当时的许多人并不反感帝制复辟，但不支持袁世凯称帝。作者举了康梁的例子：作为立宪派的康有为在袁世凯称帝后连发《讨袁世凯檄1916.1》《劝袁世凯退位书1916.3》控诉袁世凯不忠于前朝，又无功于国家，德不配位。梁启超则在《异载所谓国体问题》中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后，袁的权力可能弱于原先的超级总统制，无法达到重建中央权威的目的。且当时的人的心态已经普遍不能接受帝制。（作者对梁启超的论述有些奇怪，似乎对任公观点的展示无法验证作者的观点，即当事人并不反对帝制，而只是反对袁世凯其人。）

两次复辟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复辟者无法掌握坚实的军事力量。作者认为，北洋集团本身就是一个依靠利益关系结合的松散群体，其稳定性远远不及后来有完备政治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支撑的列宁式政党。辛亥革命加剧了北洋集团内部的不稳定性。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将北洋集团的将领分派到地方，这导致他自己可以控制的兵力被严重稀释，将领在地方坐大逐渐不受控制（湖北王占元与东北张作霖，以及冯国璋在江苏的例子）。袁世凯采用的对调将领，安插眼线，以亲属为质等方法不仅无效，可能适得其反。袁世凯试图在中央重建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并有意扶持自己的儿子袁克定，从而加剧了袁与段祺瑞的矛盾。在其武装力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袁在称帝过程中，遭到段冯两人的明确反对，其他北洋势力也见风使舵，袁世凯的复辟注定失败。张勋在复辟过程中也遭遇了他人见风使舵的困境。他在下台前的通电中怒斥段祺瑞等人出尔反尔。作者认为相较而言，欧洲成功的复辟具有两个共同特征：人们普遍对共和失去好感，且支持复辟的力量牢固掌握了军事武装。而辛亥后的中国则陷入了无力支持复辟，又无力建设共和的窘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