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平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日本变了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对外经贸摩擦日益高涨，进而引发剧烈的政治摩擦、社会摩擦乃至文化摩擦，不少西方人士对日本大加挞伐。1989年8月7日，在美国《商业周刊》出版的“反思日本”特集中，卡瑞尔·范·沃尔夫伦（Karel van Wolferen）、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等四人被正式冠以“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的名号。四人中，约翰逊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和国际问题学者，其余三人在职业生涯后期虽纷纷步入学界、登临讲坛，但彼时却身份各异，范·沃尔夫伦是荷兰《新鹿特丹商报》的驻日记者，法洛斯长期为《大西洋月刊》等刊供稿，普雷斯托维茨曾在里根政府时期担任美国商务部的顾问。主流学界对于约翰逊之外的三人虽偶有提及，但大多采取井河不犯、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范·沃尔夫伦于1989年所著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eople and Politics in a Stateless Nation）一书却成为各界瞩目的话题之作，风光一时无二。该书出版之后，《外交事务》《国际事务》《国家利益》《历史学家》《威尔逊季刊》等诸多欧美期刊均在第一时间刊登了书评，日本国内的评介更是不计其数。维基百科甚至单列有该书的词条，亦可见一斑。三十年后的今天，该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姗姗来迟，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 “待解的密码”与“皇帝的新装” 在中译版前言中，范·沃尔夫伦开宗明义，透露从一开始就希望将此书写成一部“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百科全书”。吊诡的是，在三十年前的日译版序言中，他也曾白纸黑字地强调，自己想写的仅仅是剖析“日本权力行使方法之书”，绝非“政治社会百科全书”，读者之所以有后者的错觉，大概是由于书中的观察记述太过细致全面。显然，时过境迁，作者也不再抗拒这一借喻，反而欣然接受。无论从篇幅还是从内容而言，该书确实颇让人有百科全书之感。英文原著接近六百页，中译本逾七百页，而日译本甚至不得不分拆成上下两册，合计超过八百页。全书对于日本权力构造的剖析巨细靡遗、极尽铺陈，涉及政府、政党、国会、财界、司法、教育、工农、中产阶级乃至黑帮、媒体、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近乎包罗万象，亦不乏洞见。 该书的英文版于1989年4月上市。甫一面世，就在日本国内遭受诸多批评和质疑。为此，在1990年9月出版的日译版中，近十页的日译版序言犹如一份辩护词。鉴于这一序言并未被纳入中译本，其中的不少自我辩白颇值得转述。范·沃尔夫伦认为，其作品饱受批判的原因无非有三。其一，世界上没有一个政治体制愿意被置于解剖台上，日本尤甚。其二，日本手握大权的官僚极力否认他们行使权力的事实及其在日本的重要性，因此作者的无情揭示恐使其原形毕露。其三，在日常生活中，普通日本人对于与权力行使相关的“表象”（建前）与“实质”（本音）已混为一谈、真假莫分，而他无非是聚焦“实质”、道出本源而已。范·沃尔夫伦强调，在对政治事务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时，避免做出价值判断“不过是一种幻想”，个人对特定问题的关注未必就是“偏见”（第36页）。在他看来，主观的“批判”与客观的“分析”截然不同，自己的本意实为后者，之所以遭受种种非议，盖因被误解为前者且被贴上了“反日”的标签，同时也由于他将日本的诸多“非正式联系”大曝于天下，不免遭到有权者的记恨。 由是观之，范·沃尔夫伦似乎把自己的作品视为一声“铁屋中的呐喊”。他反复强调，日本社会缺乏普遍价值，特别是战后日本缺乏思想，即便是严肃的日本评论家在面对日本文化意识形态时也“很难保持思想上的警惕性”（第401页）。在他看来，个别日本知识分子或许与他不乏同感，但大部分日本知识精英都浸淫在“系统”中甚久，丧失了对问题的敏感和对改革的动力，更遑论普通民众。因此，不得不由他作为一个外来人，为日本社会揭穿众人心知肚明却视而不见的“皇帝的新装”。在这个意义上，范·沃尔夫伦或许自认是一个“知日派”（Japanologist），但并不想做一个“拥日派”（Japanapologist）。 “系统”究竟为何物？ 中译本与日译本的标题相仿，在“权力”之前都添加了英文原版所没有的“结构”一词，点出了全书的要旨。英文标题中的Enigma一词既有谜团之意，也可指代密码。作者自赋的使命显然在于解开这一密码，将其机要公布于众。 为此，范·沃尔夫伦创造了一个颇为模糊的概念——“系统”（the System），并强调其与政府有所不同。至于“系统”究竟为何物，在这一皇皇巨著中，答案似乎无处不在，但又从未有所明指。在日译本序言中，范·沃尔夫伦倒是寥寥数语道出了全书的精义。他指出，日本权力结构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权力拥有者内部各种集团之间存在着种种“非正式联系”与“非正式交易”。官僚、经济团体和企业集团的经营者构成了权力拥有者的主要组成部分（日译本序言第24页）。这种政治经济模式“在根本上是失控的”，整个“系统”“没有舵手”（第602页）。 进而言之，本书最核心的观点在于以下三个方面。如果将“系统”视为一个机器，三者分别指向“系统”的工作状态、核心部件与运转动力。 首先，范·沃尔夫伦一再重申，日本“根本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中心”，没有谁具有广泛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日本的权力“分散在若干半独立、半相互依赖的实体当中”，但缺乏一个有权对其他实体发号施令的实体，各个团体“不受管制”，缺乏权力中枢（第64-65页）。这是原著副标题中Stateless一词的本意，但无论是日译本还是中译本都省略了这一副标题（同样耐人寻味的是，除了标题，英文原著在书的正文中似乎从此再没有出现过这一单词）。 其次，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管理者”才是掌权者和“统治阶级”。官僚的作用和影响力远大于政治家。作者认为，是官僚而非自民党对日本国内各个政策领域的讨论实施了监督，而这些讨论的大部分又源于外部环境对日本施加的压力。不仅如此，官僚还代替议员制定政策、提出法律议案（第49页）。从十九世纪末开始，“特定的官僚权力和政治权力整合”，最终形成了这个“系统”（第512页）。与之相类似，企业和企业协会也是系统的“牢固核心”和“整合在政体中的根本不可缺少的器官”（第549页）。 为了突出这一发现，作者提出了不少惊人之论。例如，在他眼中，执政的自民党“并不是真正的政党，实际上它也不进行统治”（第39页）。这是因为，自民党缺乏“基层党组织”，既无“规范领导更替的普遍机制”，也没有“明确的政治原则”，“在西方所能接受的概念中，它根本不能被称为一个政党”（第45页）。 再次，日本的经济进程全面受控于政治权力，在利益至上的理念下，日本政治结构内的经济意识形态是高度政治化的，且从战前到战后一以贯之。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本书的对立面，“日本株式会社”（Japan Inc.）之说虽然失去了高度集权、科层分明的形象，但在发展导向、唯利是图的特征上却无变化。范·沃尔夫伦强调，企业的强大影响力和不加约束的产业扩张，“才是日本在国际关系中的根本要素”（第549页）。因此，表明上看，对于当时已处于白热化状态的日本对外贸易摩擦，作者在书中只是旁敲侧击地零星提及，但事实上其对“系统”的分析、对日本政商关系的阐释却直指这一摩擦的肇因。范·沃尔夫伦指出，“日本的系统一直奉行结构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就为日本制造商和银行屏蔽了竞争，而系统中的公司却是靠着这种竞争打败了西方公司”。这个因素“似乎确证了日本和世界贸易之间的不平衡会永远存在”（第592页）。 或许是为了吸引读者从头至尾读完这部数百页的大作，范·沃尔夫伦并不打算将日本权力结构的谜底一下子揭开。因此，尽管我们能够依稀辨别出上述的主要论断，但全书的核心观点却闪烁其中，部分地方甚至有前后矛盾和循环论证之感。例如，作者既强调日本缺乏权力中心，又宣称“日本有一个清晰可辨的统治阶级”，这一统治阶级的生存依赖于系统的生存，“它的最高的统一目标就是为系统服务”（第165页）。一方面，“整个系统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是格外政治化的”，“日本生活中这种无所不在的政治披上了‘文化’的伪装”（第462页）。另一方面，日本似乎又与别国并无不同，因为作者强调，日本的政治实践的核心在于“强权即真理”，权力不受观念和思想力量的制约（第360-361页）。又如，作者认为，“官僚威权主义”的标签最能贴切地描述日本的政治实体，但为了与核心观点保持一致，又紧接着提出，这种专制和权威的力量“似乎来自所有地方，也似乎一直来自社会本身”（第402页）。当“系统”成为一个无所不在但又无影无形的存在时，这种矛盾和悖论也就可想而知了。 “日本异质论”的高峰之作 如果说前述“对日修正主义四人帮”尚带有强烈的情感好恶，那么“日本异质论”的称号则相对中性，尽管两者的原点和归宿均在于日本的差异性、特殊性乃至唯一性。 在该书中也不难看出“日本异质论者”之间的彼此赏识和隔空互动。范·沃尔夫伦不仅多次引用约翰逊的作品，在致谢中一再表达感激之情，而且还援引了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透露的内部消息，后者彼时仍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参与对日贸易谈判。事实上，范·沃尔夫伦对于日本政商关系和官僚体制的分析，在事例和经验上虽不乏个人特色，但在学理上则基本未超出约翰逊的既有阐述，在其字里行间能够清晰地辨别出《通产省与日本的奇迹》等专著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影子。无独有偶，1995年，查莫斯·约翰逊将其之前的部分论文集结成册，冠以《谁统治日本？》（Japan: Who Governs？）之名。两个标题可谓异曲同工。 “对日修正主义”和“日本异质论”往往又与另一个概念——“日本人论”纠缠在一起。用著名日本人类学家威廉·凯利（William W. Kelly）的话来说，詹姆斯·法洛斯与石原慎太郎并无本质不同，因为“日本人论”虽然往往以某种“西方主义”的面貌呈现，但本质还是“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都兼具“焦虑与傲慢”。但在本书中，范·沃尔夫伦似乎对“日本人论”颇不以为然。他指出，那些打着“日本人论”标签的种种理论都在重复同一个主题——“日本与西方在思维和行为上的不同”（第390页）。“日本人论大量渗入外国作者的论断当中，这也很让人惊奇”（第392页）。从其行文来看，似乎只有赞赏日本独特性的作品才能被归于“日本人论”，自己既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无意跻身这些“外国作者”之列。问题在于，既然是“权力结构之谜”，其秘而不宣之道必有与众不同的奥妙。作者强调，尽管表面上看，日本的制度和习惯在其他国家都能找出相似的对应物，但“程度上的差异以及不同要素组合差异，累积起来就成了本质上的不同”（第23页）。于是，日本的“异乎寻常”之处仿佛成为莫比乌斯环的搭袢，将“礼赞日本”与“指摘日本”无缝地对接起来。 日本特有的出版机制和阅读文化是“日本人论”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日本人论”的讨论中，严肃学术著作与通俗流行读本并存，学科的界限相对模糊，门槛也非高不可攀。为此，涉足和置哙这一争论的作者群体异常庞大和多元。不少作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其著书立说主要基于自身的“日本经验”与“日本认知”，因此也被称为“大众社会学家”或“大众人类学家”。这一标签用在范·沃尔夫伦等人身上也颇为合适。 《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的长篇累牍和枝蔓芜杂，恰恰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了“日本异质论者”的优势和长处。他们大多拥有在日本长期生活工作的经历，相比象牙塔中的一般学者，积累了更多的现场观察、切身体验乃至内情秘闻。对于一个注重“人脉”的社会而言，这些特质是深入肌理、一探究竟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日本异质论者”的观点始终不乏听众，也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声音。日本历史学家安德鲁·巴沙（Andrew E. Barshay）则把该书归入“历史新闻学作品”，亦非贬低之词。作为一部优秀的新闻作品，该书充满了历史的细节和基于个人见闻的思考与辨析，确实颇具民族志的味道。这方面，范·沃尔夫伦既不缺乏罗伯特·吉兰（Robert Guillain）、理查德·哈罗兰（Richard Halloran）等前辈，也有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等出色的后来者。 日本变了吗？——跨越平成后的“重返现场” 在内阁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亮出“平成”年号三个月后，《日本权力结构之谜》的英文原著一夜成名，在平成落下帷幕之际，该书的中译本也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两者之间恰好隔了平成三十年。无论是对于出版社和接手翻译的译者而言，还是对于所费不菲的普通读者来说，或许所有人都会有一个疑问：三十年后重读该书的意义何在？ 在原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想为自己的断言留下一条退路。他指出，全书试图证明的是，“系统的特性最终是由政治关系决定的”，而“只要是政治的东西，从长远来看就不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一言以蔽之，“系统”能够改变（第632页）。尽管如此，作者再一次欲抑先扬，一方面表示“无意贬低日本人民取得的令人敬佩的成就”，另一方面又“必须得出结论说：日本的总体前景非常暗淡，充满危险”（第600页）。该书上市热销伊始，日本的经济泡沫应声破裂，走入了“失去二十年”的泥潭。其间出现的种种乱象，似乎使范·沃尔夫伦的论断得到颇多印证。此次中译本增加了第十七章“写给2020年中文本读者”，在近二十页的篇幅中，范·沃尔夫伦简要回顾了平成三十年的历程，但并不承认自己当初有何判断偏差或认知失误。在他看来，今天的日本与三十年前“非常相似”“没有改变根本原则”（中译版前言第3页）。 用后三十年的事例去印证该书的论断，似乎既不公平，也有“时空错置”之嫌。例如，1987年旅美的利根川进刚刚成为首位日本籍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作者以此为例，批评日本学术体系僵化、缺乏创造性思维。谁曾想，在之后的三十年中，又有十七位日本学者接连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日本的教育和科研体制似乎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原本，三十年后预言是否应验或许已非作者所虑，但现在随着中译本的问世，这一验证自然而然又摆在中国读者面前。这或许也是我们判断这一巨著存世价值的一个重要指标。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注重“重返现场”。由于译介的时滞，中国读者得以通过阅读体验和对比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这种“时空穿越”，用当下和第三方的视角去回眸、用今天的现状去回问文本成立时的状态。对于日本研究的作品而言，这本不算一个巨大的挑战。盖因战后日本社会寒暑易节相对稳定，使不少三五十年前的描述读起来犹如近闻，傅高义的《新中产阶级》、西奥多·C. 贝斯特的《邻里东京》等均是明证。反过来，这种“回眸”或“回问”使那些强调巨大变革的寓言式作品面临着相当的风险。 除了查莫斯·约翰逊，“日本异质论者”或“对日修正主义者”尽管创造了无数夺人眼球也脍炙人口的“关键词”，但通常无意提出系统的分析框架或理论阐释，范·沃尔夫伦的该书可视为其中难得的反例。但正如大部分评论所言，范氏的论断尽管鲜明有力，但不免以简释繁、言过其实。一方面，作者所言固然并非信口开河，中译本的注解就超过四十页。作为一名出身荷兰的新闻记者，与其他几位“日本异质论”的代表相比，似乎也少了一些切身利益的牵连，更具中立立场（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曾在1990年秋季号的《外交事务》上发表一篇题为《回首日本问题》的檄文，不但对本书有着高度凝练的概括，而且对日美贸易摩擦表现得“比美国人更美国人”）。在不少议题上，作者频频将日本与欧洲等国比较，也使相关的论证显得更为执中。但同时，“好为惊人之语”仍是该书的双刃剑，部分过于偏激的断语固然避免了老生常谈，但终难服众。全文的核心观点自不必再赘述，文末所谓“废除东京大学”等“药方”亦可见一斑。这些“病理诊断”和“速效药方”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免有“言所不用其极”之感。同样，在新添置的一章中，强调日本“忽略华盛顿”的政策“几乎可以肯定成功”、日俄可以迅疾解决“北方四岛”问题等判断，很难不让人怀疑其悬壶济世、问诊把脉的能力。 在1990年的一篇长篇书评中，添谷芳秀曾批评道，《日本权力结构之谜》恰恰与试图展现的“相对主义”背道而驰，正是由于过于强调“西方”的正常、正统和正典，才一味看到日本的异常、异质和异端。因此，在行文中不免结论先行、六经注我。何为正、何为异？相比三十年前的欧美读者和日本读者，今天的中国读者或许会有新的疑问和新的认知。日本权力的“奥妙”真的是其独有的吗？如果日本没有变，那是美国和世界变了吗？不然为何同样的日本不再被视为离经叛道，为何日美关系不再那般剑拔弩张？ 一点关于翻译的余论 译者在“译者后记”中坦言，日文专有名词的转译是面临的最大挑战。全书的翻译颇为简洁晓畅，考虑到其鸿篇巨制更属不易，但若干细节仍不乏推敲的空间。一些日文特有的表述宜采取中文中已大致约定俗成的用法。以下的一些例子，括号中的翻译或许更为妥帖。首先是机构、职位的翻译，例如自民党的“主席”（党首）、内阁秘书长（内阁官房副长官）、首相办公室总干事（总理府总务长官）、自民党执行委员会主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省秘书长（大臣官房长）、教育部（文部省）、通产省的副相（审议官）、干事（课长）和总干事（局长）、自卫厅总干事（防卫厅长官）、国会部门主席（政调会部会长）、国会委员会执行委员（国会委员会理事）、文部省文化事业总干事（文部省文化厅长官）、法院“主任”（所长）、日本基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索非亚大学（上智大学）、全日农协联盟（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京都大学等政府学校（国立大学）等。 其次是特定概念和表述的翻译，例如 “排日风潮”（Japan-bashing，敲打日本）、贸易社（综合商社）、贸易联盟法律（工会法）、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的韩国居民（在日朝鲜人）、韩裔社区成员（在日朝鲜韩国人）、利益集团和黑帮的“老板”（“老大”）、“诸侯”（作为家臣的大名）、年资制度（年功序列制）、里根与中曾根康弘之间的“荣康关系”（“罗康关系”）等。 对于部分表述，或可移用日文汉字，而不必翻译，如国家本质（国体）、“收入翻倍计划”（“收入倍增计划”）、“未解决的战后事务”（战后政治总决算）、军人敕论（军人敕谕）、天命任务（神务）、君主路线（皇道）、道德方式（德道）、和辻哲郎的名著《气候与文化》（《风土》）、东京大学法律系（法学部）等。反之，个别表述则宜尽量排除日文汉字的影响，例如公正取引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石炭统制会（煤炭统制会）、《输出入品等临时措施法》（《进出口商品等临时措施法》）等。 此外，“众多殉道者，他们为了捍卫‘道’而献出了生命”（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民不可使知之，而应使其赖于政府之权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涉及中文典籍以及日文著名文献的翻译，或可回溯至原文。