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是政治书，探究理想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政府的图景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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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应该说，老子所讲的“愚”，孔子也会于心有戚戚然。在《论语·阳货》“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那句话后面，孔子紧接着便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能言善道、神色活泛之辈去“仁”必远：某种意义上，“愚也直”或许更易接近“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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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的六案，指中国历史上的六件大事：焚书坑儒、建文帝失踪、郑和下西洋、王安石变法、盐铁会议、《老子》主题思想。
以上六件大事，作者有不少深入的思考和比较严谨的、能自圆其说的推论。
我是看完《大宋之变》后想再看看其他的说法，找到了本书和其他几本相关的书，读后认为关于王安石变法，本书《大宋之变》更深刻更中立，《大宋之变》作者疑似偏袒司马光。相较之下《易中天中国史：王安石变法》和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一般，历史爱好者写的《如果这是宋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不及格。
书中引用的历史资料的广度超过《大宋之变》，感觉历史学功力也超过后者。
一个小缺陷是语言是半文言，读起来有点晦涩。
微信读书排版有问题，有的括号被删除了，大部分的注释丢失了。
书中重要思想：
1：焚书坑儒最严重的后果是毁掉了秦以前的历史书；
2：建文帝失踪，明朝皇帝们一直到万历朝，才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说法，说建文帝是“出亡也以逊国”；
3：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帝个人的想法，西方的大航海则是利益驱动；唐、宋、元三代，中国与西洋间海上交通业已畅然无碍；
4：王安石志大才疏、食古不化、盲目复古；搞一言堂、唯我独尊；新法本来有不少可取之处，但是王安石把事情搞砸了；
5：盐铁会议终极是非不在盐铁，而在国家社会走何道路：“霸道” or “王道”。前者是嬴秦法家所走的路，后者则为法家之外诸家表述或侧重不同但却一致推崇的路；
6：《老子》是政治书，是中国最早的立足历史经验讨论和探究理想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政府图景与模式的归于个人名下的著作。
总体评价4.5星，非常好。
以下是书中一些内容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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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与挟书律
就此而言，今人对焚书和坑儒的认知有些轻重失宜，聚焦点往往在后者，说起始皇活埋多少书生，不难言以概，若问焚书造成什么后果，十之八九懵然无以对。秦火与秦坑，中国被祸究竟孰重？兹不妨明言，绝然前者。此乃这场劫难特色所在，毁夷最为惨重的是无生命的简牍以及无形的精神。
焚书令共涉四大方面。一曰烧书，一曰禁书，一曰禁言，一曰禁学。
我们知道孔子曾经“适周”，“观书周室”，亲眼目睹很多证据。孔子所观，后世都不见了，流传于今的书，没有比六经更古的，此前俱“亡”。这个“亡”，十之八九恐怕拜始皇所赐。
“书同文”摒古文于前，“焚书令”灭古籍在后。秦双管齐下，一手制造了日后今古文大讼案。
焚书后果之严重，后来有个最直观的证据，即晋武帝司马炎时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当时发现了战国魏襄王墓，掘出一批竹简，涉及七十五篇文章，约十余万字。其中最重要的为一种纪年史书，共十三篇。
失踪的皇帝
帝王命案成疑的例子，史上颇有。以个人论，宋太宗手上便攥着两起，即宋太祖“烛影斧声”案和南唐后主“鸩死”案。以朝代论，有清顺雍同光，四帝之死各有流言。然论死既成疑，且完全“不知所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失联于史、无着无落，似乎仅朱允炆一例。
盖彼之上位，纯属篡夺，这也是为何甫入金陵，要匆匆“出帝后尸于火中”、宣布建文已死之故。倘建文未死，抑或并非死于自焚这类方式，燕王登基皆毫无合法性，而难辞篡位弑主罪名。古代政治伦理对此抠得极严。
一言以蔽之：朱允炆具体下落虽不可知，但其必未死于那场宫火；或者说朱棣遣中使出于火中并葬之的尸体，必非建文。
抹去建文年号，使其并入洪武，将实际三十一年的洪武朝，生生杜撰为三十五年，是谓“革除”。明史由此得一专有名词，后来明朝作者笔下每现“革除年间”字样，指的便是建文统治期。
杨天民奏疏中有几句话，大概最能打动万历：成祖之嗣服也以戡乱，建文之出亡也以逊国。其名正，其言顺。何嫌何疑而假掩饰，以起后世纷纭之议？一个“逊国说”，脱成祖于得位不正之窘，从“篡逆”一跃而“名正”“言顺”，神宗夫复“何嫌”“何疑”？疏入，迅即得旨：恢复建文年号。
下西洋
南方汪洋无涯，貌似无路，其实殊不然，唐末以来已成中国亡命者首选。整个古代史，华人大举避难南洋共历三次浪潮，第一次由黄巢作乱导致，第二次便是崖山海战后宋为元亡，第三次为17世纪中叶明遗民之播迁。
下西洋决策发乎成祖一念之间，也只因他个人权力安全焦虑而生。设若明室未遭“靖难”之变，抑或朱棣上位是合法继承、水到渠成而来，史上将无下西洋之举盖属明了、彰彰至著。进而言之，舍成祖个人缘故，下西洋找不到任何来自中国自身文化、经济、社会理由的支撑。
亦即按当时概念，中国以东海面称“东洋”，以南海面亦即从南海起，包括东南亚、孟加拉湾、阿拉伯海、红海至非洲东岸，皆为“西洋”。如今，这片洋面中东南亚部分称“南洋”，起初无此称，是“后来在‘东洋’、‘西洋’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南洋’的概念”。
郑和下西洋，乃十五世纪上半叶事。而这之前唐、宋、元三代，中国与西洋间海上交通业已畅然无碍如上述。每个打算谈论郑和下西洋的人，对此都不可不知、不能不谈。
哥、达、麦既履以往隔绝未通之地，于是能得“新”物种；郑和舰队则不幸于数百或上千年间舟楫往来之地穿梭，故仅带回“麒麟”长颈鹿、乳香、胡椒之类，俱系过往已知之物。
王安石变法
总之，关于王安石变法，南宋以迄清末八百年间颇有公论，晚近一百年来看法几至云泥，诚可谓宋史公案。
船山强调“首以大言震神宗”，自有其潜指。想神宗皇帝虽贵为天子、四海之尊，然忽遇一人开门见山鄙夷唐太宗、卑视魏征诸葛亮，如此惊人之语，只怕也是平生未闻。神宗慕才思能且正待有所作为，然年少登基，与王安石见面时甫尔弱冠，辨人识度经验严重不足，易被夸夸之谈打动。
宋之君主，予民“解散”“休息”的意识较为特出，对于己欲则较知抑遏。上下三百年，除了徽宗，没有第二个为饱私欲大扰天下之主。故此多数时间国库并不富余，且就连有限岁入的一大块，实际上也耗于百姓安福——这就是募兵制。
虽婉转其辞，意思实即志大才疏四个字。比志大才疏更要不得的是食古不化、本本主义、盲目复古，评法批儒以“革新”赞王安石变法，极为南辕北辙。变法脱离实际、不切当世，方案措施基本抄袭周代，非但无关创新，实则多为复古。质言之，王安石变法与王莽改制大致是同样路数。
王安石变法非无善因，如青苗法、募役法，甚至保甲法规划得当、以为募兵制一种补充，也可能含正面作用。然而，王安石摒弃协商、群言堂，渴慕“能令政必行”的商鞅式独断，以将反对者清除干净为成败关键——这才是变法真正可悲的一面。
笔者披阅史料之深刻印象是，人们反弹最烈者不在变法何其非，而在废公议。首位疏攻者吕诲已提出“塞同列、沮公论”的不满。
“颁之学官”，即将王安石个人著作公布和规定为国家法定教材，“主司纯用以取士”，是规定国家考试惟以王氏之说为题和标准答案。这一切，是自有科举以来破天荒之事。
一言堂、唯我独尊这种模式，王安石未曾用以谋私利，然而欲谋私利之人却太容易加以利用，一旦这种人夤缘以进，分分钟就化出荼毒天下的能量。
盐铁会议
六七十人规模的全国性会议，就国家大政群议切磋数月之久，其方式及过程，听上去不像是古代的事情。尤其那种开诚布公、当面论辩以订国是的做法很堪注目，依稀可见前一世纪初期，“百家争鸣”风范在我国犹未尽泯。
自前133年“马邑之变”至前89年《轮台诏》，共四十四年，武帝以兴兵始，至罢征终，其间种种抑扬顿挫，都无非是一首“钱”字变奏曲。大概呈现为三段曲式：第一段，国家由极富滑往捉襟见肘；第二段，打出聚敛组合拳，力挽困顿而再度财大气粗；第三段，终因挥霍无度、海内虚耗，而力所不支、黯然收场。
告缗令既颁，“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百姓争相把钱用掉花光，不敢积蓄，也无心留作殖产之资。武帝斩获甚丰，“得民财物以亿计”。因告缗被充公的民财从田地、房产到奴婢，天下为之大夺，是西汉社会财富的一次大洗牌。
后来在盐铁会议上，桑弘羊避重就轻，只谈“而便远方之贡”不谈牟利问题时，民意代表们立即指出：“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戳穿了桑氏均输法的本质。
但仅以“儒法斗争”视之，也会模糊一些事实。尽管桑弘羊诋毁孔孟不遗余力，孔孟却并非他唯一敌视对象。准确讲他是“独尊法家”，对以外思想理路，从儒到墨以至黄老，一概排斥。反观贤良、文学亦是，贤良、文学多诵儒经，但他们认可的理念不限于儒家，间或亦采老墨。
总之，盐铁会议终极是非不在盐铁，而在国家社会走何道路。是时，摆在汉朝面前有两条路，古人谓之“霸道”和“王道”。前者是嬴秦法家所走的路，后者则为法家之外诸家表述或侧重不同但却一致推崇的路。
《老子》辨
易言之，古本连续而不相割裂，通行本八十一的分章实出后人所为。由此知阅读《老子》实可以更自由，大胆跳出通行本的制约，以全局而不拘滞的目光，通求其旨义及精神。
楬之益确：《老子》是政治书，是中国最早的立足历史经验讨论和探究理想国家、理想社会、理想政府图景与模式的归于个人名下的著作。
考诸《老子》全文，窃以为“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中“愚”的用法，最近于“无所为若寄寓然”，尤其是当它与“明”相对而提出时。王弼就此句注曰：“明，谓多智巧诈，蔽其朴也。愚，谓无知守真，顺自然也。”
我们甚至应该说，老子所讲的“愚”，孔子也会于心有戚戚然。在《论语·阳货》“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那句话后面，孔子紧接着便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能言善道、神色活泛之辈去“仁”必远：某种意义上，“愚也直”或许更易接近“仁”。
“小国寡民”不可从字面直解，明矣。咀嚼其义，“小”与“寡”明显当作简单、简易、简化、简约、简俭讲，是指政治宜简不宜繁、宜减不宜增、宜省不宜费，愈能删繁就简愈有望达于治。
无政府主义欲以消除政府、发展社会互助，达到人的解放，而老子则只讲“无为而治”，从未说过“无政府而治”，且其“无为”恰是就政权而言。
关于赵匡胤
郭威推翻了一个比较糟糕、喜欢办蠢事的皇帝，而他自己颇为贤达，故从一般正义角度，周之代汉颇顺民心。反观被赵匡胤撵下台的柴宗训，年甫七岁，邪正无从谈起，其父皇柴荣则是五代出名的明君，所以陈桥兵变确有乘人之危、背恩负义、欺凌人家孤儿寡母的意味。
而与“民富”的同时，宋却有“国穷”之窘，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后来神宗任用王安石，搞“变法”，目的就是充裕国库，为中央财政增收。所变之法，正是太祖所定并为后来诸帝所恪守的那些不扰民政策。
南唐悲歌
除开姓名换来变去稍嫌不堪，李昪别的方面都还让人称道。吴国从杨氏立国，到徐氏擅权，再在李昪手里变成南唐，总的看，三家以李家表现好，较不昏戾。
李璟943年登基，殂于961年，在位凡十九年。其间，南唐维持烈祖原态大概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时间，之后便开始不安分、生事。攻楚伐闽，甚至结怨北周、援其叛将，虽然将福建西部收入版图，但“境内虚耗”“国势遂弱”，而李昪谨慎治国留下的家业，则挥霍殆尽。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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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139个书单1229篇书评的索引（截至2020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